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回报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九十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in China”。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刚才报幕说我是人大教授，我不是人大教授，我是人大学生，北大教授。我在下乡的时候考的大学，年龄大，我想北大不会要我，人大有要年龄大学生的传统，所以我就报了人大。可能是心里有个结，所以，从海外学习回来的时候，北大招教授，我想，当年没有当成学生，当老师也不错。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天天听的就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国签WTO，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随后，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档口爆发。我们从多少年来的可怜流量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生产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11.7%，达到了最高。而创造外向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有中国人努力的原因，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了高位增长。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高，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50块、60块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
 
     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2006、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一来，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放到经济里面去，却没有见效。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加上9万亿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们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对外的，而国际经济就根本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这个(欧债)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的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手，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是上来了。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对于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于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是不得了的。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的，产品是美元计价。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问题。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块对不对?那7块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块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块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每天这样进。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是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要调控。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过不去，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的了。而调控，在我们这个转型的体制，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这个东西，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你说好就是好，你说问题它就是问题。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勒制，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这个行政控制就是要进入经济体，但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处，这些都是有权力的，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个事情，这是会上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