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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
中国经济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在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今后五年规划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然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探讨有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它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我想主要是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究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亚几个先行国家做比较，即15岁到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扶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点，在这之前是不断下降的人口红利冲突，到了最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没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维持了高达20年的较低的人口扶养比。新加坡、韩国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城镇化将为我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
另外，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下面，我们分析的是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如何发生变化。
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它过去并没有被统计在城市的就业人群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的在城镇就业的人口了。
为什么过去不统计农民工，现在统计农民工呢？因为城镇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烈，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无论在住户调查还是企业调查中，都越来越把农民工当做城市就业者。很显然，农民工和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成为了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
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供给侧，如果人口扶养比，食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也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构成，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更加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他们贡献了人力资本。总体来算，农民工比城市本地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来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城市的人力资本也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
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兹过程”。库兹涅兹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你就知道农村哪怕一个在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们发现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务农（比较保守的统计），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因为我们的估算和官方统计有一个差额，但不知道我们算的比官方统计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应该放在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所以我把他们单独列出来，正常的年份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产业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就会又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这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兹过程”。
不能仅靠改变行政区划来实现城镇化
现在我们想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来预测未来城镇化的趋势。2010年的数据可以表明今年的情况，因为它最丰富。我们会看到城镇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来自于城市自身，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增长”，其它的84%都是“机械增长”，即从非城市地区迁入的，这里面26%的人是农民工。还有5%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农民工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的。贡献最大的53%的部分，这部分人口不是库兹涅兹的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就地转移”，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但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个地方叫“乡”现在叫“镇”，人的身份可能就随之而变，这部分对城镇化有很大一部分的贡献，但是这部分的贡献有一定的虚拟性，并没有真正的“库兹涅兹进步”，只是人身份的改变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26%的贡献率如果继续持续，我们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据此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目前城镇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但到了2030年的时候就减速了，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做“农业转移人口”。
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2014年时这部分人口已经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它已经是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就会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地，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现在要推进改革，我想应该做三件事情：
一是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改革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涨，有此无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
王一鸣L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增长前景分析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和“溢出效应”逐步显现，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过去五年，中国经济增速在较高水平上逐步放缓，2015年中国GDP增速由2014年的7.3%降为6.9%，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也有不少人表示担忧。的确，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内外因素都在发生变化，但无论是从增长潜力还是从经济转型取得的进展看，中国有条件保持中高速增长。本文着重就认识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认识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增速换挡期
讨论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需要从更长的时间跨度去观察中国经济的变化。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和系统性调整，这一轮变化和调整有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更重要的也是中国自身在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变量均衡关系被打破后的主动再平衡调整。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首先表现为增速换挡。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五年多，GDP增速从2010年10.6%逐步回落到2015年6.9%，下降3.7个百分点。若观察季度增长率，从2010年2季度至2015年4季度，经济增速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23个季度。经济放缓有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等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受到内生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根本上是传统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到了需要系统性调整的阶段。
