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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由于受国内产能过剩及全球需求不足的影响，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但在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支持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企业评价协会总顾问徐匡迪7月30日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将在改革、调整中砥砺前行。
世界经济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形势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徐匡迪当日在题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演讲中重点提到，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五大不确定性。
其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停滞不前。相比于国内生产总值GDP ，世界贸易量自2011年以来不断减少，徐匡迪认为，“如果经济增长，贸易也会增长”的经济学常识开始行不通。他还列举了一系列数据：今年WTO预计世贸增长率2.8%，远低于1990年—2015年的平均值5%;英国全球贸易预警处的最新报告也指出，自2015年1月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商品贸易量和贸易增长都陷入停滞;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最近发布的今年4月数据显示，全球进出口规模低于2015年1月的水平，而自4月以来，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其二，各国政治局势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潮流泛滥”。英国脱欧，重挫了国际金融市场，英镑走弱将不可避免。在今年7月召开的G20贸易部长会议上，世贸组织警告说，各国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速度正在加快。全球贸易预警处的数据显示，各国在2015年采取的贸易保护性措施比上一年多了50%，其中G20成员国出台的占81%。
其三，大宗商品跌价的外溢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2016年6月)称：“石油市场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外溢因素之一”。目前，石油、铁矿石、铜矿石、煤炭等大宗商品已从历史峰值下跌了50%-70%。
其四，美联储加息时机难以捉摸。作为全球最重要央行，美联储的加息幅度与节奏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徐匡迪说，一旦美联储加息，全球资金流向将发生逆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会显著增加。
其五，各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受阻，货币政策又返回“大水漫灌”的老路。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实行负利率。全球范围内“便宜货币”时代将长期持续。一些经济结构单一、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如巴西、俄罗斯、沙特等已暂停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先争取渡过眼下的政治、经济难关。世界经济将会“长期停滞”的判断，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在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表现如何?徐匡迪认为，受国内产能过剩及全球需求不足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但在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支持下，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仍显现了一些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将在改革、调整中砥砺前行。
固定资产投资趋稳，民间投资滑坡明显。徐匡迪说，过去三十年，固定资产投资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重要的引擎，其中民间投资占比超过六成，但2015年下半年以来，民间投资急速下降，很大程度上是民企的投资方向不明，也是投资意愿与能力双下降的结果。
宏观杠杆膨胀、要防范风险累积的可能。徐匡迪提到，今年初，为应对潜在的通胀威胁，政府加大了稳增长的力度，一季度新增贷款曾创历史记录。各项经济先行指标和价格指标都显示经济企稳向好，但也使本已高企的宏观杠杆率再度上升，风险大大增加。央行降低融资成本后，也使房地产泡沫再度膨胀。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徐匡迪说，在稳增长的投资驱动下，我国钢铁、水泥等试点去产能行业产能再度扩张，5月份粗钢日产量已接近历史新高，不少原已停产的“过剩产能”又点火开炉，大干快上，“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此外，徐匡迪还提到，中国出口贸易出现了20多年来未有的略降趋势，这一点也需要重点关注。
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任务艰巨
“由于政府简化审批，改营业税为增值税，通过煤电价格联动和下调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等，减轻了企业负担，使企业主营收入利润率总体稳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利润率略有提高。”徐匡迪说，近来政府的改革举措对企业发展确有实效，但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任务依然艰巨。
对此，徐匡迪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企业经营要从传统的规模扩张方式转向创新驱动方式，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使中国企业在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上做优做强。从“跟着做”、“帮人做”，向掌握行业核心技术、拥有性价比高的自主品牌的方向转变。
二是，通过企业兼并重组，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中的决定性作用，瘦身健体、化解过剩产能，使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核心、带动作用。
三是，紧紧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与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使企业在治理结构、运营模式、市场对接等方面实现智能化，形成产品与服务的多样化与个性化。
