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1日凤凰卫视报道，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呼吁，2015年改革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停止社会抚养费征收，并把计划生育改为鼓励生育。
周天勇教授的呼吁十分及时和必要。2015年中国最值得期待的改革就是生育政策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30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一系列改革之中，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房产政策改革、金融改革、司法改革、政治改革等等，都有很多风险和争议，唯独生育政策改革风险最小，影响最大，也最为迫切。理由如下：
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自然。生育权是基本人权，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生育权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家庭。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滞后。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在所有改革中，生育政策的改革最重要。虽然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但影响深远。一个文明或民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制度如何先进，如果其在繁衍上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
中国面临难以逆转的极低生育率和人口坍塌。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不到1.3，位于世界最低之列，完全不能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持续发展。虽然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19.0%，但年出生人口仅占世界12.0%，这还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在未来十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44%，而中国生育率则仅有世界平均的一半。在这两种因素的叠加下，只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年出生人口将萎缩到世界的3.4%（（1-0.44）*0.5*12%）。即使能幸运地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极低生育率和人口坍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是灾难性的。经济活动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人口坍塌造成需求和供给的同步萎缩，匹配效率下降；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伴随着人口坍塌的严重老龄化加大社会抚养负担，恶化财政状况，并大幅降低创新和创业活力。经济学界普遍认为，长期低生育率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持续20多年的低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转型期，经济新常态要求我国进一步改革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政府税收和财政、还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极其正面的：
一、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提振需求更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鼓励生育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而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资本市场的收益取决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而鼓励生育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对资本市场则是长期利好。
二、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鼓励生育所增加的孩子在短期内需要更多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但长期来说，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都大有好处。与20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出生的小孩生长在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将享受良好的教育，其中很大比例未来会上大学。经济越发达，越需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因此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之后，整体上就业越来越充分。到2035年前后这些小孩踏上工作岗位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接近发达国家。届时，中国早已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造业，成为中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经济体。现在每年多出生的几百万人正好可满足那时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
三、政府税收和财政。根据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及人均寿命将进一步延长的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大幅增加。这将导致财政中用于老人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迅速扩大，而为了支付老龄化带来的日益上升的社会抚养成本，工作人口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税负。现在鼓励生育，到时恰好每年可多出数百万工作人口，这些额外增加的税源将十分有利于缓解未来严重的财政危机。
四、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在摆脱劳动密集型行业后，将由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主导，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科技人才。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如果立即鼓励生育，现在每年所新增的数百万小孩，将在20-30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反之，如果继续限制生育，任由新生人口数量不断萎缩，未来中国的企业里50-60岁的老员工数量将远大于20-30岁年轻员工。这很像现在的日本，其后果将是整个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大打折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