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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环境，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下面，我集中谈一下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
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企业就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它们的私利，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邮电部明确禁止居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私自安装传真机，如果发现将被处以高额罚款，目的是保护电信部门传统通话业务的利益。广电部禁止居民个人安装和使用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和网络电视，为的是保护传统电视台的利益。2015年10月交通部曾推出一个出租车改革征求意见稿，尽管最后没有真正实施，但反映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是网络约租车遇到了既得利益者——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比如监管部门规定网约车司机要符合一系列的资质条件，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投10亿、20亿办了一个网络打车平台，我会不会对司机和车辆的资质不做要求，不管车辆是否合格，驾驶人有没有驾照，有没有犯罪记录？如果我是傻瓜，我当然可能会了。但如果我稍微聪明一点的话，那我一定会制定非常严格的标准，审查每个申请人的资质。如果网约车平台公司不把好车辆和驾驶员资质这一关，坏了自己的名声，那这几十亿的投资全泡汤了。这些投资者当然不是傻瓜，他们很明白，只有让客户放心，保证客户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自己才能赚到钱。事实上，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网约车平台公司都有一些严格的规定，这个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
政府的很多监管完全是多余的，就是因为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好手段是强化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正是由于网约车的出现，才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减少了等待时间，提高了服务质量，我们坐车也更放心。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得网约车的安全比传统的出租车高出好几个量级，这已有统计证明。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位？主流经济学家有责任！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了解美国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查一下100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名单就可以了。从早期的标准石油、美国铝业公司，到IBM、微软等最优秀的高科技信息公司，都受到过反垄断起诉。《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武器，竞争不过别人就起诉他，政府一调查拖他几年，反垄断变成了保护落后而不是支持创新的法律。
经济学家习惯于用一个行业的厂商数量或市场集中度判断垄断程度。但从历史上看，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与市场上有多个企业关系不大。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没有哪个企业能垄断一个市场，除非政府强加保护措施。如果政府有保护措施，有多个企业也不是充分竞争。中国的出版业有600多家企业，能说是一个自由市场吗？
滴滴打车和优步中国合并后，商务部根据《反垄断法》要对此项合并进行反垄断调查。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优步中国倒闭，宣布破产关门，而不是卖给滴滴，商务部要不要调查？估计不会。但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它之所以卖给滴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不过滴滴，认为继续经营不划算，要退出市场。
担心滴滴垄断是杞人忧天！公交车和传统出租车都是它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网约车公司，如神州专车、易道用车等，都在和它竞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竞争者，因为我们可以不坐它的车，自己开车。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反之，如果进入不自由，比如政府规定以后不能再有新的网约车公司，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垄断。