进入新常态，依靠廉价要素大规模投入和潜在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发生根本变化。从供给条件看，2012-2015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约1300万人，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和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强化，综合生产成本快速提高。从需求条件看，按照可比的国际经验，城镇居民户均住房超过1套，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住”和“行”的市场需求会发生明显，我国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达到了这一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汽车生产正在从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回落到个位数甚至逼近零增长。传统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而较长时期内还难以形成与房地产、汽车体量相当、带动作用相近的新动力。可以说，经济增速放缓正是内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反映。
（二）经济增速放缓符合规律
从国际比较看，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日本、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转换时的表现大体相近。2015年，按现价计算，中国人均GDP略高于79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11000国际元，大体相当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人均GDP水平。2011-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在1974年结束，之前的1969-1973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6.5%。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体上在1998年结束，1993-1997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7.4%。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并没有明显失速。
2015年中国GDP增速从2014年的7.3%降为6.9%，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可能会强化经济下滑预期，甚至出现失速。事实上，7%并不是特别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2015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312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应该看到，中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期，当前的经济增速并没有明显偏离多数机构对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测算。
（三）经济转型正在取得积极进展
在增速回落的同时，中国经济正在向更加依靠内需、依靠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2015年中国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过去五年也一直稳定在50%以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2015年网上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31.6%，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20.9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达到50.5%，未来上升空间还很大，将对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积极影响。中国已建成大规模、高水平、成体系的基础设施，比如高铁运营里程接近2万公里，相当于全世界运营里程的60%。城乡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较2000年增加10平方米以上，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分区域看，31个省份当中，有10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人。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在增长阶段转换中并没有放缓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向更高水平迈进。
二、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和展望
（一）外部经济环境仍有不确定性
2016年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
2016年的世界经济将难改“新平庸”表现。从最新的国际机构报告看，2016年全球经济将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发达经济体将延续温和、不均衡的复苏态势，增长率略有回升，这主要得益于美国、英国经济转暖，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和宽松的金融政策。新兴市场内部明显分化，整体增长不容乐观，受强势美元和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拉美、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凸显，增长可能陷入停滞。发达经济体温和复苏有利于我扩大外贸出口，但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影响，2016年我国外贸增长仍难有明显好转。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将削弱资源输出国已相当脆弱的增长前景。从2012年以来，美元再次进入新一轮升值通道，对大宗商品价格起到抑制作用。在全球产能过剩和科技创新加快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需求难有明显回升，价格继续走低的可能性较大。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资源输出国收入减少，进口大幅收缩，进而影响到我国外贸出口回升。
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启动加息仍将是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随着大量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撤离，导致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进一步贬值，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受到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的直接影响，又受到其他新兴经济体需求收缩、风险释放的间接影响。
（二）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筑底企稳
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将继续释放，但随着投资增速逐步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实质性启动和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有望筑底企稳。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探底。投资增速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触底。近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5年仅增长1.0%，比上年回落9.5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放缓到零增长或负增长并逐步见底。制造业投资增速将逐步企稳。受产能过剩的制约，2015年制造业投资仅增长8.1%，比上年回落5.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还将轻微放缓。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调并逐步回稳。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7.2%，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受投资回报率和地方融资能力制约，2016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有所回调，但仍将高于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二是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在制造业经历了“井喷式”扩张后，近年来，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市场需求不足，产能绝对过剩和周期性过剩同时显现。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4年，中国粗钢产能超过11亿吨，但产量为8.23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4.8%；煤炭产能40亿吨，在建产能11亿吨，但产量仅为38.7吨。到今年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持续47个月负增长，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表明过剩产能拖累工业企业整体盈利水平，必须痛下决心对过剩产能进行“外科手术”式去除。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这对改善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将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增长动力转换加快推进。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上升、约束持续强化，旧动力高速扩张期已经过去，迫切要求从提高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中挖掘新动力。