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6年6月1日，中信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双创驱动——激活中国经济新动能》一书收录了经济学家卫祥云《从产权逻辑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文，特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李克强总理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很好，政府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创新，让企业家成为市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前提条件有三：一是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二是创新的主体是人；三是人的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过程中，政府能做的是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条件，而各类智库有望成为思想竞争的重要载体。

    在《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一书中，“新加坡之父”李光耀预测中国GDP将不可避免超过美国，但创造力远远无法与美匹敌，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自由交流和思想竞争。”应该说，李光耀先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并认为这是影响中国创新的桎梏之一。而要把这种副作用减到最低，是需要全社会精英和大众密切配合共同改变的，其中牵涉到制度层面的改革。

    但不管怎么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改造面临的环境和形势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尤其是思想讨论的条件和境况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非常大、非常大的改观和变化，我们有理由为之庆幸和倍受鼓舞。

    在此，不妨从产权逻辑的角度出发，先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短期行为”现象，然后通过对影响企业家才能发挥相关制约条件的集中研究，借以初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后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之究竟。

以产权约束“短期行为”

    曾几何时，一系列桥梁垮台、火车出轨、海上石油污染和食品安全事故等事件，令人感到了恐惧不安和长期的不放心。究其原因，是“短期行为”的行政理念、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导致了这种层出不穷的现象发生。而且这种情绪化的表现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不断蔓延之势。如果我们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不能对这种现象深刻反思，并采取实际行动予以抵制和加以扼制，则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全国人民的和谐生活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警惕和防止“短期行为”的蔓延，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严肃问题。

    观察我们的现实生活，至少有以下现象属于“短期行为”。

    执政理念的“短期行为”表现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很多决定政策的人认为只要在本人任期内相对稳定，凡属比较棘手和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一律往后拖，反正“革命自有后来人”。其行为导致的后果便是“贻误了改革的良机”，以致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长期下去，没问题也会出现问题。

    制定政策的短期行为表现为做表面文章多，实事求是的规划少。只求形式，没有实际措施的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所谓五年规划也是一种短期行为。

    房地产开发商的短期行为表现为把大量的物力和财力花在政府攻关和寻求贷款上，而一旦拿到土地和项目后则通过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和拖欠工人工资等手段降低成本，交房了事。至于产权70年，而实际房产的平均寿命则只有50年则与己无关。

    政府管理的“短期行为”表现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随意性和所谓的管理创新。真正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开发出新产品，得到市场的承认，以引导消费新潮流。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鼓励创新，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并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的个性张扬和各种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依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而政府管理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办事，依法管理。而不是政出多门，朝令夕改，随心所欲。混淆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的区别，甚至制定无法实施的应急政策。让被管理的单位和企业无所适从。食品安全监管是有关政府部门的大事，监管的重点是依法行政。而不是所谓的“监管创新”和“要用重典”。否则，依法办案，依法查处就成了空话。

    教育改革的“短期行为”表现为乱发文凭，硕士、博士帽子满天飞。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和国企管理人员，想法设法弄个个学术头衔，不学无术，不求实才，只求考核提拔时用以炫耀而已，实乃体制使然。而这种短期行为蔓延导致的结果是用人单位招人聘人又回到了原点，唯第一学历才是真。

    以上事例不难看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短期行为”还有很多种。政府为了抑房价，就制定“限购”政策，给长期的房地产健康发展留下了许多隐患；又如在一些领域频频出现的59岁贪腐现象，实际上是“短期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另类表现形式而已。

    由此可见，“短期行为”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已严重浸入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且有不断蔓延之势，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严重的消解作用。如不加以扼制，将会遗害无穷。因此，从政府到企业，到个人都要积极的行动起来，自觉的从我做起，坚决抵制“短期行为”的发生和蔓延。尤其是政府在制定大政方针政策时，要着眼于长远计划，尽量克服“短期行为”的影响，特别注意培育约束“短期行为”的条件和环境。

    首先，要认识到“产权约束”的重要性。古人云：有恒产，有恒心。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体制维持了上千年，虽然争权夺利事件时有发生，但“儿子”可以继承老子权力的世袭制显然功不可没。这里有两个基本概念不必讳言：一是“短期行为”会导致“江山不保”；二是“短期行为”会有辱祖宗尊严。所以，在这两种条件“约束”下，历代统治阶级会千方百计致力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明确了“产权约束”的概念，对我们制定长期的发展政策有益无害。

