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与国外应对“新常态”的方案相比,我们更注重从战略全局高度科学认识“新常态”,更强调运用改革与创新的方法来适应“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随着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萎缩,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鲜明特征,使得我国以高速增长的外部需求出现萎缩。同时,我国面临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等“顽疾”难以根除的风险和挑战,改革红利有待进一步强有力释放。

　　应当说,新常态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新常态下,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改革与创新任务更加迫切。概括来讲,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一届政府将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作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当头炮”,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截止到2014年10月底,新一届政府已累计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等事项600余项。新常态下,要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解决监管“短板”和服务滞后问题,着力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尤其要加大对地方改革的指导和检查。与此同时,要积极建立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放给市场和企业,真正为市场和企业松绑,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二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1至3季度,GDP增速为7.4%,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这显示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良好态势。值得着力指出的是,我们要高度重视需求结构的积极变化。2014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1至3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要继续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

　　三是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就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要求聚焦“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使中高速增长与中高端产业相适应。2014年1至3季度,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3%,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态势良好。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适时在生活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进行“营改增”试点,要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是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改革与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更多支持创新型、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驱动力。尤其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坚持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五是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扩大开放新常态。当前,新常态下扩大开放的重点任务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好“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策工具,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建设。要充分利用APEC会议、东亚峰会、博鳌论坛等机制平台,积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打造高水平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