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大家都在讲新常态，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十分模糊。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那么，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这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
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不过，凯恩斯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拿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国际经济走势。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另外，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
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是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就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在以往，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和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它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投资。还有一些其它的次要因素。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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