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反腐败和以前的反腐败不一样。这次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前苏联之后的俄国、东欧、乌克兰，都产生了寡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被分成几块，工业部门、钢铁、电信、银行，每一领域就是一个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经济寡头。但经济寡头一有钱就玩政治，经济寡头就会转向政治寡头，这是后共产主义最麻烦的事情。
俄国在叶利钦时代就是个寡头时代，直到普京上来寡头才有所遏制。今天乌克兰的问题就是寡头政治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寡头全部转变为政治寡头，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所谓的民主就是寡头之争，寡头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互相斗。大家都有一个政党的名义。一旦当经济寡头转换成政治寡头，政治寡头以民主的方式出现了以后，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我想乌克兰没有什么希望，每一个领导人背后都有寡头。有些听俄国的，有些听美国的。在寡头主导的国家，一旦出现多党制，整个国家就会解体。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十八大之前，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变成政治寡头，政治寡头要干预政治了。就像周永康，周永康是个很大的寡头，他就开始干预政治。今天，最高层次的反腐败就是要切断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的途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下面的大老虎、小老虎都不太重要。这次反腐败大家看到，为什么大部分被抓起来的人，都是跟周永康有关系的，无论中央电视台也好，各个地方也好，包括刘汉这个企业家也好。这次国庆65周年晚宴大家看得出来了，胡锦涛、江泽民全都出来了。我想，习近平是有智慧的，他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这些集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反腐败必须具有政治智慧。大家看，每一个反腐败案背后都有一大帮企业家，但是我觉得中纪委是有分寸的。企业家能不动就不动，放他们一马。所以说像刘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很少。实际上，如果要抓的话，一大批企业家都会进去。中国企业家因为以前政策、法制不健全的缘故，在过程当中出现很多的腐败问题。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你不能说只能做，说了就有人不满意了。我是觉得习近平做得很不错。
地方领导不能怕被抓就不做事，不做事是更大的腐败
同样，反腐败和改革也是有矛盾的。最近，我到中国到处跑一跑。我的观察就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被抓起来了。像上次广州市委书记开会时，一进去就被抓走了，大家都很担心。要改革就要做事情。但一做事情就会冒犯别人的利益，你冒犯别人的利益人家就给你整黑材料，把你以前的材料整理出来公布出去。现在互联网公布很容易，这就很麻烦了。于是，大家就不做事情了。
有的地方的领导也是没有头脑的。山西省当时因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弄了个负面清单，省委领导，包括省委书记、省长、常委，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多地方的领导都做事情了，连反腐败也不出力。这就很怪。省委书记、省长，也是稀缺的政治资源，你占在这个位置，但为了清廉你不做事情，那也是腐败。你为了保清廉什么事情也不做，我觉得也是腐败，可能是更大的腐败。这样的地方肯定要出事情的。现在，山西的整个领导班子一大半都下去了。你要做事情，既做事情，也清廉，这是本事；你不做事情保清廉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些既得利益者一直在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会影响中国的经济。我说不会，因为你不能希望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老是建在腐败的基础之上。我觉得反腐败短期会有些影响，从长期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茅台酒的价格下来了，更多的老百姓也可以消费了，否则的话只有国企老总喝得起茅台酒。反腐败绝对是对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非常有好处的。
反腐制度不在多，关键看谁负责，让腐败官员去操作照样会腐败
反腐败到最后是不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习近平是否也是在学毛泽东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我非常赞同王岐山的判断，先要治标再治本。腐败范围太广了，你要治本，如何治，如何建立制度？不要迷信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建立的，都是人操作的，有那么多腐败官员，去操作制度，最好的制度，照样会腐败。所以，需要加一点，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败的人建立起的制度还是不好的制度。
中国反腐败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个反贪局，香港只有一个廉政公署，为什么这两个社会很清廉？中国反腐败制度有多少，党有纪检，政府有预防腐败局、反贪局，人大有，政协有，每一个大学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反腐败的人是最腐败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他是北京反贪局的局长，他自己最腐败，这样的情况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个思路就是先治标后治本，我是非常赞同的。如果从制度来说，也不是说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国的制度已经太多了，关键是什么样的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的腐败就是因为一党制，因为太集权。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内部分权太多了，党内那么多的正副职位，那么多的反腐败机构，但谁也不负责，反而给腐败的人很多的机会。到底谁负责？新加坡很简单，如果出现腐败了，就是反贪局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其它什么机构。香港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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