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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思维，其实很简单
设计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Design School）所倡导的设计思维拥有特定的几大步骤，适用于不同的项目和个人。这几大步骤分别是：
•同理心（emphasize）：是指能站在服务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设计产品；
•下定义（define）：界定问题，厘清自身解决问题的实力，以及相应的客观条件；
•设想（ideate）：类似于头脑风暴，针对一个问题，尽可能地想更多的解决方法，以及项目可能涉及到的人，最终简化为一个具体的方案或方法；
•原型设计（prototype）：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花销去做出解决方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去发现新的问题和瓶颈，从而反思产品，进行改善；
•测试（test）：在小范围内将产品投入使用，验证其是否适用于实际场景，以此来决定是否扩大使用。
以上，便是设计思维最基本的原则和步骤。从中可以看出，设计思维讲究洞察人性，通过研究式的观察，来获悉更深入的信息，推动创新方法解决尚未浮出水面的问题。同时，设计思维注重可操作性，预先在场景中试验可行性，并能尽快投入到真实的场景中。如此看来，设计思维兼具解决方案的创新性及实践性，以此促进人与场景的和谐共生。设计思维并不是教人如何设计，与“设计师”的职业也并不相关，而是教授一种创新的思维方法。
正是因为设计思维不同于常规方法——等到问题出现，才考虑要如何解决，同时缺乏弹性反馈机制，因此显得对市场或服务对象的反应较为被动。而设计思维因其创新的模式近年来备受关注，许多公司都尝试用设计思维来精进公司的运营。以宝洁公司为例，成立了一个名为Clay Street的全新设计部门，来更好的集思广益，设计出更符合企业经营目标的产品。近年来宝洁最成功的产品——佳洁士深层洁白牙贴便是运用设计思维的最好体现。在了解市场需求之后，宝洁的创新团队明确界定了问题所在，并从类似产品中找到了灵感，进而展开技术研发，推出了新产品。然而在进入市场后，产品回购率低的问题迫使宝洁迅速展开小型用户体验测试，找出了问题并改进产品，最终获得成功。
设计思维，没那么简单
由此可见，设计思维所向披靡的优越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各大行业也竞相引入这一思维，想从中获得灵感，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优化。那么，设计思维在人力资源领域，又会是怎样的一番风景呢？
常规的人力资源管理以控制为出发点，所衍生出的一整套组织流程和行为规范，往往会成为圈住员工的铁牢笼，并不利于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和活力。而设计思维视野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则将更加注重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从员工的视角来推行人力资源服务而不是从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视角，这无疑将充分改善员工工作体验，尤其在员工与企业场景的相适性方面，会取得一定的成效。在人变得越来越金贵的时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面对这样的变革，而设计思维着重于服务对象的需求，致力于提高服务对象的体验，是与人力资源变革的方向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设计思维越来越被人力资源者关注的原因。
然而，这样的变革，需要面对的实际情况是，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从制定系统的流程、制度、项目，转变为以员工为客户，设计出“最佳客户体验”的工作环境。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工作不再是将一套又一套的标杆制度复制到自己所在的企业，而是要转换自己的视角，设身处地的站在员工的位置上来省视如何推动建立灵活有效的机制。设计思维破除既有的思维模式，这对人力资源管理者提出了挑战：
1.洞察力与共情力。设计思维有别于传统的问题解决方式，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需要深入了解员工心理和思维特征，以及能设身处地站在员工的角度来思考，才有可能打造出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工作环境。正所谓“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在于对人性的洞察，需要多角度细心观察，充分挖掘潜藏在表面以下的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像设计师那样善于打开思维，提升创造力，做到推陈出新，产生多视角的复合解决方案。简而言之，这更像是一个需要左脑和右脑通力工作的过程。
2.执行力。一个真正好的政策，需要在实践中被反复检验。人力资源管理者制定和落实方案的过程都需要与实施部门的通力合作，而这将考验人力资源管理者的执行力，以及实施部门的配合。而通常实际情况是，方案设计过程中实施部门不参与或敷衍了事，在实施的过程中又不积极或推行能力弱，这都将导致设计思维的流产，因此这一方式积极考验人力资源团队的执行力。
3.不确定性。虽然设计思维推崇可重复且可预测的测试，但是这一反复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尤其是设计思维注重对出现的任何问题要能有快速的反应试错机制，这同样需要大量投入资金和人力，而对于最终是否能带来足够的回报，对公司来说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同时当初的设计可能并无法真正达到预期，人员和业务的变化又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机制需要及时做出反馈，即使是在一开始完美运作的制度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针对这一状况，设计思维的操作似乎是需要持续深入运行的，是一场持久战。
4.风险并存。设计思维是一项创新性的思维，挑战既有的常规做事方式。作为他山之石，运用在人力资源领域必然会遭遇磨合之痛；作为创新性的思维，没有谁可以保证万无一失的结果。如何伴随风险，勇敢地去推行设计思维在企业中的运用是摆在人力资源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同时要说服实施者在完全没有合理的解释下冒险采取行动，并非易事。因此，要获得设计思维的成功，就必须有魄力拥抱风险。
5.调整预期。随着设计思维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各行各业，似乎已经成为解决一切经营难题的万能钥匙。不错，设计思维在洞察潜在问题、引领未来潮流、推动创新上有着超于常规的优势。然而当面临经营成本、组织稳定运行、组织精简等问题时，设计思维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此，若要推行设计思维，也需要考虑因地制宜、对症下药。与此同时，运用设计思维来推动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人力资源部门与其他部门的通力合作，并非一朝一夕之举。
更具挑战性的是，如何推动设计思维成为公司运作的思考模式，使得每一位员工在工作日常中都能具备设计思维，能设身处地地将自己的工作与他人联接，从而制定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聚焦设计思维为公司注入了一种更加通力合作与讲究群体性的文化，这意味着，员工之间应该是资源信息共享，且毫无隔阂彼此透明的。这样的文化一开始注定无法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而这种文化的推行也意味着相应的组织结构的重整，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机遇与挑战并存
