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芈月传》热播引发了民间不少对商鞅的评论。媒体上有《最黑不过“商君书”》、《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等不少评论。有的认为商鞅是祸国殃民之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总根源；有的说商鞅的思想就是民众不能太富的愚民政策，就是不至于饿死的饥民政策，愚民是商鞅思想的幽灵。到底什么是商鞅思想的糟粕，什么是商鞅思想的真精神，成了一笔湖涂帐，大有争论的必要。
 
    商鞅之后，历史上一直有两种对商鞅的对立评价，这种论争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大概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没有人否认商鞅思想中有许多阴暗的东西，如愚民、弱民、制民、燔诗书、禁文教、君权独占、什伍连坐、轻罪重罚、不告腰斩、严刑峻法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事求是地、公正全面地评价商鞅思想。
 
    从方法上说，商鞅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他的极端思维，即在肯定一个因素的时候，往往把相对的另一个因素全盘否定，如以法治否定德治教化的积极意义，以部分儒生的空谈迂腐全面否定儒家的经典，以农战否定工商文教等；如果说对商鞅有什么要批判的话，首先就是他的这种极端思维。
 
    很不幸，商鞅的这种要么是，要么非的极端思维，一直影响着相当多人的思维。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在文学诗词上有极高造诣，但在商鞅评价上却开了一个极端评价的坏头。他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其实这是故意罔顾事实，汉之刘向刘歆、唐杜估、宋裴骃、王安石等大学者对商鞅的评价都非常高；宋之后，如尹桐阳、朱师辙、章太炎、严复、梁启超、麦孟华、常燕生、陈启天、吕思勉等大多为商君书注释或写传的学者，在批判商鞅的燔诗书等极端行为时，对商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刘向说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梁、麦、常等皆赞商鞅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迁虽然也批判商鞅“刻薄寡恩”，但对商鞅评价其实也是最高的，直比三皇五帝的圣贤时代的用语，说商鞅的法治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苏轼为此攻击司马迁，说司马迁诉商鞅之功是一大罪。
 
    现在批判商鞅的许多观点都是与此类似的极端观点。一些呼吁警惕商鞅幽灵的评论，在批判商鞅思想中客观存在的问题时，其实反映的恰恰是最应批判的商鞅极端思维的幽灵，以商鞅思想中弱民、制民、愚民的缺限否定商鞅的法治、社会经济改革、重农思想的合理性，对商鞅思想全盘否定，不能客观地公正地对商鞅的思想做出历史的评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批判者言，《商君书》祸害最深的是毁商。《商君书》明明把农商官定为“国之常官”，商是三大合法职业之一，甚至还把商列在官的前面，虽然采取了抑制商业的严厉打压政策，但从来没有说过取消、消灭商业商人的存在，甚至还在《垦令》中提出在军队中设立“军市”，军市禁止有女子、游手好闲者进入，不能买卖粮食，但可让商人参加军品的生产和供给，“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不准商人卖粮赢利，但允许商人参与粮食运输，除粮食外的其他农产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并无明令不能经营，商鞅的政策是把市利让给农民，减少商人与农民争利的机会。商鞅在农村地区限制商业，但对城市的商业没有明令限制。更重要的是，商鞅的经济改革的重大措施，是允许土地私人买卖，这与取消市场的“计划经济”就更不搭边了。有些政策实际上也没有那么严格地实行，比如说《垦令》中有“废逆旅”（废除旅店），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如批评商鞅的司马迁所载，甚至在秦国荒僻的边界上也还有旅店的存在。从历史上看，秦国的商业实际上发展得相当好，战国时期的八大商人，有四个出在秦国。所以，说商鞅视商人为仇雠，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可能有些过了。
 
    真理向前走一步，就离谬误不远。这种否定商鞅变法的极端思维，表面上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申张民主自由人权老百姓的权利，实际上也会产生想不到的反作用。
 
    因为否定商鞅变法，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立场进行，一种是从人民的角度反对，一种是从当年贵族阶级、保守势力反对。贵族集团保守势力反对的，与人民反对的，肯定有不少针锋相对的东西，当你完全否定商鞅变法的积极意义时，你实际上也是在替那些落后的、保守的、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东西张目，不自觉地站到了当年的甘龙、杜挚、公子虔、公孙贾等秦国大贵族集团的立场上去了，站到法治的对立面---人治的立场上去了。因为商鞅变法所针对的、反对的、要变革的正是这些势力。而对商鞅恨之入骨并必欲以莫须有罪名致商鞅于死地的，也正是这些势力。
 
    只有对商鞅变法作出公正地客观地评价，该否的否，该肯定的肯定，才能跳出这个逻辑悖论。否定一切的极端思维是文革的思想基础，文革是极端思维的必然产物。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极大的。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这种极端思维吗？
 
   “愚民”是最易用来全盘否定的商鞅的一个话题，而且人们也很难对这种批判提出反对：难道商鞅没有愚民思想吗？难道愚民思想不应该批判吗？但这其实也是一个似是而非、似驴似马、以偏概全、望文生义的话题，对人们的误导也最大。否定商子的问：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