    其次，要认识到“制度约束”的迫切性。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奉行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摸着石头过河”则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制定的一些政策不免存在“短期行为”的倾向。但现在我们已快到岸边了，我们必须从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世界上许多国家长期性的制度安排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后，我们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造成“短期行为”的主要原因，下大力气从改革制度入手，解决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中不利于国家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弊病。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各得其所，各从其事，从而和谐共处，长治久安。

    第三，克服“短期行为”，要从重视建立个人信用开始。“短期行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蔓延趋势反映了日益深重的信任危机。但是，重视建立个人信誉不等于重建个人信誉。我完全不同意“重建个人信用”的提法。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个人信用”有被“短期行为”裹扶和绑架的现象，但总体上我们国家的“个人信用”并没有从整体上被击倒。而事实是，在我们国家的“产权约束”和“制度约束”尚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依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维系了全社会的信用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也是与各种社会“短期行为”抗争的成果，也是促进国家发展的不竭源泉，实属不易。我们不应在呼吁建立“产权约束”和“制度约束”时忽略这一点。

产权因素与企业家才能发挥

企业家才能的概念及特征

1．企业家才能的概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一方，以社会主义计划手段支持者奥斯卡·兰格、阿巴·勒纳等为另一方，两派经济学家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辩论。

    关于这场辩论的始末，《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一书有详细回顾。该书作者是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J.Huerta de Soto），奥地利学派的当代领袖。他在书中对米塞斯的“企业家才能”理论进行了拓展，指出“任何人，只要他的行为是对目前状态进行调整，以实现他未来的目标，那么他就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

本文所称的“企业家才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其定义为“人类识别存在于环境中的利润机会的能力”。

2．企业家精神的概念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才能的重要特征。它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取向，一种态度。并非所有的管理者、创业者和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它是一种时常以新的方式整合资源，以提高生产效率的心态。由此可知，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主观因素，而非客观因素。它是由企业家的学识、水平、素质、眼光、经验、感悟、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关于企业家精神概念的形成，不得不论及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认为，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他最早阐述了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并首次提出了“创造性毁灭”这个关键词，用以描述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

    熊彼特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既可产生于汽车库或大学生宿舍这种小地方，也可产生于大公司。如果将此应用到目前中国改革开放大环境中，不难认定：企业家精神不仅可产生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产生于处在改革分化之中的国有企业，甚至也不仅仅只限于企业。让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今日中国，企业家精神仍然幸存，并且在顽强地生长。但熊彼特担心的官僚体制扭曲和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依然存在，甚至无孔不入。因此，我们在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不能不认真关注和对待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

3．企业家才能的特征

  （1）企业家才能是主观的、实践的，而非某种现成的科学知识。实践知识往往是难以用正式的方式表达的知识，它是人类在实践中逐步获得的。

  （2）企业家才能是排他性的知识。每个发挥企业家才能的人，都严格地以个人的、不可重复的方式做着同样逻辑的事情。他拥有某一特定的知识体系，其他任何人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拥有。这里所指的既定知识，不是通过某些储藏信息手段（如报刊杂志、书籍和计算机等）就可以获得的。这种知识的本质是实践的、严格排他的。

  （3）企业家才能是分散的知识。而分散信息的传递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4）企业家才能是不能言说的隐含知识。

  （5）企业家才能是通过企业家实践产生的知识，“无中生有”的知识，也可称为纯企业家利润。它不牵扯任何成本，其本质是创造性的。所以说，企业家才能具有根本的创造性特征。

  （6）企业家才能是信息的创造和传递的知识。每一种企业家行为都是在“无中生有”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信息，而企业家创造信息则意味着信息在市场中的传递。

    从以上6个方面的特征不难看出，企业家才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它通过调整和协调社会成员的个体行为，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没有企业家才能，我们不可能想象有社会存在。

    目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企业家才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而如何运用当今世界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相关理论指导中国企业改革和社会发展改革的实践，无疑是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对待的问题。本文以“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为切入点，通过研究比较和分析，试图得出有利于国家方针、政策制定和企业改革参考的正确理论。

