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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已经到了8月，今年的新年愿望你达成了多少？想要升值加薪、想要读更多书、想要学一门外语、想要减肥……愿望何其多，成为现实的寥寥。在一项远大目标前发现自己毅力不足难以为继时，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沮丧地觉得自己意志力太薄弱导致自己总是失败。但日本行为科学管理研究所所长、株式会社WILLPM International创始人、美国行为分析学会（ABAI）会员、日本行为分析学会会员石田淳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天生的“loser”，坦然接受人性弱点，也是成功的前提之一。
在《从行动开始：自我管理的科学》一书中，石田淳指出，无法时刻保持理性的态度行事是人性使然。我们希望保持“一切皆有可能”的积极思考，但有些时候这只是在勉强自己，因为"任何事都是积极状态更好’这一前提缺乏根据，另外目标本身太不现实，缺乏具体性，会影响后续的行动”。
我们发现自己做事会半途而废——想着要定期去健身房却总是在家里“葛优躺”、下个月要提交一篇报告但一直在拖延——是因为“与很久之后不确定的结果相比，能够立即得到的结果对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和定期去健身房让自己拥有更强健的体魄相比，躺在沙发上放空自己能够立时获得满足感、和费劲脑力写出报告相比刷刷微博太过轻松愉快，让我们倾向于为了当下的愉悦感而放弃更重要的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的性格或意志注定了你会失败。“能够导出结果的只有‘行动’。不管你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如果没有行动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反之，就算意志薄弱，但如果采取行动的话一样能够收获成功，”石田淳在书中写道，“当你一个一个地完成计划时，就会发现自己获得的也越来越多。本书的目的不是让你变成意志坚强的人，而是让你变成能够取得成就的人，成为能够用行动来控制意志的人。”
“行动科学管理术”是这本书的核心。该理论由美国研究者提出，其原理来自“行动分析学”。行动分析学由美国心理学家伯尔赫斯·佛雷德里克·斯金纳提出，其核心观点是，一切结果都是行动的积累，好的结果是好的行动不断重复带来的，而不断重复坏的行动只能带来坏的结果。根据“行动科学管理术”的观点，结果和行动都是明确可见且可以被衡量的，所以意志、性格、态度等含糊不清的因素都应该被排除在外。
“行动科学管理术”用“ABC模型”的概念来解释人的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A （Antecedent）：前提条件
B（Behavior）：行动
C（Consequence）：结果
前提条件指的是引发行动的环境，比如你发现自己最近胖了（所以想要去健身房）、经理要求你写一份报告（所以你要赶在下个月的deadline之前写出来）。在前提条件的触发下，你采取了行动，然后获得了行动的结果（定期健身3个月后体脂率下降、按时提交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行动的意愿和积极性这样的主观意识并不在这一模型的考虑范围内，只看客观的行动与结果。
因为行动是衡量事情成败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停止胡思乱想，思前顾后，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眼前事物上。这种“排除多余的印象、思考、喜恶，只接受其最真实的状态”的思维模式被称为“正念”（mindfulness）或“ACT（Acceptance & Commitment Therapy）”。石田淳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彻底面对现实，杜绝逃避心理——而后者正是让我们在远大目标前裹足不前的最大诱因之一。
“行动科学管理术”认为，无法取得理想结果的原因归根结底有两点，一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二是“虽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不知道如何坚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以“MORS法则”开展行动：
M（Measured）：可测评
O（Observable）：可观察
R（Reliable）：可信任
S（Specific）：可明确化
也就是说，当你的行动符合这4个标准之后，你对“应该怎么做”和“应该如何坚持”就能了然于心。石田淳强调，其中的关键是从“小的行动”开始，因为“行动越小越容易完成，而且还能够排除一切模糊不清的因素”。任何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循序渐进才是最符合实际的做法。
“行动科学管理术”认为，“培养新的行动习惯时，最多不要超过三个”。打比方说，你想学习英语，从每天背三个单词开始；你想去健身，从每周运动三次开始。这样微小的行动目标，因为符合“MORS法则”，所以有很高的可操作性，也比较容易让人坚持下来。“采用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从所完成的一件一件的事中，我们会确实地体会到‘我做到了’的成就感，给自己褒奖，让自己享受自信。通过自己给予自己‘好的结果’，让自己更容易开始下一次行动。”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你需要时时刻刻绷紧心弦告诉自己不要浪费丝毫时间。适当的放松休息，享受当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正如石田淳在书中所说：“我们既想达成目标，让自己变得更好，又想最大限度地享受现在的快乐，关键在于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找不到平衡的人，很难实现理想的人生。”
