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且充斥着破坏——危机与承诺同时存在着。对全球性的挑战与机遇而言，商业作为单一的连接线或者切入点的作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因此，商学院必须责无旁贷的去培养这样的毕业生：他们将践行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有担当的领导力。

    当我思考这一责任的时候，我发现对我影响最深的却是看似不太可能的一股力量：我的父母。我说不太可能，是因为Kenneth和Elise都是相当有成就的学术家，对商业毫无兴趣可言：我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我的母亲是一名社会学家，也是一名忠实的社会活动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了今天的我。

    或许他们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课便是目标感以及为他人生活创造不同的重要性。我母亲的目标感在纳粹德国侵占她祖国挪威的那一刻就变得十分明确。正如纽约时报对她的讣告上所言，她将毕生献给了她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与生俱来的“爱慕和平的行为”上。我父亲的例子则显得更加复杂一些。纽约时报在对他的讣告中，将他形容为“极受尊敬但并非正统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在他临终前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时，他用极其简练的语言解释了他的目标感：这个世界要么从好变得更好，或者从坏变得更坏，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将好结果的可能性最大化。

    诚然，这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我从我的父母那里学到的是合作制胜的重要性。当我们与价值观、文化和制度规则非常不同的人、组织和社会群体共事的时候，这些不同就会导致潜在的和实际的冲突。我们是应该相信双方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而选择退出，还是应该带着建立桥梁的希望继续努力？我的父母不相信不可调和的差异，他们相反认为不断增多的多层面的的接触将有助于发现共同的利益诉求。从情感上而言，他们更多关注爱而不是恨，并试图找到所有人和事的优点。只要继续共事以达到协同合作，争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的父亲还关注在未被阐明的权衡与结果上。对他而言，一个论证反对一件事情是不足够的；他总是会问，“你会支持些什么以让事情变得更好？”同样，如果一个人没有想通那些并非本意却可能造成的后果，简单的支持一件事情也是不足够的。他就是这样陶醉于复杂之中，并认为那些植根于自身利益的单纯的“支持”和“反对”的立场是滑稽可笑的。

    我父母教会我的另一课，是当他们积极参与与联系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创造性的成为颠覆力量并对传统界限进行重新思考。我的父亲年轻时便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因为他希望对观点的评价是建立在价值而非社会地位或者资历之上。他经常以幽默的方式将任何一个组织推向颠覆性的创新领域。他也感觉到经济学缺少了其他学科的丰富性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人类的行为和体制。“数学让经济学变得严谨。不幸的是，它也带来了一片死寂”，他曾这样说过。我母亲在45岁的时候重返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在那个年代职业母亲是非常罕见的。

    最后，他们二老都是全球公民。因为认为互相依存，他们认同我们要么互相制造麻烦，要么互相创造方法和机会。我父亲，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出了“地球就像宇宙飞船”这样的概念，以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有人依赖共同有限的资源去创造共同无限的未来。共同未来的思维方式会消除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诸多障碍。

    我思考着我父母的例子，以及学生和商界领袖或许能从中领悟到的道理：拥有目标感去为他人的生活创造不同；打破障碍去建立协作和推动创新；不要以简单化和狭隘的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去确定立场；成为一名全球公民。这些要素构成了有担当的领导力，一种在我们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去驱动积极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