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作为必须坚持的新的发展理念，以此引领“十三五”时期的发展行动。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要求出发，从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任务，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实施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结果。2010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衡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和按人均GDP衡量，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这种阶段性变化意味着，长期支撑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长减速。

    经济增长减速并不必然是坏事。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赶超现象。例如，2014年在世界经济平均2.5%的增长率下，低收入国家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5%，而高收入国家只有1.7%。这是因为，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要认识到依靠传统增长动力，必然要面临减速的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则是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说，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大量经济学文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这个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

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广义理解创新驱动，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而这两种创新是否成功，是否可以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最终都是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根据我们所做的经济计量分析，在1982-2009年期间，在10%左右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中，资本积累扩大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率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提高（即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0个百分点。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从以往这种经济增长源泉的构成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转变阶段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也将变化，传统部分对增长的驱动力必然减弱。

    随着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储蓄率和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再能保持原有的水平；劳动力数量逐渐变为负增长，而人口抚养比则已经跨过了从下降到提高的转折点，因此，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转正为负。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只有显著提高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我国经济才能保持必要合理的中高速增长。

    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补充和配合，既是创新驱动的源泉也是创新驱动的归宿。在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如果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下来。根据估算，GDP的年度潜在增长率，从过去三十余年的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预计“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下降到6.2%。然而，这个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并不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宿命。在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体制创新完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延长传统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技术创新速度，赢得新的增长动力。

    无论是延长传统动力的机会窗口，还是挖掘新的增长动力，都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要显著提高。我们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如果在“十三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高年平均潜在增长率0.99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几乎可以不打折扣地转化为经济增长速度。然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可回避地要经历艰难困苦的转方式和调结构过程。

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风细雨中实现，而需要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样，立竿见影地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

    从人口数据看，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作为外出打工主体的农村16-19岁的青年人口，都已经于2014年达到峰值，今后总量将绝对减少。与此同时，年龄在40-45岁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城市的长期预期，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在政策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外出的净增长速度也必然减慢。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显现。例如，在2005-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4%，2014年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仅为0.1%。

    因此，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将来自改革红利，而改革红利则直接体现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效果上。具体来说，旨在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通过延长人口红利以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建议》明确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设定了时间表，用有针对性的指标规定了路线图，必将产生明显的改革推进效果，创造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红利。通过清除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体制障碍，可以进一步疏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城镇化速度，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农民工就业是不稳定的。当人口结构变化到这样的阶段，潜在的外出农村人口不足以补偿回流的农民工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重，还会造成生产要素的逆向配置，进一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谓逆库兹涅茨现象。只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才能阻止农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现逆库兹涅茨现象。

    其次，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建议》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即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于20世纪90年代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设定为国家目标，从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