4．企业家才能发挥与经济计算的关系

    什么是经济计算？德索托认为，“任何使用货币，对不同行为过程的结果所作的粗率计算”即是经济计算。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只要当他在发挥企业家才能时，他就要进行这种经济计算。这种经济计算通过货币和实践过程，决定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程度大小和价值高低。资本家通过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获得企业家利润；而工人也煞费苦心地决定是否要改变工作，是否要接受一个机会或拒绝另一个机会而作出聪明选择。很显然，在这里“经济计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一书中，德索托运用了大量的逻辑推理，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企业家才能发挥施加的“制度性限制或制度性侵犯”。当然，在这些理论推演之外，具有重大意义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历史事实，无疑产生了更为直观的冲击，令多数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措手不及或择机改正。

    正如哈耶克所说：“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信息发现和传递的动态过程。这是一个由企业家才能持久驱动，使个体计划得以调整和协调，从而使社会生活得以可能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而且是唯一的过程，构成了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厘清企业家才能发挥与经济计算的关系，认清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活动的强制和限制，才能找准经济学研究的正确目标。这也是我们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如何为企业家才能发挥提供有力保障的正确选择。

5．企业家才能发挥与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关系

    前者（企业家才能发挥）是指企业家产生、成长和成熟的客观因素；后者（发挥企业家才能）是指政府官员、社会组织管理者和企业家个人等主体在发挥企业家才能方面的主观因素。

    根据企业家才能发挥与经济计算的关系，我认为，研究或廓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根据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发挥和经济计算的意义，无论从逻辑还是从事实而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都无法提供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用武之地。背后的制度性强制与企业家才能发挥需要的实践活动和自由度不可兼容。因此，我们拟主要通过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产权因素制约及其他因素制约的研究提供价值判断。

产权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

1．产权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分析产权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我们有必要引进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关于产权的基本概念和论述。他认为，存在一个超历史的、永恒的、适应于一切社会历史形态的产权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清晰界定的产权总是有效率的，而这样的产权形式就是私有产权，而且是唯一有效率的产权形式。他认为一项产权是否有效率，主要应由交易的难易程度决定，如果一种产权形式能够使交易成本降低，那么这种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而最清晰的产权形式就是交易费用最小的产权形式。

    新制度经济学表述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是：无论产权的归属如何，只要这项产权是清晰的、明确的，同时允许自由交易，总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科斯定理的应用中，一个清晰界定的产权和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两大理论支柱。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一个清晰界定的产权就是私有产权，而私有产权就是指自然人产权。

    科斯指出：产权制度决定生产力。对于同一产权，生产力可高可低。如果产权归私，生产力就高；如果产权归公，生产力就低。马克思的观点与科斯正好相反，他认为是生产力决定产权制度。

    可见，科斯的产权理论是在一个既定的社会关系下对产权制度的研究分析，属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对任意社会形态下产权制度的研究分析，属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经济逻辑。从上述逻辑可以解读出科斯的产权理论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无本质不同，但各有重点。因此，也更说明科斯关于产权制度的论述及分析更适合当前中国经济体制的现状。

    毋庸讳言，我不仅信奉科斯的产权观点及理论，而且认为其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这并不排除我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忠实信徒。

2．目前中国企业的分类

  （1）按产权分类，可划分为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三类。

    公有制企业，即生产资料及要素资源属于特定的人群共同所有。它可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也可以是若干个人（自然人）共同所有（职工持股）。这样的企业需要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契约明确规定共同所有，永续经营。不存在资产交换和解散的可能性，但存在整体解体和倒闭的风险。

    私有制企业，即生产资料及要素资源属于私人（自然人）所有。它可以是个人独有企业，也可以是若干人共同所有。这样的企业是按照公司法和企业法的要求，以资产为纽带共同组成的现代企业。其资产可以出售、转让和交换。由于其产权清晰且已落实到自然人，所以企业的进退与生死存亡亦属常情。

    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指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的相加。按照产权划分，这类企业其实并不存在，即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如何能够组成一个联合体企业？但目前在中国又确实存在这样的案例。如过去就存在、现在还继续存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公有制企业（若干人共同所有）。所以说，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专门列出是为了研究问题方便，而不深究（或无法深究）企业产权归属。

