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商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贵族的蒙昧，开启了壹刑、刑无等级，卿相将军至庶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新气象。这种法律平等，包括功臣与平民平等，名人与普通人平等、行善与行恶平等、官民平等、富人与穷人平等。这些法律平等，有些内容如富人与穷人平等，已经超越了希腊民主制下的法律平等，希腊的法律平等，实际上是富人与穷人不平等，苏格拉底被判刑后，本来也可以用钱赎买免死，但苏格拉底放弃，只愿意出很少的钱，被激怒的法庭以藐视法庭加罪处死。而商君变法中的法平，即使家有千金，也不能花钱减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政敌与政友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不因你反对我的政见就法办，也不因你拍马屁拥护我就不法办你。在公庭上反对变法，属合法的公议，所以商鞅的政敌甘龙杜挚等活得好好的；而那些开始说改革不好，现在又说改革好的人，虽然是拥护改革，但议论的地方不对，属私议违法，就被商鞅处刑流放外地，这种刚直不阿的法治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独一仅有了。和政敌上台后就公报私仇，以“欲反”这种莫须有罪名处商鞅死刑相比，就更显得商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高贵！
4商鞅打破了先王以德而治的人治的蒙昧，开启了法治的新模式。愚民是一种文化蒙昧，而政治最大的蒙昧就是人治，愚民是人治的必然产物，人治的基础是以愚民为基础的，二者有必然逻辑关系，而商鞅虽然也错误地使用愚民概念，但愚民本质上与法治精神是冲突的，也只有法治才能终止愚民的大面积产生。法治当然要制民，要塞民以法，但商鞅之法如一些不读书的批判者所言，只是塞民以法，商鞅之法治邪民，也治邪官。有蛮横任性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有唯唯诺诺唯官是从的愚民。为了打破权力官吏对百姓的蒙昧，商鞅的法治改革中，设计了许多环节来治邪官，比如《垦令》规定了公务及时处理，不得过夜，不给官吏以任私的时间，官吏的人数要少，减少官吏挠民的可能性，官吏不得随便到处公费游玩等，并让法官专任独立，与行政长官并行，听命于最高权力，行政官员不得干预司法；法吏（相当于公派的律师、书记员）辅助法官行使司法权，所有的法律必须及时公开下达，法律语言必须让所有老百姓易懂明白，法吏有义务帮助解答百姓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吏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出错，法吏须负法律责任。
商鞅提出弱民、制民、胜民的概念，主要目的是要使百姓守法，同时，商鞅也提出了利民、爱民的概念，法者，爱民之本，认为最好的爱民利民方式，莫过于以法律保护老百姓，错法而民无邪，法明而民利之（错法），凡是合法的，都应受到法律保护；利民爱民的思想也要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商鞅时代提出的军功、粮功，本质上都是利民的。商鞅的变法中，提高粮食价格，鼓励农民耕织，废井田开阡陌，根据人口多少和产量高低来定赋税标准，鼓励开垦耕地，凡提高粮食产量布匹产量的，一可以减免赋税，二可以得到进入升迁的机会。所以，与批判者指责商鞅饥民苦民害民殘民愚民的虚拟推理和想象不同，司马迁说及商鞅变法与老百姓的关系时指出，秦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李斯认为“秦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
而且，商鞅的法治还规定，要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这样，吏不敢以非法遇民，避免官吏以强权压迫百姓，大大减少了愚民产生的可能性；由于时代的局限（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局限），商鞅没有能够明确提出保护个人财产和个人权利的法律条文，但已经提出了定分止争的思想，就是一兔行于野百人逐之，因名之未定，而百兔走于市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已经具有了一些萌芽。实践也表明，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个人权利与义务，才能真正从根子上杜绝愚民的产生。为法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就是要使万人无陷于险危，万民皆知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定分）。
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是最大的愚民。
法治，是对民众权利与自由的最大保障。因此，以愚民、制民、胜民、用民、弱民等批商鞅为专制提供思想基础，是没有看到商鞅思想中的愚民与法治的张力。顾准先生是文革时期少数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思想者，他的《历史笔记》对中国传统的道儒法各家都进行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批判，特别批判韩非子的思想不是法治，只是术治势治，认为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停滞不前的腐化统治者的学说，窒息创造的学说，崇尚黑暗的学说，但又指出，“抱法处势以势行法，可以只是法治，这种法治，推行到极端，势必要废除专制主义。这个道理，中国人是从来不曾懂得过的”。很可惜，顾准先生似乎也没有看到商鞅法治的思想与韩非子思想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出商子法治思想具有具有反愚民反专制的内在逻辑倾向。秦始皇后期的暴政、秦汉之后中国政治中的专制，与商鞅法治思想是背离的。君主讨厌商子对君权的约束，儒家讨厌商子对儒家的批判，故商子之法被沉入黑暗中蒙尘两千多年。所以表面上有所谓明儒暗法，实际上秦汉后的法，只是法律制度之法，是塞民以法之法，而非商子之法，并无商鞅法治的真精神，无君权约束，无对邪官的治理，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是如批判者所说的什么商子的核心理念被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正如严复所言，“两汉以降，人主皆假崇儒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阴取法家术治、势治之道而阳弃其法治之学，为政罔遵法度，诛赏率由好恶，肆其淫威，乃至华夏大国，变乱频仍，发展迟缓，国几不国，岂不悲哉？”
这哪里有什么商子的法治精华？
因此，商鞅的思想的主体，不是什么愚民的幽灵，专制的幽灵，商鞅思想的真精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反对人治、反对蒙昧、反对专制的法治精神，就是以法治国的精神，就是法治、平等、自治的公共理性价值。相反，我们更要警惕的，倒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对立面---人治、官治、权治的幽灵和阴魂重新复活。看看今天中国现实中以法治国的沉重脚步，可知中国法治之艰难，更显商鞅法治思想的可贵。
因此，商鞅的改革有重大局限，其思想有不少糟粕和垃圾，但总体而言，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身殉法的尽公不顾私的伟大政治家，其人格是伟大的，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的以法治国的思想遗产，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乎唯一彻底的成功的改革。
常燕生、章太炎等学者曾指出，商鞅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却在两千多年来背负不白之冤。这实在是中国历史巨大蒙昧。
今天，我们还要继续往商鞅身上泼脏水吗？我们还要背负这个历史蒙昧前行吗？（本文首发价值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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