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New Normal）最先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两位联席CEO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在2009年初提出。当时他们用该词来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改变。即持续了多年的、以不合理消费和不可持续的私人负债带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将成为过去，去杠杆化、去全球化、再监管强化成为低速经济成长时代“新常态”的基调。
 
    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2003年以后，为了防止GDP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就造成了GDP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这属于不正常。要进入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众所周知，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了一轮蓬勃发展的格局。不幸，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也不够稳健。所以，李稻葵判断，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改革，为新一轮增长创造制度基础。因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对经济下行采取容忍态度，对结构调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态的判断上，根据这一判断，传统上势必要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不再是优先选项。对此，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判断是：“过去的教训是，在经济刺激的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产能过剩严重……”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央行在资产端的操作，让信用更多地流向中央政府着力于调结构的部门和项目，流向地方平台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只要原来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体制没有回归合理，央行对于负债端操作就会非常谨慎。
 
    从宏观政策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近几年来，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新常态下，观察问题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框架，市场投资需要新的逻辑、新的思路。
 
    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向东盟及其它低收入国家转移的进程才刚开始，在未来5年内将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估计，这将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第三次产业转移。这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即便东盟经济体无法从中国承接所有这些产业，也会有别的经济体（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从中国手中将接力棒接过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常态不会总是风和日丽，考验人们是否牢记底线思维，敢不敢正视“最坏处”，会不会解决“最难处”，能不能争取“最好处”。以房地产为例，诚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的那样，结构失衡给经济带来风险，中短期的最大风险在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如果大幅度调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会水落石出，接着就会牵连银行。“经济结构出问题并不可怕，调整过来就好，在调整的过程中，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下滑，但在调整之后，就可以迎来另一轮增长的高潮。”(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