培育发展新动力，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中国新一轮改革将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提高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已是世界上研发投入第二大国。正在推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能。科技创新将助推中国提高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综上所述，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的阶段性底部有望在2016年出现，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企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三）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深层原因还是结构性问题。当前，结构性问题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多，中高端供给不足。2010年以来经济在波动中下行的态势表明，扩大投资需求的边际作用正在递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宏观调控必须重视需求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结合，在做好需求管理，保持总需求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
需求管理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超越社会承受能力，又不能出现大面积流动性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当加大力度，阶段性提高赤字率，适度扩大赤字规模；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提高铁路、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中央出资比例；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税，推进营改增扩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度灵活，保持新增贷款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适度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冲外储资金流出；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加强预期引导和管理。
供给侧改革要加大力度，重点是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要从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入手，摸清底数，把实际情况摸准摸透；明确产能削减目标，加快出台人员安置、债务处置、资产重组等具体政策措施，消除企业退出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财政和金融支持政策与地方产能核减挂钩；积极探索用市场化方法出清产能，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从已经过剩的产业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三、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
（一）中国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保持中高速增长仍具有潜力和条件。
一是国内市场潜力不断释放。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购买力增强，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加速扩大，消费率将逐步进入上升通道，消费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消费特征更趋明显。特别是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成长，旅游休闲、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服务型和发展型消费比重上升，网络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兴消费不断兴起，将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二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巨大。家庭规模缩小后对教育的投入大幅增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超过4%。中国每年毕业大学生超过700万人，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超过600万人，海外归国留学人员达到30万人以上，城市25-34岁年龄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达到34%，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人口数量红利向中高端人才质量红利转换创造了条件。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升。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2015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4220亿元，其中企业占76%。科技创新取得明显进展，在高速计算机、载人航天、核物理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前沿性成果，在高铁、核电、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家电等产业领域进入国际前沿。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有四席。“互联网+”改变了传统企业生产模式，深化了线上和线下的融合，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或新商业模式日新月异。
四是城镇化发展还有很大空间。2015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7.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6.1%，虽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明显低于人均GDP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有望突破60%。城镇化持续推进将创造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的巨大投资需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将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五是区域回旋空间仍然较大。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差异较大的国家，客观上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经济增长的回旋空间，东部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品的生命周期得以拉长。这种特有的回旋空间，使低成本比较优势在跨区域产业转移中延续，并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
六是深化改革的空间较大。深化改革将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从而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相比较于过去，受“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牵制，推进改革的难度增大，但经济增速放缓后各种矛盾水落石出，正在唤醒改革的决心。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和打破行业垄断，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二）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的稳定锚和动力源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根据IMF公布数据，按照可比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8%。过去五年，都保持在20%-30%之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随着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效应空前增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策调整客观上会形成一定的“溢出效应”。总体上看，中国经济转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正面和积极的。
在贸易层面，近年来，中国占全球进口贸易比重没有下降，中国仍是许多经济体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国际上有人提出中国经济放缓拖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事实上，中国2015年原油进口净增加2712万吨，谷物进口净增加1319万吨，大豆进口净增加1034万吨。2015年前11个月，美国、欧盟27国、日本加上中国一共进口商品9.1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占比接近17%，与前五年的比重基本相当。
在金融层面，由于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相对于广泛的贸易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金融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不少国际金融机构也认为，国外金融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资产规模有限，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可能带来的直接影响较小。2015年8月11日中国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及股市波动，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过度反应，这主要是通过预期渠道实现的，与全球经济低迷环境下形成的悲观情绪是分不开的。
