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是企业治理机制往效益方面改善的根本保证条件。竞争会迫使企业改善机制,提高效益。
产权理论的局限性
产权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产权明晰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诚然,通过产权变动可以生成、启动企业内部的利益激励机制,有可能提高企业经营者的努力水平与企业绩效,但产权变动只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下面,从学理和实证两个方面,说明产权理论的不足。
从学理方面看,首先,企业的绩效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归因。其可察变量如资本利润率、企业成长和增长速度、市场份额、全员劳动生产量、产值、成本、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等,而以上变量的特性或根源往往不是一维而是多维的。企业的绩效除了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外,还受到不少非经营者所能控制因素的影响。如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下,由于企业目标多元化和行政指令的干涉,导致激励不准确、不规范、不公平以及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等等。一般来说,企业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统一,企业绩效由企业生产力、企业经济关系以及市场竞争关系这三大系统因素共同决定。其中,企业生产力是包括企业资源禀赋和各种能力的集合,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内因和核心;市场竞争因素是企业绩效改变的外因,发展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的作用,可以促进企业绩效也可能起反作用。企业经济关系主要是由产权派生的有关企业资产的权、责、利关系,其主要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客观地说,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理顺企业经济关系(亦即理顺产权)与塑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企业绩效的确非常重要。但经济关系和竞争关系毕竟都是外因,提高企业绩效的根本出路还是提高企业内部的生产力。产权理论强调产权明晰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夸大了产权作为企业经济关系在提高企业绩效中的作用,颠倒了决定企业绩效因素系统中的内外因关系。
其次,产权理论认为,资产被私人拥有后便有了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保证了资产及资产带来的收益不被资产拥有者以外的其他人侵占,资产拥有者有一种“资产关切”的内在动力。相反,当资产不具有排他性时,就有人通过“搭便车”去享有资产,从而使公共资产过度使用,甚至流失损毁。然而,若对资产关切的成本高于其现实收益和预期收益;或在商业交易激励机制的作用下,“非资产关切”带来的收益大于“资产关切”带来的收益,资产拥有者往往可能改变对其资产的关切行为。换言之,即使企业产权清晰,出于追求商业交易的动机,资产拥有者也可能违背道德约束而做出对资产关切的逆向选择。因此,产权清晰并不能绝对保证资产会被关切,即“产权清晰导致资产关切”成立是有条件的。
第三,产权理论认为,占有剩余利润是资产拥有者追求效益的基本激励动机,企业家对剩余利润占有份额越多,企业提高效益的动机也越强。然而,现代经营者不仅受到剩余利润(包括股权、债权、红利、奖金)的激励,还要受到控制权收益的激励。这里,控制权收益是指除剩余利润外经营者的所有收入及从企业开支的消费。因此只强调剩余利润激励动机是不完善的。实际上,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成果无形性、效果的间接性和效益的滞后性,经营者的努力程度、能力、风险态度、投资倾向和决策偏好等“内涉变量”产生的效益,囿于信息、时间、空间以及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的限制,很难直接、及时和准确地通过“显示参数”(比如股价)加以衡量;而由控制权带来的权威、成就感、心情的愉悦、良好的自我感觉和现实好处,却是直接和及时的。因此,相对而言,控制权收益激励效应大于剩余利润激励效应,至少在短期内如此,而且控制权收益越高,经营者就越珍惜他的控制权。面对市场竞争,经营者最理性的选择是努力工作提高绩效,避免丧失控制权。所以,用剩余利润占有理论来解释经营者的努力投入程度与效益改善,必须有一个假设前提—“给定市场竞争与控制权收益”。
第四,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由单人业主制,向合伙制再向公司制方向演变,企业产权归属将出现多元化、公众化、证券化、混合化和虚拟化的趋势,企业产权归属不是变得更为明晰,而是变得更为模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和网络化将改变市场的游戏规则,知识资本已经成为企业成长和竞争最根本的依托,成为战略资源和第一资源,这将极大地动摇传统产权的根基——“资本位”。“资本位”将让位于“知本位”,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第五,产权理论主要解决了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激励问题,但没有涉及精神激励。然而,激励被认为是通过激发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的意愿,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为条件,以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特征为出发点。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除了物质利益需求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对企业的经营者和高管人员而言,当他们在物质上已经能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时候,工作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挑战性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和精神愉悦,以及在使命感、责任感驱动下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和心灵升华,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更具本质性。事实上,激励尤其是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不仅成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前沿研究领域,而且日渐超越作为一种“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范畴,进入管理艺术和领导艺术这一更多涉及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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