垄断当然要反，但真正要反的是政府用法律和政策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而不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如果政府用强力为某个行业、某个企业保护市场，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就是法定垄断，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所以必须反。但我们现在恰恰相反，这样的垄断我们不去反，反倒要反真正的市场竞争行为。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我不由地想引用一下当年瓦特对垄断指控的回应。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博尔顿和瓦特的公司是独此一家的生产者，占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瓦特和博尔顿对蒸汽机的收费并不高，只收成本价，再加上由于使用蒸汽机节约的燃料费的三分之一，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也引起很多使用者的不满，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请求英国议会取消瓦特的蒸汽机专利。瓦特本人怎么回应这个事？他说：他们控诉我们设立了一种垄断，但是，即使是一个垄断，这毕竟使他们的矿山比原来生产出了更多的产量。他们说因使用机器必须支付使用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把我裤腰上的小钱袋纽扣扣好，对那些想偷我钱包的人来说也很不方便。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强迫别人使用我们的机器，如果这些家伙向议会控诉，他完全可以不使用。瓦特是个发明家，谈不上是一个企业家，但是他对这个所谓的垄断指控的回应，是很有说服力的。
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里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我曾经遇到一个教授在申请研究课题，我会问他，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吗？他说兴趣不是很大。我又问，你觉得这个课题的意义大吗？他说不大。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课题？他说因为这样的课题最容易申请到政府的钱。所以，大量国家科研经费，支持的不是有价值的研究，而是诱惑大家申请经费。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任何扭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一定会阻碍创新。如果我们不废除产业政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变成创新型国家。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十年树木一年种草，国有企业连栽树的积极性都没有，只有种草的积极性。
更严重的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严重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比如说中国的页岩气出不来，因为石油天然气是国有企业垄断的。美国的页岩气不是大企业做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做的。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很多，乡镇企业即使效率不是很高，总比国有企业高，仍然有竞争力。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尽管我们的互联网发展很快，但研究一下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最早的瀛海威为什么垮了？一个重要原因是电信资费太高，使得瀛海威没有办法活下去。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总之，国有企业不仅自己没有积极性创新，而且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信贷扩张误导企业家投资决策，导致经济危机。低利率和信贷扩张会人为地夸大市场的不均衡程度，增加虚假的套利机会，使企业家过度投资于套利活动，引起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最后是投资资金无法收回，经济危机爆发。政府用刺激政策化解危机，又增加了新的套利机会，会弱化企业家创新的动力。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贷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比如说2009年宏观刺激政策鼓励“家电下乡”，政府花很多钱补贴销往农村的家电产品，让本来应该淘汰的产品又有了市场。现在产品很好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要创新呢？
以上这五个方面，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政策，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张维迎:为什么经济复苏如此艰难漫长
特纳勋爵的这本书《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一开始就给我们抛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复苏如此艰难、如此漫长。
其实，我愿意给他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这一次病得太重，病得时间太长，所以不可能很快就完全恢复。我从他的书中分享了好多精彩的观点，但是读他的书之后，我也有一些跟他不同的观点。
1、债务危机从哪里来？
特纳教授重点关注怎么走出危机，但我觉得他的书里面对危机成因的分析也有好多精彩之处。所有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其实都是债务危机。如果没有债务危机，就不会有金融危机，也不会有经济危机。