    对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分类研究，并不能准确分析中国目前这三类企业的产权所有给企业带来的发展变化，也无法对这三类企业的经济计算进行正确判断。因为企业要素资源的核心资产土地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虽然在当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还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但只要是用于办企业作为出资，在产权登记时，均不能改变国有资产（亦属全民资产）的性质，只能享有租赁权。而租赁权是无法确定其利润和升值的空间及时间的。所以说，要研究产权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还必须从中国企业的产权现状和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必拘泥于难以自圆其说的上述理论。

  （2）按目前客观存在和经营情况，可划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国有企业，即国有资产在企业中承担出资人权利与义务的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控股）和股份制企业（也是国有控股）。现在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国家持有，国家是全民的代理人。换言之，代理人是受全民委托持有。现在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上是层层代理。国有企业既可以是独资经营，也可以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经营，还可以上市成为股份制企业。

    民营企业，即个人资产在企业中承担出资人权利与义务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概念虽不准确，但无疑是属于私有企业的代名词。由于其产权清晰，它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组成的合资企业或股份制企业等均不难理解。只是由于中国土地要素资源实行的是国家所有制，才出现了民营企业这样“存在即合理”的经营现状。因此，我们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

    外资企业，即含有外资成分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大亮点，为中国的企业改革和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和借鉴作用。其产权因素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自明，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明显。以美国IT行业为例，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企业家在不同年代的相继出现即是证明。当然，不排除制度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

    合资企业，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资产为纽带共同组成的企业，也包括股份制企业。搞清楚目前中国企业的分类，就为研究企业家才能发挥的产权因素制约奠定了基础。

3．民营企业产权因素制约的分析

    以国人生活必需品调味品为例，早在公元前300年以前，中国便已开始生产两种原始的调味作料，即“酱”和“豆豉”。但迄今为止，屹立于世界之巅、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型酱油酿造企业，却是三百多年以前便开始生产酱油的日本龟甲万株式会社。该公司原名野田酱油，目前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瓦尔沃斯、加州福尔斯和荷兰格罗宁根都建有大型酱油酿造企业。龟甲万现任社长兼总裁茂木友山郎，就是一个将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代表人物。其祖辈独到的眼光、明晰的产权确立及其延续过程，造就了一家食品企业的辉煌历史和不俗业绩。早在1972～1973年，龟甲万便已在美国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厂，而日本丰田公司在美国第一条组装生产线正式运转则是80年代的事。可见，第一家在美国设立流程完整、设备齐全的制造厂的日商公司，不是汽车制造业的丰田和电器制造业的索尼、松下，而是食品行业的龟甲万。

    在当代中国，酱油产业的真正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三十多年里，中国调味品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得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产权的确立过程，充满了风风雨雨和戏剧性变化。从解放初期的走街串巷、前店后厂，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市、县级以上城镇都有酱油企业。而经过三十余年的流变，大多数国有酱油企业或倒闭、或破产、或被其他资本兼并、或成为上市公司，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权再确立和创新经营模式的过程。石家庄珍极酿造食品有限公司被龟甲万收购的案例，则活生生地告诉我们，这是在调味品生产这样的竞争性领域，由于产权不清晰等问题带来的必然结局。固然悲催，亦不失为正确之选择。

    香港李锦记调味酱料集团是中国食品行业首屈一指的民族企业。其从香港起步，脚步踏遍东南亚，伺机大举进军内地调味品生产，再把步伐迈向全世界的过人之举和赫赫战功，皆与之明晰的私有产权效率机制不可分割。该企业的继承人李文达极具企业家才能，他在家族企业的坚实基础上，结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管理，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诠释到了极致，在中国民族企业的经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世人羡艳不已。

    时间和历史不会亏待真正的企业家。就当前中国调味品企业而言，虽然产权确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只要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关闭，产权确立和发展就不会停止。如今，就中国酱油企业前三甲而言，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的迈出是迟早的事。目前在湖南宁乡建设的“中国酱油博物馆”，就证明了中国新一代民族企业家的远见和卓识。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为中国食品行业的企业家才能发挥留下新的注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其他行业也不乏企业发展受产权制约的典型案例。

著名企业家张瑞敏从“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开始，通过海尔职工持股会，拉开了海尔产权改革的序幕，为海尔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壮大，均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果没从产权改革开始，就不会有海尔的今天，也不会有驰名全球的海尔品牌。

