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不仅与30年前不同，就是与20年前、10年前都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学习、吸收、并且规范使用经济学的思想、概念、方法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尤为突出。这可以从在国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现在参加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或学生也很难发现某一领域或某一研究方法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了。这些都是历史性的变化，趋势性的变化。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比较，就更能看清我们已经走了多远。
因此我的判断是，伴随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经济研究和教育有历史性贡献，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二、经济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
在改革开放35年后，中国不再是穷国，但也不是富国，而是中等收入大国。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如何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作贡献？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创新作政策贡献？如何在普及经济学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这些都是值得系统探讨的问题。因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谈三点。
第一，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有两种路径：问题导向和工具驱动。这两种都需要，分别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能作出更好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在分析工具方面进步很大，但现状似乎是过于偏向工具驱动，既依照工具找问题，通常并非是重大问题。给定这种现状，我们就应该积极推动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不过，我们不应责怪学生和年轻教师在数理技术和方法论上的追求，以工具为驱动做研究。我们还是应该鼓励他们学习前沿方法，掌握先进工具。为什么？在我看来，人生职业中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对多数学者来说，在年轻时打下好的方法论基础是极为重要的，对日后研究有巨大帮助。对资深学者来说，则应该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大问题。因此，中国的资深学者有责任要把研究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特别是深层次问题，放在首位。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与10年前，20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经济。不过，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搞得好，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著名经济学家。而印度经济没有中国经济搞的好，但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举一个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论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MIT的美国人总结出来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比如对制度细节的了解，对数据的掌握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特殊的困难。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非常不同：自然科学从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与世界接轨了。但是经济学只是近30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学与哲学、历史、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还比较滞后，经济学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第二，理解经济学创新，特别是中国经济相关问题学术创新的含义。
在我们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时，我们容易看到中国的现象与现有的理论之间的距离，但不容易看清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更不容易搞清楚其中的机制原理。因此，在经济学创新，无论是理论上，实证上，还是政策上，严谨、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
经济学的创新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的描述，而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创新，是能够不仅解释中国，也能有一般性意义的创新。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何解读则大有学问。停留在表面的中国特色上而无深入分析是很难说服人的。进一步说，过度强调中国特点反而使得中国故事变成特例，缺乏一般性，缺乏解释力，缺乏可复制性。设想一下，如果工业化和现代化只有基督教文化可以实现，那还有一般性吗？假如日本丰田的管理经验完全基于武士道精神，那还有什么一般意义呢？事实证明，没有基督教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照样实现；没有武士道精神，精益管理也能适用。这才是一般性理论的力量。起源可能是特殊的，但能否复制取决于一般性。
因此，基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要想令人信服，要想摆脱“特例”困境，只有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过程。国外经济学家并不是对中国问题不感兴趣，但是他们评价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些困难，一是因为他们不太清楚中国的制度环境和中国数据的可靠性，二是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无偏见，但是他们坚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念，需要靠理论和事实去说服。所以我们要做有说服力的研究。
第三，中国经济相关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创新举例。
我举两个我熟悉的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师研究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学研究是如何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又发展分析工具的。中国有许多经济政策出台或即将出台，其规模和方式都很有意义。对这些政策的评估和评价中可以引发有意思的研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当年就是从韩国的通货膨胀中受到启发而发现货币的数量理论。
比如2008年中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是一个有显著意义的政府干预事件。对此有各种判断，但都是基于感觉或猜测。清华经管学院教师欧阳敏与彭玉磊合作的论文是对2008年经济刺激政策的细致研究（“The Treatment Effects Estim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2008 Economic Stimulus Plan of China”）。这个研究计算出这个刺激政策导致了GDP上升3.2%，但只是暂时的。为了得出结论，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工具是不够的，他们就扩展了现有工具。所以这既是研究大问题，又是在研究中发展工具的例子。
另一项研究是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李奇和欧阳敏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研究。房价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而房产税是政府关注的大问题。他们发表的关于房产税与房价关系的“双城记”论文（“Property Taxes and Home Prices: A Tale of Two Cities”），是对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城市引入房产税的试点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引入房产税在上海降低了房价但在重庆却提升了房价，而这种相反的结果是可以用经济学解释的，它与具体的房产税设计方法，即对哪些住房征税有关。同样，这个研究需要使用和发展计量经济学的工具。这个研究虽然不乏“中国特色”，但是具有“一般规律”，因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非中国特有。
最后我提出一个可能引发创新和受到较大关注的领域：政治经济学。我说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现实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在中国，国家和政府的强大尤为突显，中国经济中的政经关系、政企关系、政商关系尤为复杂，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毫无疑问，这是大问题。而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一些天然优势，因为外国经济学家最不容易了解的也正是这个方面。他们很容易用他们熟悉的情况来外推中国的情况，结果会导致判断错误。所以这可以是一个基于中国问题进行经济学创新的领域。不过创新并不容易，即使我们有一些信息优势，我们未必就有深刻理解，更不一定能够提炼出具有一般性的道理，非有严谨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可。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学者的学术研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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