四是，要把质量第一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与品牌意识，真正使中国制造成为中国企业的名片、中国企业家之魂。
林毅夫：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
“经济增速放缓现象非中国独有，全球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正在经历经济调整的压力。”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十三五”规划期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决胜时期。现阶段，很多人都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能不能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速度?在论坛闭幕式上，林毅夫重点针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
“因为必须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速，才能确保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尤其是到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正因如此，大家才会尤其关心6.5%这个数字。”林毅夫表示，城乡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也需要我们在“十三五”期间保持6.5%或者是比6.5%更高一点的增速。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下滑的原因，林毅夫认为，体制、机制问题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更重要。
对比与中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金砖国家可以发现，他们的经济增速也同样是在2010年以后急剧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更大。巴西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3.8%，俄罗斯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4.5%下降至-3.7%，印度虽然在2015年增长7.5%，但这是触底反弹和改变经济增长统计方法的结果。林毅夫指出，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虽然没有我国所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但却和我国经济表现相同，因此可以判断经济增速下滑还存在外部性原因。
再来对比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新加坡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5.2%下降至2015年的2.5%，韩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6.5%下降至2015年的2.6%。“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体制与机制问题较少，甚至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也跟中国有同样的经济增长表现?还是因为有共同的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林毅夫表示。
对于占全球GDP一半的发达国家，林毅夫表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尚未完全恢复，2015年欧盟经济增速为1.7%，日本为0.5%，而美国也只有2.4%。“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长期以来是3%，正常来讲，危机过后会反弹到4%—5%，但实际上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出现反弹。”
林毅夫表示，发达国家家庭收入自2008年以来没有增长，发达国家需求增长缓慢对出口占比较高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因此，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林毅夫表示，就国外因素来看，其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比较悲观，中国企业要有准备，发达国家可能会长期疲软，未来出口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持续高增长。
林毅夫认为，固然我们下滑的原因有相当多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但是确实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确实得保持定力，下定决心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措施执行到位。
面对外部性、周期性因素，应当将国内丰富的资源条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可以维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将提升经济增长的后劲与质量，给中国企业带来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如果将适度扩大总需求与补短板、降成本相结合，相信6.5%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够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也会落实到位，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能够提高。同时，如果能够维持6.5%的经济增速，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会达到一个百分点以上，还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林毅夫表示。
张维迎：中国国企存在哪些致命的问题？
这两年我在研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但小问题叠加起来，可以看出体制方面的大问题，令人不安。
一、重复建设和兼并困难问题
重复建设问题在中国很严重，根源何在？流行的说法是，计划经济放开以后，各部门，各地方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导致重复建设。
问题是，西方企业追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为什么重复建设没有我们这么严重？我的研究表明，重复建设归根结底与国有产权制度有关。办任何企业都有两种收益，一种是货币收益，另一种是控制权收益。前者可以理解为通常讲的利润，后者包括指挥下属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当经理的社会地位，在职消费，将企业资源转移到能给个人带来其他好处的用途等所有难以用货币度量的个人收益。
