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现状评估。我用这个机会讲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研究和教育的历史性贡献，二是经济研究和教育如何与时俱进。
 
　　一、经济研究和教育的历史性贡献
 
　　过去30多年，在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学术、教育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共进，既直接有益于中国经济改革，更是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一个贫穷的、封闭的计划经济，高速增长为一个开放的、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在世界上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中国的经济研究与教育应该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比较改革之前与之后，发生在中国的最主要、最重要、最显著的变化，简单概括的话，就是“开放”和“放开”。开放就是对外开放，货物、人才、资本的跨境流动。放开包括两条：一是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二是改变产权、所有权、治理等激励机制。而这里的基本思想、学术研究、政策研究都是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同时也是经济学教育的贡献。想一想，这些经济学的专门术语，比如“市场”、“价格”、“产权”、“激励”、“宏观调控”、“寻租”、“三架马车”、“M2”等，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词汇，也成为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的标准用语。如果没有这30多年来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再看一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关经济改革的部分，更是现代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普及和深入人心的例证。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另外两个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域--政治学和法学，经济学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作用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我下面举三个例子——三次会议来说明经济政策研究如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
 
　　第一次是1984年9月3-10日的“莫干山会议”。这是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学者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基于之前农业改革的成功，1984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次学术研讨会针对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重要话题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企业自负盈亏；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金融体制改革；股份经济；粮食购销体制等，涉及了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域。这次会议不仅对高层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使一批以市场导向为改革方向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脱颖而出。30年后，当年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已经成为中老年人，但是他们今天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思想引导者、政策制定者和推动者。
 
　　第二次是1985年9月2-7日的“巴山轮会议”。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经济改革出现高潮的同时也出现了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银行信贷失控，投资与消费增长过快，通货膨胀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上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引入了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参加会议的海外学者有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哈佛大学教授雅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等。
 
　　第三次是1994年8月23-26日的“京伦会议”。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成为重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如果说“巴山伦会议”上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那么“京伦会议”上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是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等。与会海外学者者有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洛姆（Paul Milgrom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MaKinnon ）、刘遵义以及圣克鲁斯加州大学的黄佩华等。我和在座的许成钢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我下面再通过三个例子来说明经济学术研究和教育在中国的演进。
 
　　第一个例子是1985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至今整整30年。这个学会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传播现代经济学的学说。比如1989年出版的由学会成员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是很有影响的介绍现代经济学前沿的书，在高等院校中很有影响。学会在1993年组织编写了一套 “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册，对普及经济学知识发挥了作用。同时，学会还组织了留美学者到国内大学授课，这也是在国内系统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开始。
 
　　第二个例子是1994年由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在北京大学成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聘任海外经济学博士回国任教，系统讲授现代经济学。中心组织“中国经济学年会”，出版《经济学季刊》，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是在中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内以新开辟“特区”形式推动经济学教育的成功范例。
 
　　第三个例子是2002年我同在座的白重恩和许成钢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建的“特聘教授”项目，共有15名海外经济学学者到清华大学授课。这是在国内已有学院内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学教育。从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内已有学院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清华特聘教授项目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影响还在于这15人中的10人正在担任国内经济相关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另外2人曾经担任。除了我和白重恩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副院长外，李稻葵担任清华苏世民学院院长、田国强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周林担任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洪泳淼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丹阳担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白聚山担任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奇担任首都经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一江担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此外，艾春荣曾担任上海财大统计学院院长、谭国富曾担任上海财大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通过这些岗位，这些在国外执教多年的经济学学者为推动在中国高校经济学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