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驾马车”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所谓中国经济的旧常态，是指海量投资和高额出超推动下的高速增长这样一种维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态势。旧常态无法维持，这已是既成事实。在2009年四万亿投资和十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下，中国的GDP曾经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然后就一路下行。2011-2014年，GDP增速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一季度、二季度进一步降至7.0%。
为什么旧常态难以维持?对此有两种分析方法。
第一种是以“三驾马车(指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力不足来解释经济增速下滑。“三驾马车”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供给总量的增长速度由需求总量的状况决定。当遇到需求不足、经济出现周期性衰退时，就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针对的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经济问题。凯恩斯对此并不避讳，他在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时说，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会经过波动自动实现平衡;但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在短期内造成的损失太大。就好比洪水早晚会退，但还是要采取抗洪堵口等措施，否则等洪水退去时，人早已淹死了。
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依据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问题。“三驾马车”的拉力大小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这在中国俨然已是经济学定理。应对增长率下降的办法，就是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货币超发，企业和政府都债台高筑，蕴藏着“国民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系统性风险。在我看来，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完全正确，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也是一种误用。
如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我认为不应从需求方面，而应从供给方面进行分析。在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产出是由劳动力和资本两个因素决定的。1956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根据美国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增长来源剔除后，还剩下一个余值(索洛余值A)。他把这个余值定义为技术进步，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索洛的生产函数表明，经济增长是由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资)和效率提高(TFP的提高)这三个因素决定的。
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缺陷，即增长主要靠投资支撑。投资率过高意味着消费率过低，最终需求不足。为弥补消费需求的不足，日本在二战后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低估本国货币汇率等办法来促进出口、抑制进口，扩大净出口。中国也采用了这一办法，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进出口外贸盈余大量增加，支持了产能的迅速提高。但是，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表明，长期使用出口导向政策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调整中国出口导向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前，效率提高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改革开放以后效率有了很大提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结构改变。例如，以前城乡是隔绝的，资源无法流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打通了，劳动力、土地的利用效率因此大幅提高。二是对外开放。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生产效率迅速提升。此外，人口红利也是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大约是2006年，上述支撑高速增长的因素出现了明显衰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降低。要维持原来的增速，只能更加依靠投资，也就是靠负债，通过发行钞票、寅吃卯粮等办法来筹集资金。到2010年左右，这个问题已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自2009年以来急剧上升，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上升得很快。这增加了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风险。
过度使用货币政策，股市容易出现泡沫膨胀
“新常态”这个词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前CEO穆罕默德.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的，用于描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可能出现的长时期经济衰退。
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根据权威方面的说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概括起来说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前者已是既成事实，绝大多数人对适应这种状况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后者还是期望而非现实，需要经过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加快推动第二个“转向”，中国经济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坦途。
由于过去很多社会矛盾是靠数量增长“摆平”的，经济增速下降太快是有风险的。如果不能用质量的提高去弥补数量的损失，许多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甚至进一步激化。
面对增长率继续走低的形势，最近几个月来，“扩需求保增长”、要求央行“放水”的呼声日渐高涨，“铁、公、基”一类大规模投资也蓄势待发。不过我对这一类“老办法”是否奏效持怀疑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