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大陆新儒家，似乎政治儒学多一些。对于学理建构、学理会通，目前似乎还在准备之中。不过，出现了一些真诚的儒学学者，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特别需要警惕狭窄与狂热。近年来在学界、民间乃至政商界有一股危险的潮流，就是借复兴儒学或传统文化之名，拒绝现代文明，无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力量。由于无力理解、接受现代文明内在的普遍精神与普遍原则，而轻率否定所有文化的普遍性，结果不可避免地也把中国文化作特殊主义理解，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普遍原则与普遍道义的坚守和担当。同时，他们却又把中国文化说得神乎其神，鬼乎其鬼，似乎只要恢复传统文化，只要把国家帖上儒教这道符咒，就可以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他们无视近代以来，儒教化的满清王国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下如何屈辱地走向灭亡！

　　我相信，这绝不会是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出路，因为这无异于要走一条“文化义和团”的道路。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警惕这种“文化义和团主义”。

　　徐治道：在您对耶稣与孔子共同事业的阐发中，我感到中外之别似乎不在您的关注视野。那么，在您的运思框架中，对古今中外都作了一种怎样的摆置？

　　黄裕生：的确，我一直更关注的是中西的沟通与融合。实际上，如果从第一哲学层面去面对中西思想，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讨论与面对的都是一些大根大本的问题。虽然讨论的方式、提供的回答各不相同，但是，它们解决根本性问题的努力都是一种深度的思想经验，可以用来丰富、验证我们自己对这些永恒性的根本问题的思考。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西思想文化没有重大差异。虽然中国文化也属于我所说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本原文化”，但是它在历史上较少变化、扩展，除了与来自印度的佛教有过融合外，一直未与其他本原文化碰撞。而西方思想文化则是希腊的思想性（科学性）文化与希伯莱的宗教性文化这两种本原文化的碰撞、交融的结果。源于希腊的“科学性”与来自希伯莱的“宗教性”都非常突出。特别是近代经过深度的启蒙运动，西方的传统思想文化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现代性转换，既开创了现代生活，又适应了现代生活。而我们始终没有真正完成这种现代转换，而是一直处于转换与反转换的挣扎之中。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思想文化需要继续完成一次古今之变的现代转换。

　　为此，我们需要大胆与两希文化进行对话与互证、互参。在今天，有这种能力与机遇的，首先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时代，最有能力、最有优势在不同本原文化之间进行深度对话、穿越的人，不在别处，就应在中国。

　　徐治道：有人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轴心时代，您对此如何看？您认为作为全球四大本原性文化缔造者且唯一不间断延续至今的本原民族，我们该如何去开拓新的全球共同事业？

　　黄裕生：是不是新轴心时代，不好说。因为历史很难完全重复。不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就历史经验而言，但凡大文化系统的碰撞、交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都会产生出新的伟大文化形态，包括伟大的思想与伟大的宗教。特别是“本原文化”系统的交会，既会有罕见的紧张与强硬的对抗，更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力量。

　　世界上有四个“本原文化民族”，就是犹太，希腊，印度和中国，因为他们在各自的文化里最早且深度地觉悟到“绝对本原”。这使得他们的文化具有伟大的超越性力量，既能承受苦难的重压，也能经受幸福与堕落的腐蚀。所以，“本原文化民族”的历史不仅仅是世俗生活史，而且是担当普遍道义与普遍原则的神圣生活史。正因为是普遍性的承担者，这些“本原文化”才具有感召与教化其他民族的力量而开启了世界史。

　　所以，本原文化的交会带来的结果必定是普遍性的提高。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普遍性版本不断提高的历史。

　　而在四个本原文化中，最早发生交会的是希腊文化与犹太-希伯莱文化，今天的西方文化就是这种交会的结果。这种交会把西方世界带进了一种具有全新高度的普遍性。这正是西方文化伟大与强势的地方。

　　所以，无可讳言，人类近二百多年来的世界，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这迫使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认真学习与面对西方文化。在这过程中，虽有激进者主张乃至推动全盘西化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就主流而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始终是我们理解、消化西方文化的一个资源与凭靠。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中国人这一百多年来在承担着三种本原文化的交通、交会的工作！

　　这是一个什么工作？一个开创人类新文化的工作，一个为全人类打开更高普遍性的工作。

　　我一直相信，通过对西方整体文明的深度理解、沟通和消化，我们在维护人类正义这类普遍性事业方面会做得更好。因为担当普遍仁爱一直是我们的传统，也永远是我们的使命，而当我们在内在世界与外在行动完成与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原则的交会，我们将把人类的普遍性提高到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不管是不是新轴心时代，中国在文化上都负有世界性使命。这并非意味着要把世界更中国化，而是要把人类更普遍化。

　　中国古典思想中有没有提出“自由”问题？
 
　　徐治道：我们知道近几年您在相关作品里确立起了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理路体系。您为什么选择了以自由为基础？您又如何看待科学、民主与自由的关系？

　　黄裕生：自由问题可以说构成了近代欧洲哲学的一个焦点问题，不管是第一哲学，也即纯粹哲学，还是实践哲学，比如伦理学与政治哲学，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着自由问题展开。这是促使我深入思考与讨论自由问题的一个学术上的原因。

　　当然，也有生活处境的原因，不仅仅是指我个人的生活处境，也指东方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处境。自从严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等这些近代先贤开始深切关注并讨论这个问题以来，已近百年。但是，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始终未能得到大觉悟、大澄清，以致基于自由的一系列大改善、大扭转、大提升始终未能实现。这大概缘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哲学，未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思考，而多止于转译介绍，或浅尝辄已。

　　自由在西方思想史上也经历了一个深化与提升的过程，从斐洛特别是从奥古斯丁提出自由意志问题开始，直至康德的哲学里，自由一直是一个实践领域里的问题。如果单从近代西方哲学来看，自由问题则由最初的政治哲学里的问题上升到伦理学的问题（康德），而到了现象学哲学，则成了基础存在论问题（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