但问题是，债务怎么形成的。特纳勋爵在书里面特别详细地分析了现代银行制度、金融体系必然导致债务的不断持续扩展，形成所谓债务密集度过高。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有价值。但我认为他这部分分析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宏观货币政策对过度债务形成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现代银行体系确实可以创造债务和货币，而且不可否认金融创新也会提高或强化银行创造债务的能力，全球化也会使债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但是，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过度负债以及房地产、股票市场泡沫的核心原因，不是金融体系本身，而是政府的宏观货币政策，特别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实施超低利率货币政策——当经济中的货币已经过多的时候，他依然认为货币不足，认为由于新经济的原因，需要更多的货币和更低的利率。所有的货币债务，从最根本上说都是由基础货币创造的，因此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最本质的问题。
此外美国政府的其他政策，包括“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使很多不该买房的人买了房，这也一定会导致过度负债。
为什么格林斯潘在危机之前没能看出这些问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经济学是从通货膨胀率来判断货币过多还是过少，只要没有通货膨胀，或者通货膨胀在2%—3%的水平，就不认为货币过多。
2、人类历史上的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
特纳勋爵认为，传统经济学为了数学上的优美和得出确定的结论，忽视现实，把现实中重要的问题假设其不存在。这些批评很有道理，我也非常同意。但是，他忽略了教科书上的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是凯恩斯主义的，包括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旧凯恩斯主义模型。这些模型把经济理解为生产一种产品的经济，这种产品就是GDP。整个经济就是这一种产品，然后分成可以随便相加的各个部分。这样简单的一个模型，可以得出很多确定性的结论，但是它完全扭曲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不是生产一种产品，而是生产好多种产品。尤其从原材料、中间产品，一直到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很多经济学的微妙之处。比如超发或少发货币，对各个部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基本消费品没有通货膨胀因而价格很稳定的时候，原材料的价格可能已经涨得很高，中间产品的价格也可能涨得很高，但是所有观察宏观经济的人，只着眼于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这一主要指标。
进一步地，现代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交易产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在传统的奥地利学派中，庞巴维克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对我们理解宏观经济非常重要。在直接生产时，所有交易的产品就是最终消费品，而在迂回生产时，我们创造出很多中间产品，最终才有消费品。所以，交易的数量和最终GDP的数量完全不对应，在发达国家，全部的交易量是GDP的三到四倍，而且全球化分工的深化使这个比例还会更高。另外，货币不是仅用于消费和GDP等量的那部分交易，而是用于所有产品和财富的交易。最初货币数量交易方程的交易量不是GDP，或宏观经济学中的Y，而是整个交易量。从这个角度看，GDP与信贷应保持完全一致的增长。全球化使人类的分工程度跳跃式增长，这可能是过去几十年信贷增长10%—15%，远高于名义GDP增长5%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传统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只要GDP或消费物价稳定，货币就不会过多，也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有时即便通货膨胀率接近于零，货币也已经过多。因此在衡量货币多与少的时候，不能再用传统教科书中的这些理论。财富相对GDP的比重提高，或者说，消费品在当面创造的产品中比例越来越少，这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志。GDP减去消费剩余的产品就是财富的积累，如果没有无效浪费的话，它就会不断地积累。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习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思考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通货紧缩。其实从人类历史来看，好多时候通货紧缩不是问题，通货紧缩也许是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机，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美国，黄金时代恰恰是通货紧缩的时代。人类历史上的大危机都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没有由于通货紧缩造成的。
3、不能轻易放出魔鬼，否则后患无穷
特纳勋爵建议用货币为政府融资使经济走出萧条。传统上，政府印发钞票被经济学家视为“魔鬼”，但特纳勋爵认为，这个魔鬼比债务好，可以降低债务积压。如果采纳这样的政策，实际结果可能是债务和魔鬼互相加强。导致债务过度的原因就是政府印钞太多，债务积压拖累了经济增长，如果再印发更多的货币，靠融资来解决问题的话，就会出现新一轮货币增加。货币增加又会带来新的需求，创造其他的泡沫，最后导致新的债务积压过多。
因此，这个魔鬼不能轻易放出来，否则可能后患无穷。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它是魔鬼，就是它太危险，而且每一个政府都面临多印钞票解决问题这种诱惑，无论是解决财政赤字还是解决金融危机。一个法治国家，即使面临短期灾难，也不应为避免这个灾难改变我们的规则，也就是说政府应该遵循严格的底线和约束。否则我们面临的不是怎样走出衰退，而是不断推进通货膨胀，最终站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战车上。