总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近1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仍将发挥世界经济稳定锚和动力源的作用。同时，中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也将对世界经济形成关联影响，其他经济体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并携手应对，共同开创全球“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新局面。
赵鼎:新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本文的观点：（1）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2）中国古代国家建构及其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3）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地区的中国，为什么其经济起飞滞后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一、后发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
二战前，在西方率先兴起的帝国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挤压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了“独立”和“图强”意识。所谓“图强”，核心就是学习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争取在生产能力、经济和军事技术上超越西方。对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来说，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是要获取政治独立。二战后，非西方国家先后都取得了独立，但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却没能发展起来。
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都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强力制约。复杂多变的大国间政治往往是一些中小国家经济长期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
即使避开大国政治不谈，一旦西方国家取得了经济强势，这个强势就会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在多方面产生抑制作用。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先会导致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后发展国家的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依靠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生存，从而加剧了后发展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交换”（Wallerstein，1984）。
发达国家的公司能通过政治影响建立一些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能通过政治控制和强大的财力（包括行贿）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行操控，迫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屈从于西方的公司和国家利益。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后发展国家的投资，既可能会挤垮地方工业，也可能会因为投资方向的偏颇使得被投资国家发展成为专门生产少数几个商品的“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并造成这些后发展国家对投资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严重依赖。
最后，如果发达国家产生了经济危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危机对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阿根廷，它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是西方世界牛肉和小麦的一个重要产地，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不再进口阿根廷的牛肉和小麦，把阿根廷一下子打回贫困国家状态。
后发展国家的内部条件也会对经济发展有很大阻碍。现代的市场经济会对传统的经济、权力结构，文化产生很大的破坏。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会被现代农业和工业摧毁，传统精英的财力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会大大减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会随着新型精英的兴起和民众对他们依附程度的降低而大大衰弱。这些都是传统精英所不愿意看到的，也因此会受到传统精英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发展现代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有大量的廉价优质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受过一定的教育，与传统精英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行为方式不受到反市场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束缚。但是，在一个传统国家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之时，它的民众往往依附于统精英，并且往往在行为方式上受到反市场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束缚。
市场本身的性质也会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现代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一定的教育水准和基础设施的国家中才能很好地运行。市场经济还会带来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工人失业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才能缓解，一旦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引起政治动荡，从而破坏市场得以良性运行的环境。但是，许多传统国家却往往没有能力大力发展教育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二、面对于此，为何东亚国家能率先成功？国家的性质！
由于发展的障碍来自多个方面，并且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对的主要障碍也不尽相同，带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治家因此就会提出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很复杂，一般来说，左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往往会把外部条件看作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并把违反市场原则的“进口替代”（或“自力更生”）作为政策选项（CardosoandFaletto，1979；Frank，1967）。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往往会把一个国家的内部条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进而推崇“现代化理论”和市场经济政策（Black，1986；Rostow，1971；DeSoto，2002）
如果一个理论在某一国家取得优势地位甚至成为国策，其背后肯定或多或少有现实原因。比如，“进口替代”思潮往往会在一个刚独立或者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控制欺凌的国家中盛行，而“现代化理论”则是西方主流学者的看法，也往往会在一个独立了很久却没把经济搞上去的国家中盛行。
鉴此，我不想对这些“理论”的对错作出简单评判。笔者要指出的是，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消退，各国纷纷独立，经济发展正式成为后发展国家的一个共同议题。此后有的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政策，有的国家采取了市场导向的发展政策，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政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成功，而经济率先得到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东亚（比如韩国和台湾地区）。
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经济政策，而在于国家的性质（Deyo，1987），因为像“进口替代”或者“出口导向”这样的政策本来就各有利弊，并且经济政策的利弊会随时间而变（YangandZhao，2015）。
二战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这对于一个试图摆脱西方列强控制、建立本国独立经济体系的新兴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况且，在进口替代政策施行的初期，许多国家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没有市场引导的条件下，进口替代生产出来的是高成本低质量的产品，并且这一问题将随着进口替代规模加大和进口替代政策施行时间的延长而变得越加严重。长此以往，进口替代不但不能解决贫困落后的经济状态，反而会造就大量需要“进口替代”政策保护才能生存的利益团体（Bardhan，1984）。在许多国家，这些团体的利益加上意识形态的误区妨碍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进口替代于是就成了路径依赖。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却能在上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问题凸显时不受利益团体的束缚，把进口替代经济转向面对市场的出口导向经济，使经济获得持续的发展。
