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集中权力反腐，王岐山做得不错
中国那么多的机构，谁负责？党内反腐败要集权。王岐山做得就不错。反腐败由中纪委领导，现在做得很好。中纪委反腐败有几点，我觉得做得很好。第一更集权。从什么意义上说呢？中央各个部委、人大、政协等机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反腐机构反腐败，而是中纪委直接派到人过去。假设信息产业部腐败，中纪委就派人过去，这些反腐败官员是独立的，和信心产业部没有关系。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说，纪委下管一级。中国一直由“一把手”腐败问题，纪委书记只是省委书记的下属，你叫纪委书记怎么反省委书记的腐败？肯定是反不了的。反最多也是左手反右手。现在做得比较好，就是下管一级，省委的反腐败由中央来管，不要你自己管了。还有一点，以前的反腐败都是靠老百姓报料，现在不一样了。上次我去参观中纪委，介绍说，王岐山说这个我们也要改一改，建中纪委系统的自己的网站。这什么意思呢？你同样可以举报，中纪委的网站上谁都可以举报，但是它集中起来了，你不用去跑去香港举报了。这个非常有效，现在中纪委每天接到很多举报，先分类，有属于中央管的就直接管了，属于省委管的，那就把这个转到省一级。
习近平有魄力，我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是乐观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怎么做制度建设？四中全会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改革方案。习近平现在做的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说车改，就是领导人用车制度的改革。以前朱镕基总理也想改，但改革计划一出台，大家反对他，就收回去了。但现在习近平要做就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有领导魄力的。 习近平能超越他个人的利益，他是有大局观念的领导人。我想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任何党组织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大局观念，老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个国家、这个党肯定治不好。这就是中国几千年说的“德”。你要有德，没有“德”的话，怎么能管理这样一个国家。
我对中国政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经济这一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会不会有大的震荡，去年7.5%，今年多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问题并不大。如果再希望中国经济增长8%或者更高，不可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一样，亚洲“四小龙”都这样，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就是6%-7%，这样已经足够了。以前温家宝总理的时候，经济为什么要讲保8%？当时主要考虑到就业问题，每年要有好几百万学生要就业。但这几年经济增长减缓了，但就业状况反而好了，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在转型，主要是服务业涨了，内部消费增长上来了。中国未来十年、十五年，包括习近平的任期里，有7%的增长，其实没有问题。
现在中国人均收入7000美元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工业化早就已经建起来了。不像印度。印度要高增长还是很困难的。几年前，我们和前总统（纳丹）餐会，他说了一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中国和印度不同，主要是印度没有革命，中国有革命。我觉得蛮有道理的。毛泽东奠定了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崛起的基础。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资本主义那么快的发展。印度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正式部门，仅占整体经济的30%，其他60%-70%是传统的。中国土地的国有制的，征收也就征收了，不管老百姓怎么叫都能搞定，这在印度很难。所以，中国才是资本主义最后的边疆， 印度不是。十年以后，我想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很多西方人老是说中国会不会发生华尔街这样的金融危机？我说不会。中国不一样，地方政府的资产很多，没有钱的话就卖掉点、私有化些就行了。现在地方债务危机也遏制住了，国有企业扩张也遏制住了，这两个是好的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住房分配不均，很多空房子，但也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我觉得这个不正常。如果领导层能把房地产这个事情做好，中国政治稳定三十年没有问题。房地产问题能否解决，还是看领导层有没有这个魄力。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现在有将近三百项的改革。我觉得，全面地推开不可能，三百多项一定要找一些突破口。房地产至少可以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现在，我们就等着四中全会将有什么样的方法。我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讨论。谢谢！
对话部分：
中国三步走：先经济改革，然后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习近平时代，中国会实现复兴。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荣誉校长徐冠林：我个人是非常同意郑永年教授的想法。习近平做得非常有条有理，先集权、反腐败再搞制度建设。从中国历史来看，过去的朝代都是第三代的执政者有盛世的发展，比如乾隆盛世，我想请问一下郑教授，从历史的观点来说这个有没有正确性？
郑永年：中国以前是王朝政治，现在是共产党执政，有点儿不一样。王朝毕竟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党不一样，共产党是八千多万个党员，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王朝本身是不可以民主化的，就是这个皇帝的位置皇帝叫谁继承就谁继承，共产党作为党是可以民主化的，就是开放、竞争、参议。共产党需要开放，不开放的话就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党。
西方老是讲多党制度，但我觉得美国和欧洲都是家族式的。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家族式。习近平不会，我想以后也不会。共产党强调党内协调利益。党内民主是能够做得出来的。我觉得习近平能够把客观的形势和他自己的智慧结合起来。我觉得可以中兴。至少，习近平时代能够把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发达社会。
刚才一个听众告诉我，他买了我一本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的书。在那本书里面，我总结出来了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先生产，后分配，再民主，这样的顺序比较好一点。
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是这样发展的。先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比欧洲人做得还要好。一战、二战的时候，为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运动都产生在欧洲？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是不保护社会的，因此产生了工人运动，之后欧洲社会才开始做福利。但是，一做又做过头了。亚洲就不一样，日本、亚洲“四小龙”（包括新加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动地去保护社会，社会建设做得很好，所以很和平。像新加坡现在政治开放，我个人就非常赞同。老百姓都是中等收入以上，大家和平理性。中国共产党什么指标都不需要有，只要这二十年把中产阶级做到70%、80%，中产阶级做大之后，你做民主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中产阶级不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自由提问：内地贫富差距很大，在华人世界掀起了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他们主要是主张平等，反对市场至上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郑永年：我有一个想法。实际上，民主和经济之间第一次产生矛盾，就是刚才说的福利社会之前，工人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一次就是中产阶级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现在人们一有抗议，就抗议政府，但是政府是管不了资本的。以前政府可以管资本，现在政府对资本增加压力，资本就跑掉了。所以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难做。我到非常同情这些政治人物。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和欧洲的智库或者政治人物交流，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但就是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普遍的问题。如果你是学历史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每一个时代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都是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