特纳勋爵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有效市场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负有责任。其实现代市场已经不是真正的市场，因为在所有现代经济，货币全部由政府印发。这意味着市场中所产品的交易价格最终都是政府决定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市场经济。
政府可以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货币，这自然会有很大的诱惑，就是前面提到的魔鬼，如果把它放出来就没有办法控制它。但是如何约束政府印发货币或创造货币的道德风险，这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这个难题解决不了，金融危机还将不断出现。
4、未来怎样才能不再陷入新的危机
读特纳勋爵的《债务和魔鬼》一书之后，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第一是金本位的问题。虽然恢复金本位或某一种贵金属通货是不可能的，但是金本位的思想非常重要。在金本位下，任何人得到金子，必须要用劳动交换和其他资源交换。金子是需要花成本挖掘的，不是可以无成本印发的。因此只有解决货币印制成本问题，才能在当前约束政府无节制印发货币。例如比特币，其印发就是有成本的，所以不能乱发。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量固定增长率政策可能是唯一可取的。
第二是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问题。部分准备金是创造债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方式。那能不能实现全额准备金呢？这个思路值得我们考虑，如果百分之百的准备金，就不存在所谓的金融危机。特纳勋爵认为银行的自有资金充足率应提高到20%—25%，但是如果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断提高，从现在的10%、12%，逐步提高到70%、80%，那时候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特纳勋爵担心的问题就可以避免。那时银行的真正功能就恢复到最基本的把储蓄换为投资。对于消费而言，交易对象也是实实在在的产品，而不是由金融机构创造的虚拟交易。
以上这些方法，虽然会使我们花更长时间才能走出这次危机，但是也许会使我们未来不会再陷入新的危机。
马晓河：中国经济的三个真相
我对当前经济判断是，经济增长好转信号不明显。经济增长连续23个季度从高位下行，目前经济增长好转信号不明显，多数指标表现偏弱，通缩风险压力缓解迹象不明确，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是在下行通道。
（体现在）几个指标，第一，GDP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现在是下行的。第二，工业增长。第三，PMI是当前经济回升的一个迹象，2009年9月份以来中国的PMI上了好几次都下来了，只有一个月的上行来证明要上，论据不足。再看价格，工业品购进和出厂价格，收窄幅度变小，但是是在很大的区间向上回升的，在深水期潜伏着。货币供给有所改善，货币发行量M2和贷款有所增加，但是货币没有到实体经济。因此，当前经济增长没有明确的好转信号。
为什么经济增长下降呢？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既有周期性，又有结构性，也有体制性，周期、结构、体制搅在一块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
从周期上看，中国已经是中上等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不下滑，为什么？总量变大，结构成熟。我算过一个账，去年我们增加的GDP是4。03万亿，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2000年的六点几，我们现在6。9，相当于过去2000年的44%。第二，结构成熟了。办一个水泥厂跟办一个发动机厂哪个容易哪个难？办一个钢铁厂跟一个大型集成电路厂哪个难哪个容易？
从需求看，中国的需求结构出现了问题。第一，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一方面存在着公共投资主体、生产投资主体拿钱太多，增长太快，公共投资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源太多，挤压了消费空间，增长太慢不利于消费。另一方面消费主体之间出现了有钱的人不消费，没钱的人想消费。目前20%的低收入每月只有430多块钱，想消费却消费不了。还有20%的中低收入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块钱。这两个群体加一块是5。5亿人，这5。5亿人需要传统消费的，而不是新兴消费。谁给他钱消费？这是很多人忽视的问题。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消费是上升的，从2006年以来投资消费在下行，消费业在跟着下行，投资下得快，消费下得慢。另外一个群体是40%的中高收入群体，但是他们不想消费。因为供给结构有问题，没有优质产品、安全食品，只好到国外消费，国外消费也不能把财富消费完，就存起来。供给结构限制了中高端的消费结构转换。
第二，社会保障体制由于水平低，不完善，广覆盖，造成了很多人不敢消费。老百姓确实有点钱，他们想消费，但在屁股后面的保障制度不足以保障其消费。比如中低收入阶层，人的一生要干四件大事儿，第一买房子建房子，第二婚娶，第三孩子教育，第四养老看病。我们哪一项能保障中低收入阶层大踏步消费，实现中国梦，实现不了。有好多人不愿意消费，不敢消费。
第三，经济下降，去产能影响就业，还有互联网+、智能化也影响就业，现在不要以为新兴产业增长不对就业带来影响，比如互联网+，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了传统商贸流通业才获得了发展，现在到微信上看，许多传统商贸业没有就业，倒闭了。连北京的大商场都关闭了，什么原因？现代新兴消费行业对传统行业的替代，替代不是增长，有一部分是增长，有一部分是替代。今年的居民收入有可能不会像以往那么高。所以，消费是缺乏一个持续增长的动力。