设计思维的崛起，因应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及复杂性，迫使人们不得不以一种更敏捷的反应方式来面对。而设计思维恰恰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反应机制，它鼓励人们去冒险，以开放的姿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鼓励人们关注服务对象，用同理心来打造服务；鼓励人们打破边界，创新思维推动解决潜在问题。不得不说，设计思维的地位正在逐渐提升，成为越来越多企业转型与变革的核心。在人力资源领域，设计思维所注重的同理心、灵活快速的反应机制将使人力资源管理者为员工提供更加贴近实际工作场景的服务，由此可在提升员工留任率、工作效率及满意度上得到明显的改善。
然而，设计思维若要能在企业中得到适当的运用，尤其是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应用，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容纳才能充分使用设计思维。首先，设计思维对使用者其实有很高的能力要求，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战略眼光，明晰决策在整个公司中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同时也能对员工的心理和思维特征了然于心，因此，有什么样的人来组成这样的设计思维团队，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其次，设计思维的实施运作需要高层的支持，正如上文所分析，设计思维是一种冒险行为，谁都无法保证最终的结果，且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若没有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大抵是寸步难行的；最后，需要速战速决，尽快拿出成果，证明所设计的产品在企业中是有价值的，才能在初期成功之后能将相应的服务推广。
郑永年: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学
越来越多的人为中国的经济走向感到担忧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大量增加投资，但不仅不见经济效果，而且恶化经济环境。大量投资流向了房地产，在抬高房价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迫使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逃离一线城市。民营投资大减。民营企业原来已经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现在出现逆转，民间资本以加速度流出国外。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民间资本流走的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也随之减少。中产阶级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是最近的重大话题。政府鼓励创业，也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来配合，希望通过创业和技术革新来促成经济转型和提升发展质量。不过，诸多政策已经导致了大量的政策寻租行为，甚至公开地套取或者骗取政府基金；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结果。实际上，技术创新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并非通过运动方式所能实现的。
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不过，西方一些人唱衰中国经济，只是看到中国经济的表象，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如果了解中国经济，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好的，至少很少有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的质量也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所能相比的，例如中国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在以往的经济“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外贸中，只有外贸受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在下行，其它两方面的情况不是那么糟糕。国内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供进一步的投资，而社会消费更是在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经济情况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令人担忧的局面？这里的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构架内，在一定的情况下，政治因素甚至会比所有经济因素产生更大的作用。概括地说，今天的经济局面就是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
在当代政治家中，对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邓小平的理解最为深刻。（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他曾经说过，每一个经济问题背后都有政治原因。）意识形态经常给经济政策造成巨大的困局。首先，意识形态，尤其是作为一种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形而上学的，一旦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就很难讲清楚，甚至完全讲不清楚。邓小平足够坦诚，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承认意识形态说不清楚，这里指的是当时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所以，邓小平就把市场视为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工具或者技术手段，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制度在其产生之时本来就不是意识形态，只是后来被意识形态化的。
意识形态很难指导经济政策其次，意识形态很难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从社会学科来说，这很容易理解。社会科学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假设组成，所以哲学家卡尔波普强调，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开放性的，需要以新的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在具体经济政策层面，这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意识形态，而不是削足适履，用意识形态去指导具体政策。经验地说，也不难发现，凡是用意识形态治理经济的，国家就发展不好；凡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经济发展就健全。这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包括西方。西方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形成了阶级，今天的左、右派都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表现在政治上基本上就是左右派之分；两派越来越分化，并反映到了经济政策上，两派不能达成任何共识，互相否决，造成了治理危机。
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走出了意识形态争论的困局。之后的政策非常成功，中国经历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相大发展的阶段，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部分。