上世纪60年代，除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外，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搞出口导向经济，并且也给本国经济带来了繁荣，这繁荣一直持续到70年代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给所有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但后果却截然不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石油危机断送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从此低迷，直到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但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石油危机后低端产业难以维持的局面反而促使政府采取新的政策，把经济往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方向引导，造就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危机反成了契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得益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却有可能被任何经济政策伤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表明了：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与这一国家的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这么紧密。关键在于当旧有经济政策的问题凸显时，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摆脱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把挑战转化成机会。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国家做不到呢？
埃文斯（Evans，1995）认为这是因为东亚有着其他地区没有的一种既能把国家权力嵌入社会之中同时又有很强自主性的政府。埃文斯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autonomy）。嵌入式自主性是埃文斯在总结了许多前人工作后提出的概念（e.g.，Deyo，1987；Amsden，1989；Haggard，1990；Wade，1990）。笔者要指出的是，这一概念直接指向了被埃文斯和其他西方学者所忽视的经济成功背后的历史原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浪潮到来之前的国家建构历程。
三、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现代意义：历史建构的“强国家”传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当殖民主义的尘埃落定后，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现代化”浪潮呈现出了两个清晰的面向：民族国家建构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Tilly，1992）。作为理想状态，民族国家中每一个成员效忠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认可的国家。民族国家建构包括许多方面，但是最为基础的就是建立一个不受传统精英和利益集团严重束缚的、能有效管理国家的文官官僚体制，和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民族神话和认同感。许多后发展国家在独立后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没有文官传统，以及人民缺乏一个共同的认同基础。在这样的国家中，中央政权不能插入地方社会，民众受到各种地方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的操控，种族冲突
和种族清洗频发，连政治稳定都是奢望，谈何发展？许多后发展国家在独立后经济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关键就是受民族国家建构滞后所累。但这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国家建构历程中，以下三个发展不但具有里程碑性质，而且其后果对当今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仍具有重要影响：（1）西周以来形成的天命观和强烈的历史感；（2）战国到汉代逐渐形成的强国家传统、统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择优录取为理想的科层制；（3）宋朝后形成的儒教社会。
君主干得不好，天命就会转换，而旱灾、水灾、虫灾都是上天不满的信号。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人还相信天命，但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已经成为政治文化。再加上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感，这就使得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不经常考虑“身后名”这一问题。因此，绩效始终是民众对官员的一个要求，是一方“父母官”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Zhao，1994，2009）。
强国家传统和科层制削弱了国家之外其他政治团体的合法性和权力，促成了一套削藩、打击大族和控制兵权的历史经验和方法，使中国更容易避免在其他后发展国家常见的军人强权、部落、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坐大、政令不能下达、政局长期不稳的局面。象形文字给了不同的方言或地方语言一个统一的书写方法，便利了持有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现代教育与通讯条件下的融合。
北宋伊始，科举规模扩大，不同口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开始做起读书做官的美梦。同时，宗族和私学兴起，儒学化的通俗文本和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儒家伦理逐渐深入民间社会和融入其他宗教。这些变化使得中国产生了一个儒学化的官僚士绅阶层，促进了国家力量向社会层面的渗透，加速了不同群体在文化和认同感上的大面积融合，形成了所谓的儒教社会。
宋朝后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国虽然没有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已经接近蒂利（Tilly，1992）所说的“民族的国家”（nationalstate），即一个由官僚集团统治的，并且精英具有同一核心文化认同感的国家。19世纪末，当中国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后，传统精英的文化认同很容易就被改造成大众的民族认同。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严重困扰着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的分裂运动、族群战争、族群清洗等问题在中国的核心人口地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简言之，悠久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历程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同质性较高的文化，一个自主性较强的讲绩效的官僚传统和一个地广人多的有力量抵御国际政治压力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国家能力和文化认同建构方面要大大“领先”于其他后发展国家。因此，在西方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压力下，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同时需要解决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而中国却只需解决一个问题，即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本来就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简单得多，因此经济成功不是奇迹，而是顺理成章。
读者千万不要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笔者是一个传统文化鼓吹者这样的结论。笔者虽不看好“五四”以来形成的一个鞭挞中国文化的传统，但也绝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笔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秉持的是严格的中性立场。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古代中国发达的国家建构历程并没有何“现代化”意义上的意义。中国发达的国家建构历程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与西方发生的“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当非西方国家在西方率先兴起的国家军事主义（statemilitarism）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不得不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时，中国的强国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的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就构成了当代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传统中国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国家”，但也不是什么“先进国家”。