我们过去历年来政府都在强调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但是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消费阶层在分化，城市20%的高收入和城市20%的低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由过去2000年的3。6扩大到5。5倍，扩大了1。9倍；农民内部20%的高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也是在扩大。2015年，20%的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差距扩大到10。45倍。高收入人群边际储备高，我们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结果是有利于储蓄，不利于消费。
要比财富结构，不能比本身，消费和储蓄要比，一个家庭财富总收入等于总消费+总储蓄，一个国家也一样，不能纵向比印度快，比美国快，得跟储蓄比，储蓄等于投资，投资等于产能。中国从消费市场看有严重的结构问题。
从供给看，中国的供给也出现了问题，供给结构上传统增长动力在衰退，新兴增长动力还在孕育，新旧动力不接续。为什么？在模仿式创新和高储蓄的条件下我们从上到下的体制有利于我们把资本高度进入到中低端产业，造成中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当国内需求不足，国外出口下降的时候出现了严重过剩。当前中国的市场出清不了，可以缓解库存，但出清不了，我们产能在中低端是两种力量造成的，第一种力量是市场，第二种力量是由各级地方政府在竞争条件下大办园区，大办中低端产业造成的过剩。所以，靠市场是比较难的。所以，我支持政府去产能。
另一方面，中高端，特别是高端产业，引领产业发展的高端产业进入不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模仿式，我们要搞自主创新，我们缺乏好多条件，引领高端产业，引领制造业发展进入不足。国有企业很强大，但是国有企业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力量不够，进入不足。我们中国的装备制造业里外商、港商占的投资比重比国有企业还高。
我连续追踪了三年，2012年，2013年，2014年。高端产业，特别是这些产业还出现了向外转移的现象，因为成本高，创新环境、环境污染导致好多向外转移，这对我们是一个高端的下压效应。从房地产看，一二线销售向好是市场出清的结果，只要市场继续出清，要想增加投资比较难。会增加一定投资，但是要想大幅度像过去那样不可能，特别当前中国房地产出现一个结构性问题，一二线城市就业前景好，但是我们在一二线转移人口落户条件限制太多，恰恰中国的转移人口里60%在大中城市就业，我们在这方面限制比较多，特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大城市要合理确定落户条件，中小城市完全放开，放开他不去，不放开的他想去去不了。所以，改革要不加快推进房地产要想健康发展也难。
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两个层次的结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失衡的原因是供给过剩，供大于需求。第二个层次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都有问题，问题在哪个方面呢？问题在第一，需求结构里高端产品，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是没有供给支撑，中低端产品没有收入支撑。
从供给看，中低端产品资本过剩，在短期内难以出清，在长期又是新兴产业供给不足。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两个端的问题，需求端是两端，供给端也是两端，也有制度问题。
我的信心是中国经济还有发展前途。第一，消费空间很大。一定要瞄准消费，中国的消费如果人均消费的水平增长高，像发达国家的一半，我们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宽广的，消费的前景就是传统消费一定要瞄准中低收入阶层，让中低收入阶层有能力消费。
第二，瞄准中高收入阶层，让中高收入阶层有新兴消费，愿意消费中国的产品，中高端两个。从供给看，我觉得供给里要淘汰过剩产能的同时一定要抓好新兴产能。中国经济增长有希望，但是目前看不出回升的迹象，有可能下半年出现弱企，如果不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非常高的增长。
我的建议供给侧和需求侧要同时发力，李克强总理也讲过要同时发力，供给改革目的是需求，需求要依赖供给，供给侧改革要两手抓。第一要改革，一定要抓改革，同时在产业上做好减法的同时一定要做加法，赶快培育新兴产业，实现新旧动力的接续。需求侧也是两手抓，调整投资结构，投资结构为什么要调整呢？要把投资结构调整转向民生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方面。需求侧和供给侧有一个相同点，需求侧里有个投资，消费侧供给侧也有投资，这两个投资从表面看是一样的，但是结构不一样，我们要调整这些将来能增加潜在增长力的投资结构，我们过去的投资结构对现在的增长力比较有用，对未来没用。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另外，抓新兴产业，中国互联网+是一大行动，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好的，关键要落地，文件再好落不了地没用，要落地。怎么落地？改革。
第三条建议就是解放思想。解放，解放，再解放，一定要解放。70年代末到8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三个伟人，撒切尔、里根、邓小平。中国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改革好多都是供给侧，但是我们总结一下80年代、90年代改革，邓小平四个字“石头”、“猫”、“鱼”、“鸡”，即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围绕两个群体，解决了中国的繁荣富强。穷人中低收入群体有业就，有饭吃，农民把地包出来有饭吃，工人搞计件，精英阶层有上升通道了，恢复高考，解决了背后几亿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向伟人学习，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再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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