    被称为教父级人物的企业家柳传志，从中科院计算机所投入的20万元初始资金起步，完成了联想从小打小闹的科研型企业向大型资本投资企业挺进的惊险一跃。其间，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和惊心动魄的国营与民营之争。最终柳传志以知识分子群体中极其少有的智慧和超前眼光，以“知识”为巨大资本注入科技型企业的转型和改制。这不仅使联想获得了凤凰涅槃的机会，而且给联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果没有联想后来的产权改革、企业改制和国际化拓展，联想就不会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而顾雏军在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中翻船、张海在健力宝改制漩涡中跌倒的案例，均属于未解决好产权制约问题而成为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反面教材。

4．国有企业产权因素制约的分析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现状，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行业：公益性行业、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

    首先，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其产权是再明晰不过的。这类企业并非真正的企业，或只是准企业。产权因素无法、也不能转换为激励机制。所以，在这类企业研究产权因素的制约没有更大的意义。但有一点又是其他企业无法证明的，即从反面说明：产权的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无法证明产权因素的作用及影响，也无法证明其业绩和经营效益的高低。这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在公益性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已经徒具形式，不啻是一种叠床架屋的模仿秀，是一种企图通过“马背上画道道”画成“真斑马”的行为。真正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制定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有企业管理构架和模式，或者叫“准行政管理”即可。当然，我们不能无视问题的阶段性和客观存在，这属于制度因素制约研究的内容之一。

    其次，对于竞争性行业存在的国有企业，在发展方向和目标上应该完全退出。这是产权因素制约仍然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研究和探索，国内外成熟案例很多，只要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本不应该成为疑难问题。但在中国目前情势之下，有必要厘清以下思路：

  （1）国有企业从宏观上、总体上的退出目标一定要明确。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国有企业存在于竞争性行业的理由。

  （2）所谓的利益集团作祟，既没有想象中严重，也不能成为不敢改革的理由。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优势。一句话：解决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问题关键在顶层设计的信心、决心和魄力。

  （3）视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分期、分批、分类彻底改革，一改到底。可以预料，这项改革不仅会促使中国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还会实现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促使中国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对于具体的改制程序、措施和办法，要做好论证和设计。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产权因素制约。如划归社保基金、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给民营企业和变卖资产解决人员遗留问题等。当然，上市也是合理与必要的选择。但要明确上市是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套现而择机退出，而非盲目做大做强，以免埋下隐患。

    所以，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明确国有企业不得在竞争性领域再投入。杜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一方面在研究如何退出，一方面又在不自觉地进入。尤其是不能在目前还可以赚钱的竞争性行业继续投入。过去国企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已多次证明，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一时的成就和快感，往往使人产生“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幻觉。待到头脑清醒时，方知那幻觉不过是场梦而已。

    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例，当时国家商业部撤销了20多个行政司局，与物资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随之，商业系统在竞争性行业成立了20多家公司，从百货到家电、从食品到餐饮一应俱全，每个公司至少都划拨了几千万到上亿元资金，成立了一批国有商业企业。仅仅过去二十年，当时辉煌非凡的复兴门内大街45号，如今已完全物是人非。不仅当时划拨的国有资产流失殆尽，还毁了不止一代人。失去的不只是金钱和货币，可惜的是宝贵的青春年华白白浪费；更可悲的是，至今有关决策者对此仍未加以反思和重视，依旧想当然地企图培育若干个大型流通企业，实则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从重视产权因素入手，把有限的资金划拨给有限的人，现在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丰硕果实。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国有独资企业的产权约束力最弱，层层代理人体制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最多。包括选人用人机制和进行经济计算等都缺乏第一动力，即直接动力。而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由于有了落实到自然人的产权约束，则为这类企业提供了企业家才能发挥的第一动力，从而使产权因素的正面制约作用非常显著。

其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

    在产权因素制约以外，制度及环境因素、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1．制度及环境因素的制约

    中国并不缺乏聪明人，不缺乏创造财富的智慧，缺的是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保障和环境条件。

    对国有企业来讲，目前要重视的制度因素，包括国家制定国有企业总体退出的路线图、时间表。既要完成产权改革，直至彻底退出；又要从公开透明化入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还要解决好人员的整体划转、退出和再就业等问题。只有建立健全制度保障，企业家精神才能发扬光大。