笔者同时想强调，强国家传统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如果强国家传统是决定经济成功发展唯一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如下现象：在中国影响下的整个东亚地区（乃至越南和新加坡）都有着悠久的国家建构历程，或者说这一地区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大大“领先”于其他后发展国家，且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核心，有着更为深刻的国家建构历程，然而中国的经济飞跃却发生在邓小平时代，大大晚于日本，也晚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要解释中国经济起飞滞后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强国家传统的“暗面”。
四、中国经济起飞滞后于东亚其他地区的原因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可以大致分成四个阶段：晚清、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虽然中国经济在前三个阶段都有所发展，但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是个失败的案例。在前三次的失败中，民国时期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毕竟，民国有一个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绝大多数民用“名牌产品”，比如三五牌台钟、永久牌自行车、牛头牌门锁、培罗蒙西服、五洲肥皂、金星金笔、三枪牌内衣、414毛巾，都是那个时期民族工业的产物。假以机会，难说民国时期中国经济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但中国在1937年后经历了几乎是整整12年的战争，丧失了经济全面发展的可能。
在晚清和毛泽东时代，中国都获得过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都有经济大发展的可能，但都错失了机会。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主要因素。
今天讲中国近代史一般会从1840年满清在鸦片战争中被战败算起。事实上，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鸦片战争只不过是大清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边境挫折中无足轻重的一次失利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即便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和火烧圆明园这样的事件也没有完全挫败满清统治精英强大的文化优越感，激发他们作出根本性的反思。
从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满清有过整整30年的相对平稳期。在此期间，满清对内陆边疆和西部边疆的控制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满清在这一阶段却只进行了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极其有限的改革。反倒是国力弱小的、处于旁观者位置的日本因为大清被西方战败产生了危机感，并在佩里率领美国军舰开进日本后危机感进一步加深。日本在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文化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蒙住了满清统治者的双眼，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在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改革直到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后才开始进行。改革使得满清的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满汉精英之间的矛盾却在改革的进程中变的越来越大，改革因此促进了满清政权的垮台。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获得了一段本来应该是较为稳定的时期。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后，中国政治迅速走向稳定，而且国家政权在“土改”和“镇反”后深入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社会，国家力量变得空前强大。朝鲜战争花去了中国相当的财力，但这毕竟是在国门外的局部战争，而且时间经历比较短暂。在国内，战争的需求刺激了经济的复苏，而战争的胜利（至少是在当时国人的眼里）则大大提高了新政权的凝聚力。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却走入了误区。
也许有人会说在冷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不可能搞邓小平时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在当时，苏联和东欧是中国的盟友，西方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再加上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中国在当时搞了市场经济，或者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经济也许就会出现很快的发展，西方的有些国家也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市场的吸引下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
然而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逐渐走向极端。先是公私合营，后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把中国引向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产物。在极左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中国不但对各种给予市场一定作用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甚至把农民的“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把苏联式的讲有序平衡发展的计划经济看作是“保守”，把工业建设当作政治运动来搞。这些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最后当然是文革。整个十年，全中国卷入了在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派性争斗狂热，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简而言之，满清强大的“自主性”反而给了统治精英长期坚持保守意识形态的力量，从而延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导致甲午战败和革命。同样，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大的“自主性”也反而给了中国领导长期坚持极左意识形态的力量，使得中国在极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家的强大反而给意识形态长期误导中国提供了土壤。
十年“文革”后，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被革命洪流摧毁，极左意识形态也因为已经把国民搞得民不聊生而失去了市场。中国是在几乎失去了任何意识形态资源的情况下才开始回归现实，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放弃了“顶层设计”的幻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以实用的精神来对待经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飞跃发生在邓小平时代，晚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原因。
总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了突破性发展是理所应当，而不是奇迹。但是，如果这一地区某一国家的经济未能发生突破性的发展（比如像今天的朝鲜），那就需要做出特别解释了。
五、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 忽悠
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 中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有学术和思想自由。“顶层设计”、“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大国崛起”、“普世价值”、“儒学复兴”、“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继续”、“中国模型”、“北京共识” 等等提法作为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不同观点反复争论才能使国人走向成熟， 并且争论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会问题和反映的社会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
但是在重大国策层面上， 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 忽悠。比如， 笔者很赞同国内严肃左派学者的有些观点和分析， 却强调中国必须长期防左。这是因为笔者深知如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性： 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政治正确背后垃圾必多； 当政治正确与个人利益能相结合时，背后隐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 左派政党要防左，右派政党要防右，自由主义政党要防范自由主义，宗教政党要防范原教旨主义， 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要防范民族主义。这就是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的思想背后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的“防左” 思想和“摸石子过河” 思想是中国的财富。只有坚持这两点，中国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陷阱，才能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冯明:全球经济格局的五大新趋势
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格局大致可以用如下五个特点来概括。
