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这也是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拉动内需”失败留下的教训。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我认为，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状况却有所改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更好。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好一点。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加快了服务业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中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第一，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服务业。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从2012年在广东开始，被本届政府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这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密切有关，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重在有序推进。比如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2014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改革。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不过，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推进。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今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贸区。但有些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自贸区的优势仅看作是取得某些政策优惠。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过去因为说法不一，不甚了了。我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学者进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他们指出，世界的贸易规则，特别是投资规则正面临重大的改进升级。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中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有基础性的意义。李克强总理说得非常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如果真能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市场体系就会大进一步，更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