曹操用人管人的非常手腕 99%的人都忽略了
在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曹操发迹稍迟，因而其声望、实力在初始阶段远不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但最后的赢家却归属曹操。究其原因，曹操用人智慧堪称超迈群伦，一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一探究竟！
早在铲除宦官、匡扶汉室的政争中，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袁绍与曹操曾经一起讨论时局。袁绍的打算是，“若事不辑”，“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则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简简单单一句话，看似没有实际内容，却道出了曹操不世出的政治谋略——把人才问题看作政治斗争中最根本的战略问题。而后来的许许多多事例都证明，曹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把网罗人才当做比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根本之图，唯才是举，“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
也正因为这样，在曹操麾下聚集了汉魏间最庞大最优秀的一支人才队伍，文有华歆、王朗、王粲、阮瑀、陈琳等，谋有荀彧、郭嘉、毛玠、荀攸、贾诩、许攸、程昱等，武有徐晃、张郃、诸夏、诸曹等，而曹操正是靠这样一支队伍才能战胜对手。
1、求才若渴、唯才是举
在三国时期，互相攻伐、争夺政权的进程中，曹操为罗致人才，共发布过三次求贤令，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
第一次是建安十五年（210年），令曰：“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是建安十九年，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是建安二十二年，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阵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网罗人才自然不能靠一纸榜文就能解决，但这三道求贤令显然也不是在做秀，曹操求贤若渴的心态真是跃然纸上，让人心动。事实亦复如此。只要有高人来归，曹操就情不自禁，喜形于色。
如初平二年（191年），荀彧弃绍投操，被操赞为“吾之子房”；又如建安五年，许攸弃绍投操，喜得曹操“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远，卿来，吾事济已！"
2、集众智，用众力，不搞一言堂
汉魏之际，就用人本领而言，实无人能出曹操之右。在专制社会，最怕那些昏君权臣拒谏，搞一言堂，堵死群臣建言之路。曹操对此显然有所认识，因而在建安十一年曾发出一道《求言令》，旨在敞开言路，鼓励大家建言献策。开明的曹操自己不搞一言堂，也坚决反对僚属的“面从”。
而事实也证明，曹操从汉末群雄中胜出，决不是靠搞一言堂，而是靠广泛采纳诸多谋臣的建议，其中如荀彧、郭嘉、荀攸、贾诩、许攸等在关键时刻，都提出过重要建议，贡献尤著。而每当战胜克捷、论功行赏时，曹操对于麾下多谋善断、积极建言献策的荀彧、郭嘉等谋臣也没有忘记，而是一再突出“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并给予重奖。
3、用人重大局、讲团结
建安元年，刘备为吕布所败，前来投奔曹操。曹的谋士程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如果从把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一角度考虑，程的想法不无道理。但曹另有一番考虑，他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在汉室陵夷、群雄初起之时，曹操的这一人才大局观明显要高人一筹。用人重大局，必然要讲团结。作为许下政治集团的核心，曹操常能做到以己度人，且赏功罚过非常严明，这对稳定军心、巩固内部队伍而言，其作用不言而喻。
如在官渡之战后，曹操发现袁绍军中文书有若干是“许下及军中人书”，这一发现肯定令他震惊不小，如果处理不当，也必定埋下内乱的种子。但曹操在震惊之余，非常冷静也非常果断地决定“焚之”，并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乎？”这一句话，就给那些有问题的同伙吃了定心丸，也把团结问题解决了。
4、用人不拘一格，亲仇不避
用亲不必说，用仇用降很值得一提。兹以张绣为例，张于建安二年降曹，寻悔、复叛，一度把曹军打得大败，曹操本人也为流矢所中，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死于此役。这可谓血海深仇，任谁也难咽下这口气。但到了建安四年，袁绍不听谋士田丰、沮授等劝阻，率众十余万南向许昌、准备一举灭曹之时，为袁绍卖命的张绣却在官渡大战前夕，复弃绍而降操。
曹操居然能像没事人一样，不计前嫌，不仅允降，而且还对张绣加官进爵，封为列侯。这种用人雅量真正难得，充分反映了曹操非凡的政治家气度。
又如建安九年，曹操在攻破绍军大本营邺城之后，“临祀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古之史家有的颇不以曹操此举为然，“尽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饕餮之室，为政之道，于斯踬矣。”从儒家道德角度看，这种批评当然不无道理，但曹操是政治家，不是道学家，他旨在通过这一形式，向时人表明自己在把对手打败后，仍存一份英雄相惜的恻隐之心。
这对于那些一直在与他作对的对手而言，正好起到一种心灵感化与心理威慑作用，同时也衬托出曹操的政治家气度。因而，此举恰恰映衬出曹操对网罗人才问题的思考苦心孤诣，非凡夫俗子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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