第一个特点：“双核+五板块”。
首先是“双核”。“双核”是指中国+美国。尽管在官方的外交表述中，中国政府尽可能回避类似于“G2”这样的词汇，但事实上在经济领域双核或者G2的格局已成事实，未来还会不断强化。按2015年的数据，中国与美国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达到了36%。一个相对中间情形的预测是，2024-2025年前后，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与美国两个国家占全球经济规模比重将超过40%。
双核格局不仅表现在经济规模这个简单的数字上，它还深刻地反映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人员流动、跨国直接投资、互联网技术应用、自然资源消耗等实践领域。甚至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软实力、国际组织中的领导力、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模式方面，双核格局也将有越来越突出的体现。双核格局的鲜明特点是：在跨国比较或国际事务中，美国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的典型代表者，不少时候是领导者；中国成为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典型代表者，有时也是领导者。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长期存在或者是不断强化。
然后是“五个板块”。
全球有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在人口、土地、经济规模、经济结构上往往存在巨大差异，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板块。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无疑是非常粗略的，但有利于我们直观地理解全球经济的大致轮廓和格局。
第一个板块是美国与英国。最近一个热点事件是英国的脱欧公投。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一个非常明显但又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事实是，英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存在高度相似性，而与欧洲大陆或者欧元区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英国与美国无论在经济指标上还是经济政策决策上，都比较相似，而与欧元区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打架”的。
第二个板块是欧洲和日本。这里是欧洲是大家通常理解的狭义的欧洲，或者说是欧元区国家。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达程度是比较类似的，同时它们当前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面临的约束与客观限制也类似。因此，虽然它们地理距离较远，但也可以归为一类来加以剖析认识。
第三个板块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型市场经济体，也包括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新型市场国家。这一类国家的特点是增长潜力依然比较大，经济前景主要取决于改革创新的意愿和政策灵活度。这一板块最近几年有一个突出的亮点，那就是印度经济正在走上经济崛起之路。
第四个板块是资源经济体。主要包括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资源经济体。这一板块的特点是受外部经济影响大，经济波动幅度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第五个板块是那些尚未步入发展正规的国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为典型代表。
第二个特点：不平等加剧
全球经济新格局的第二个特点是不平等加剧。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包括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被称为是“全球不平衡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前的06、07年就已经讨论得十分热烈，表象是经常账户的不平衡，根源在于全球分工和储蓄投资结构。国家内部不同部门和不同主体的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
2014年8月在德国林岛以青年经济学者的身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大会。那一年有1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会，我印象非常清楚，有超过一半的诺奖得主都以“不平等”为主题展开他们的学术演讲。紧接着，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出版了《21世纪资本论》，全书讨论的核心话题就是不平等。这本书不仅在经济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同时在大众中也可谓风靡一时。这些现象都表明不平等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
不平等本质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以中国为例，去年13.6亿人供生产了67万亿GDP这样一个大蛋糕，那么这个大蛋糕是如何在13.6亿人之间分配的？在资本、劳动、税收之间是如何分配的？
要素分配的结构是一个枢纽，它直接关系着经济的消费率和储蓄率，决定着总需求，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动能。具体到当前，不平等加剧是宏观上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乏力的要害所在。
与此同时，从微观上，不平等也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英国脱欧公投问题上，英国的精英阶层大多是支持留在欧盟的，包括像《经济学人》《金融时报》这样的精英媒体，而很多普通民众、草根阶层是支持脱欧的，因为他们更关心移民和劳工问题、更关心社会福利分配问题。类似，在美国，多数精英阶层更青睐希拉里，而支持特朗普的往往是普通民众和草根阶层。
而且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绝不局限于英国与美国，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并且近些年不断加剧。在俄罗斯，在拉丁美洲，在中东地区，以及在我们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苗头。
第三个特点：货币大宽松
第三个特点是货币宽松，不是一般的“宽松”，是“大宽松”。经济学上，有很多类似的词，如“大萧条”“大缓和”“大分流”等等，用来描述经济史上某一个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2008年金融危机滞后全球经济的突出特征，我想最合适的莫过于“大宽松”。网络上大家更喜欢的词是“大放水”，同样的一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货币“大宽松”或者说“大放水”。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都采用了大规模救市方案，尤其是在货币政策上，相比以往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采用传统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利率到达零下限之后开始量化宽松（QE）；多轮量化宽松之后，发现效果不明显，规模也遇到了限制；然后又开始尝试负利率。
之所以在货币政策上大显身手，一个重要的、但又往往不便明说的原因是财政政策受到限制，空间有限、政治上的可行性低；推行结构性改革又困难重重。
第四个特点：资产价格波动加大
货币“大宽松”造成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即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一方面表现在资金过剩，另一方面表现在优质资产不足。大量的资金追逐着有限的资产，于是造成了全球经济新格局第四个特点——资产价格波动加大。
资产价格又如一个海平面，在均衡状态下，各类资产的收益率是趋于相等的。但当大量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追逐优质资产的时候，海面就会掀起风浪。流动性越过剩，资产价格海平面的风浪就越大。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不断看到各类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暴涨暴跌，从房地产、到大宗商品、到汇率、到权益和债券，包括黄金和另类投资品。
第五个特点：增长动能短期内趋于衰竭
全球经济新格局的第五个特点，是世界经济开拓新市场的步伐暂时停滞，于是增长动能短期内趋于衰竭。这里的开拓新市场既包括“外延式的开拓新市场”，例如地理上新市场的出现；也包括“内涵式的开拓新市场”，例如存量市场的壮大。
这一点很像20世纪70年代的初期。为什么这么说呢？二战结束至今70多年的历史，从经济增长史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几段。
二战之后到70年代初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以欧洲和日本的战后恢复与建设为代表，在这些动能的带动下，开拓了新的市场，掀起了一轮世界经济的增长高潮。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这两个市场短期内趋于饱和，维持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动能。所以我们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的很多事件跟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像的。出现了大规模产能过剩，出现了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出现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涨大跌，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现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一系列动荡。
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的一轮世界经济的增长开始，主要以亚洲四小龙为亮点，开拓新的市场，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再然后是第三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90年代之后的市场拓展。