在国有企业中，经理和政府官员只能得到控制权收益，却没有合法的货币收益。为了追求控制权收益就必须多办企业，进行重复建设。比如说，假如全国只需要建五个汽车制造厂，但五个汽车制造厂只能安排五个总经理，如果建五百个汽车制造厂，就可以安排五百个总经理。于是，官员和国有企业有不断建设新厂的内在冲动。五百个汽车制造厂可能会使整个行业的货币收益变成负的，企业亏损，但这是由全国人民承担的，与政府官员和经理关系不大。如果政府官员和经理们持有企业股票，他们就不会搞那么多重复建设了。
国有企业兼并难，也是同样的原因，因为两个企业变成一个，就少了一个经理的位子。在西方，经理若搞重复建设或阻止有效率的兼并，股东可能会贿赂他，但是在中国，“股东”太多了，没有人会有积极性去贿赂经理。对中国政府官员和经理来，搞建设，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只有通过一个一个的项目，才能得到控制权收益，所以他们特别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
二、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问题
“内耗”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常常忙于争权夺利，而不是改进企业绩效。不单国有企业，象四通，联想这样所谓的“民营企业”也不断爆发权力斗争。当然西方企业也有权力斗争，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中国企业内的权力斗争都要严重的多。为什么？我的结论仍然是产权制度问题。
因为在现行的产权制度下，企业经理没有股票，只有控制企业，才能获得个人好处，而获得权利又没有一个合法的交易市场，比如一个私人企业，要获得控制权，需要把股票买下来，要付出代价。但是在国有企业和象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控制权的转让与股票转让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大家的心思都放在怎样获得控制权。获得控制权就变成了政治斗争，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
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经理更不愿意退休的原因也在这里。在私营企业，经理持有企业的股份，尽管退休会带来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但如果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人接替自己，这种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可以从股票的增殖得到补偿。相反，在国有企业，经理只有掌握控制权才能得到收益，退休只有损失而没有补偿，因此，除非身体特别糟糕，退休是不划算的。联想集团[2。46%]用分配股票的办法解决“元老”问题，真是聪明之举，值得所有类似的“民营企业”效仿。不解决所有权问题，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就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国有企业很难有真正的起色。
三、恶性竞争问题
恶性竞争在九九年曾经争吵激烈，中央有关部门还下了一个文件，不允许企业降价。所谓恶性竞争，指的是许多国有企业的价格定得低于平均成本，甚至低于边际成本。以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也许不可思议。经济学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是社会最好的事；如果竞争是不完全的，价格将高于边际成本。但在中国市场上企业为什么把价格定得低于边际成本？一种可能是为了把竞争对手消灭，然后垄断市场，获得垄断利润。但事实上，除电信业外，目前中国市场没有一个面临竞争的企业可以垄断市场，比如浮法玻璃，全国有二百多家生产厂家，有哪一家企业会期望能垄断市场呢？
那么究竟为什么？我的研究表明，恶性竞争也与产权有关系。简单地说，在国有产权制度下，经理在企业收益中占的份额大，而在成本中占的份额小，这样个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率与企业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比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就可以得到好处，至于成本，可以通过种种方式留给国家，于是，对经理来说，把价格定得低于成本是合算的。比如说，部队办了一家餐馆，用军用飞机到广州把基围虾运到北京的成本是100块钱，但这100块钱中仅有一小部分需要经理考虑，那就是飞行员的飞行补贴和当地进基围虾的采购价格，至于飞机的折旧等等都可以打入军事费用，于是这个餐馆可以把成本100块钱一斤的基围虾卖到二十块钱。80年代，军工企业用生产飞机的原材料生产自行车和电冰箱，所以在市场上颇有竞争力，其实与恶性竞争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恶性竞争的基础是现行的产权制度。在这种产权制度下，竞争有时不一定是好事。西方经济学中，“完全竞争”是最好的，但是，在国有制下，完全竞争却绝对不是最好的，因为完全竞争会使企业把价格定得低于成本，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产权制度和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
四、商业道德问题
中国的商业道德是非常差的，讲信誉的人实在太少了。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有不讲信用的底子。我认为不然。古人讲求诚信。比如说，19世纪，山西票号西到圣彼的堡，东到神户，大阪，那么远的地方，没有中央银行监督，但是信誉很好，没有赖过帐。现在有那么多政府部门在监督，信息传输又快，信誉恰恰一塌糊涂。那么，是什么糟蹋了中国人的信誉和商业道德？
答案还是产权问题。所谓信誉，很简单，就是牺牲眼前利益，获取长远利益。
在搏弈论中，只有在进行重复搏弈的时候，有充分耐心的时候，人们才会讲信用。但我们的产权制度使得几乎所有搏弈都变成了一次性搏弈。这个企业今天我管，明天谁管？不知道。那么我为什么要为了明天的利益而牺牲今天的利益呢？所以，大家都搞一锤子买卖，骗了一把算一把。如果企业是自己的，即使不想干了，也想卖个好价钱，也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所以说，道德基础败坏与产权制度有关。当我们用一把火烧掉了地契的时候，也就烧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基础，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烧掉容易，恢复起来谈何容易。
大家经常说现在是“黄世人害怕杨白劳”，当时我们就是要让黄世人害怕杨白劳，现在我们自己变成黄世人了，又觉得不好。如果没有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国的道德基础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将只能是充满骗子的市场经济。
五、投资行为问题
现在大家都说人们不愿意投资，所以总需求疲软。人们的投资行为是由预期决定的，预期什么？最重要的预期是产权的预期，也就是投资后的收益是否能得到保证，自己栽的树果子是否归自己。如果个人的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人们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谁会愿意投资呢？破坏产权不仅仅是把东西从你手里拿走，任何随意改变博奕规则的政策都是破坏产权。我今天买辆车，没什么限制，突然明天宣布说你的车尾巴太短，不能上长安街，这就是破坏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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