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等教育回报问题的研究是讨论社会分层和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方面之一。所谓高等教育回报问题指：个体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与不接受相比，他的收益存在显著性差异。目前的研究表明此差异是正的，也即接受大学教育能够提升人们之后工作获得的收益。然而接受大学教育虽能够提升人们的收益，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收益提升效应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即不同社会背景的个人接受教育后获得的收益是存在差异的。高等教育的回报存在异质性机制。那么谁能从大学中获益更多？是优势阶层还是弱势群体？

    关于教育回报异质性机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正向选择的理论——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的可能性越高，那么他接受大学教育之后的收入回报也就越高，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的理性行为模型，假定每个人做出是否上大学这个决策时，都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预期上大学后收益更高才会选择接受大学教育，否则就不去上大学。而Brand和谢宇则从社会学角度，通过分析和总结之前的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模型，包括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威斯康辛模型，期望、信息渠道和社会规范等社会关系通过家庭影响孩子（Coleman，1988）、新马克思主义冲突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提出了一种与正向选择相对的“负向选择”机制。

    他们认为，正向选择理论忽略了受教育者在获得教育的条件方面的差异。他们认为：（1）影响人们选择大学教育的机制根据社会背景的不同而改变。对于具有优势社会背景的个人来说，上大学是容易做出的选择，和社会地位略低的人相比，大学教育对于具有优势社会背景的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具有排他性。而对于不具有优势背景的人来说，上大学需要资金支持，面对更高的机会成本。（2）从个人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情况的差异来看，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家庭出身不仅仅通过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的重要一环，即是否接受大学教育，并不是完全由个人的理性选择所决定，社会背景因素对于这一过程存在着重要影响。对于优势阶层而言，他们其实可能不会太进行成本收益的考虑，而普遍选择上大学。但是劣势阶层阶层则更有可能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更高，因而更有可能做出放弃上大学的决定。

    高等教育回报无论是正向选择还是负向选择都说明了异质性问题。正向选择意味着获得教育是评估成本收益之后做出的理性决策，因此上大学的人收入回报（或在回报预期上）更有可能高于不上大学的回报。通过计算上大学的倾向值，家庭背景好的优势阶层更容易正向选择上大学，而劣势阶层更容易负向选择上大学。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使得负向选择上大学的劣势阶层一旦上了大学，他们的经济回报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