    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创造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环境和制度条件。美国之所以会出现比尔·盖茨、乔布斯和扎克伯格等一大批创新企业家，与其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企业管理上有句名言，即“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这种适合中国本土实践的管理模式却很难制度化。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管理思路难脱“机会主义”之嫌。但我看来，这无疑是在激烈的商战中得以取胜的真知灼见。

    柳传志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理解。他曾自己这样描述经营联想的处境：“母鸡孵蛋的温度是39度，而我们创业的温度是42度，只有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鸡来。”柳传志的一生，是当代中国版适者生存的企业家奋斗史。在他们靠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的奋斗历程中，充满了无奈却有效的中国式成功智慧。这种智慧成就了一代企业家，却无法将他们的成功模式真正融入现代商业文明，也无法形成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度性借鉴。有“地产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将此解读为“野蛮生长”，可谓用词准确、形象逼真，却让人难以深究和思考，更谈不上深刻反思和促进制度建设。

    柳传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企业家代表，并不是单一的个体存在。他既代表了企业家个人成长的制度困境，也代表了企业家才能发挥与制度约束的悖论。而他们的成功，无疑又增添了个人奋斗的悲壮和不可复制性。所以，直到现在柳传志还在说：企业家很胆小、很害怕。如此发自内心的语言表达一再警示，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企业家才能发挥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宁高宁作为知名央企负责人，在其倡导的中粮集团“全产业链模式”遭质疑时，曾经说过一席话，大意如此：“中国谁在研究国有企业改革？北大、清华都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他们研究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改革。发达国家都有成熟的企业架构和企业管理模式，其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规章十分完善。而我们中国的国企这一切都不具备。因此，我们的改革与管理更多的是探索。至少，中粮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在一个小环境中还是可控的和富有成效的。”

    宁高宁这一席话，既表明一个现代国企负责人具有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又显现出其踌躇满志中的无奈和迷茫。因为在一个产权约束尚不明朗的环境中，是无法体现制度建设优越性的。这种国有企业面临的制度困境与企业家才能发挥所需要的自由环境是非常难以兼容的。虽然企业家精神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甚至变革，但企业家精神也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在一个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中。

2．文化因素的制约

    历史学家的研究一再证明：1840年之后的中国衰败，并非生产力方面的实质衰败，而是文化层面的衰败和没落。中华帝国繁荣发展的转折点往前可推至明朝。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清楚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原因：道德取代法律，人情取代效率，主观判断代替数量分析，对个人名声的追求与认可大于对百姓生命的漠视和不屑。这正是中国近代被西方超越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梁漱溟与胡适曾有一辩。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体现的是精神文明，西方文化体现的是物质文明，而精神文明优于物质文明。而胡适却认为，西方物质文明优于东方精神文明，因为精神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所以，胡适被评判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讨论来讨论去，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究竟对企业家才能发挥有无制约、影响几何，当时也难见分晓，且将继续下去。

    时至今日，中国已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但传统文化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企业家才能发挥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包容和利于创新的大环境和气场；而传统文化对人的最高道德评价是爱国。爱国是任何国家文化教育不可缺少的普遍价值观，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但却无法衡量其主客体之间的谁对谁错、谁高谁低。企业家才能发挥既不能受地域和国土的限制，也不能给其创造的利润贴上文化的标签，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衡量的标准。因此，文化因素对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影响和制约依然不可小视。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后有着非常深刻的制度成因。现今尤以官本位体制对企业家人才的吸引最甚。

3．个人因素的制约

    个人因素虽对企业家才能发挥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个人因素在实践中往往体现为个案，不具有可复制性，存在着一定的因缘际会和偶遇巧合。如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荣耀中的奋斗史，是瑞士雀巢食品集团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典型案例；而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的成功，则是众多国有企业负责人中把企业家才能发挥到极致的个案，不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对上述案例如果不认真分析，还会得出企业搞得好坏与产权因素没有关系的悖论。

    研究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是为了面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找出与此相匹配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与企业家才能发挥不兼容的因素，包括产权、制度、环境、文化和个人因素。通过对这些因素影响企业运作和发展壮大的案例分析，为企业家和企业管理人员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批判与借鉴，以此为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才能起到指导作用。同时，也试图为改变中国目前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客观条件进行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