在新的增量市场不出现的情况下，就会有大量的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贸易全球化短期内可能受阻。近年的贸易摩擦大量产生，尤其是中国成为了众矢之的。不仅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的审查与制裁，甚至一些传统的新型市场经济体，比如巴西、阿根廷，也争相采取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国内市场。
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两个主要形式。在贸易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就会更加兴起，企业更需要通过资本流动的形式开拓海外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分工。所以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到海外“买买买”。复兴、安邦、阿里巴巴、三一重工、吉利、万达等等，这不是某家企业或者某个行业的个别行为，而是普遍性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或家庭开始考虑将部分金融资产配置到海外，包括在国外购置房产，配置海外金融资产等。
吴晓波：中国迎接“食利时代”的到来
“你是不是这家基金的LP？”
此刻，上海外滩27号，正在举办一场投资人酒会，杯盏交错间，人们在有礼貌地窃窃私语，这是最为自然的一个询问。
27号处于外滩的中央位置，从这里望出去，东方明珠塔、花旗大厦、上海中心一览无余，是观赏陆家嘴风景的最佳角度。此楼原本是怡和洋行总部，解放后归于外贸局，现在是上海滩最出名的时尚地标，内设亚洲最大的葡萄酒酒窖，六楼的罗斯福公馆常常举办各类发布会，其中，最为频繁的是投资人（LP）酒会。
LP，limited partner，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他们参与商业项目的投资而不负责具体管理。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里，这类人被称为食利阶层，即那些拥有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的人。
我们如果把一个人的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务性收入，另一类就是财产性收入，后者在收入比例中的增加，代表着一个人的证券化能力的提升，如果他的全部收入均来自于财产性收入，那么他就摆脱了职业的限制，而成为了一个百分百的食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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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食利者名声向来很差，几乎是“寄生虫”的同义词。
苏俄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专门写过一本《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对食利阶层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他认为食利者脱离生产，是资产阶级中最远离无产阶级的阶层，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通过有价证券和背后的金融资本向生产领域的资本家索要“剩余价值”，而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将工人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金融资本那边。
因而，在布哈林看来，食利阶层的存在，“展现了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的没落，也显示了资本主义的衰败。”
1978年之前，中国社会的最后一批食利者消亡于1966年前后。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宣布“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理”。这意味着，私人所有者基本上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和管理权，相应的，政务院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方案，既“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食利阶层，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他们的派利被全数取消，这意味着全国范围的“无产化”。
食利行为的重新出现，应该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了，很多家庭通过股市和不动产投资，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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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食利者的涌现，则无疑是最近五年的现象。
原因之一：中国的金融市场进入证券化时代，信托、基金、债券、股权投资以及并购行为的普及化，使得个人理财的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证券化的获利机会大大增加，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投资客；
原因之二：很多50后、60后以及70后的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转型中陷入难以克服的瓶颈，转而把大量资金腾挪出来，进入投融资市场，从而成为新的、完全不同于股市散户的强势投资力量；
原因之三：随着亿级中产阶层的壮大，其金字塔尖的高净值人群越来越偏好于证券投资，而资本的趋利性特征，让他们有机会比其他族群更容易接触到优质资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投资的热情；
中国目前有1。6万家风险投资公司，信托及基金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约四万到五万只，围绕着这些金融投资机构，便是新兴的中国食利阶层。
本月初，波士顿咨询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百万富翁——拥有一百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现金、股票及债权），不包括不动产——约为两百万家庭，这是目前全球人数第二多的食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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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公馆的投资人酒会还在进行中。
在大客厅的壁炉之上，有一个巨幅的罗斯福总统油画，他神色淡定地俯瞰着新诞生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而在另外一侧的背景板上，浮现着一个波普化的切·格瓦拉大红头像，他面无表情，斜视远方。
据说，在中国有产者的偶像名单中，格瓦拉的名字仅仅排在巴菲特和马云之后，而这位古巴人是近一百年来最仇恨财富的铁血革命者。
他说，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不要问正义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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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阶层的繁衍，对一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在2015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了轰动一时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他发现，在人类的财富分配史上，资本和劳动分化的强劲趋势一直未曾真正减弱过，除了战争爆发时期，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在稳步增长，且愈来愈快。
皮凯蒂也专门研究了中国，据他的观察，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倾向于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这意味着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也意味着食利阶层的逐渐增多。
就积极面而言，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将催生出新的商业哲学，他们更享受精神层面的消费，推动文学、体育及旅游等产业的繁荣，拥有良好教育素养的食利者将带来全新的消费美学，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国由此告别野蛮的物质崇拜时代，人的价值的丰富性得到新的发挥。
就消极面而言，财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食利者聚集，尤其是在一个长波段的货币量化宽松时期，贫富悬殊成为新的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同时，社会阶层的固化速度也有可能加快。
面对这一正在生成的景象，每个人都会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站在激进的革命者的立场上，布哈林和格瓦拉式的主张就会出现，凡食利皆为不道德，非暴力不足以均贫富。
而站在改良者的立场上，罗斯福主义将大行其道，在他们看来，消除不平等的手段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以及有利于财富重新分配的税制改革。
自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重新回到一百多年前面对过的主题，开始认真地研究财富分配的公平命题，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发表过自己的主张，而在中国，这也将是未来十年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景气无法掩盖矛盾，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从外滩27号的落地玻璃窗口望出去的中国，绚丽而不真实，丰满而充溢着斑斓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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