但是，现在中国又再次走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方面不仅没有阻止得了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且更以不同方式推动着意识形态的争论。结果又如何呢？前些年中国在争论中国是否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早已经陷入拉美化，那就是左右分野越来越甚，极右和极左并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极左必然会导致极右，极右也必然会导致极左。拉美社会总是在极左民粹主义的统治和极右民粹主义的统治两者之间摇晃，永远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套用李光耀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每一种经济现象背后必有政治原因。
意识形态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不过，需要的是要建立国家主导性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建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对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管理。现在的做法只是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中进行或左或右的选择。在经济领域，官方的意识形态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但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大拖了发展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腿。这些年来，建立了多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和研究院，但到底有几个真正懂得马克思经济学的，更不用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者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后来的西方社会走上了不同的路径，非西方社会又走上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道路。这里，最需要的解释是社会这个变量。马克思大半辈子都在搞社会主义运动，但自己并没有把社会这个因素整合进其理论。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各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政府、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解释好社会这一要素，经济政策也不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书生治国趋势越来越严重意识形态的回归导致了经济政策的虚无化。现在的经济学，大家玩的是概念，书生治国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经济政策最讲究实践性和操作性，但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和政策研究人员也玩起概念来。很少有人真正去了解和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经验到政策。相反，很多人是先有了预设，再去搞调研。这样的调研结果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而只是为预设提供了所需要的证据。而基于这样的预设之上的政策必然只是满足了概念和逻辑上的要求，结果必然失去实践性和操作性。中央政府要统筹全局，做顶层设计非常必要。问题在于，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做顶层设计，很多地方到了县级政府还是做顶层设计。大家都做顶层设计，没有人干实事，这是今天中国很多地方的局面。
在企业层面，意识形态的引入对经济主体即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李嘉诚在大陆减少投资的行为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讨伐。不过，如果熟悉企业界，人们不难发现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资本家和企业家中的普遍行为。这些年来，先是外资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甚至撤离中国；现在轮到中国自己的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为什么意识形态会对企业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些微变化都是被人们用作预测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主要风向标。这是因为，尽管中国的法制和法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建成法治国家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法治国家，法律是资本安全最有效的保障，而在中国，资本最有效的保障便是政治。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意识形态的回归对各级官员的行为也产生了影响，那就是，一些人经常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实际利益之争，用意识形态来掩盖改革的困难甚至失败。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理论上说，国企做大做强并没有错，因为国企数千年来一直是平衡经济力量的有效手段。但当“做强做大”变成意识形态之后，就严重阻碍着国企的改革。今天，国有企业在垄断领域仍然搞垄断，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企业也要搞垄断。盈利的领域，国有企业不想改，这容易理解；不过，在不能盈利甚至亏损的领域，国有企业也不想改。这怎么理解呢？局外人可能不理解，但如果了解情况，就非常容易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都是地方政府的关联企业，尽管对社会整体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但对政府和官员有好处，因为这些企业往往是政府或者官员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领域，意识形态往往是无能者和失败者的有效武器。
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例如，美国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新加坡也有“政治上正确”的意识形态，在一些敏感问题例如种族、宗教等问题，不能进行太多的公共讨论。但意识形态的存在绝对不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不存在了，掩耳盗铃，用意识形态来掩盖；相反，人们不但要正视问题，而且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这样才不至于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出现危机。美国用“政治上正确”来掩盖问题，因此酿成了今天的政治危机，而新加坡不在公共场合讨论敏感问题仅仅是因为经验证明公共讨论不仅帮助不了问题，反而造成问题的恶化；新加坡的精英在内部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不断出台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如果要避免出现重大的危机，不能再以意识形态来掩盖问题了。中国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版的“政治上正确”，而是新加坡版的“实事求是”。况且，邓小平已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政治传统，为什么今天要把它丢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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