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

（采访稿，略有修改）
 
    经济日报记者张伟：如何解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论断？
 
    洪平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策制定者与经济学界的共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可以从经济增长、宏观政策和经济结束三个方面解读。一是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已经结束，经济增速降至7%左右。二是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以稳为主，不采取刺激政策，不增加信贷规模，而是靠深化改革释放增长动力，给企业松绑，减少审批程序，减税，使企业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这个变化不是短期的变化或者调整，整个大方向上的转变。三是中国经济与过去相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如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对外贸易与内需之间的关系，而非周期性变化。
 
    “新常态”首先是指一种“新”的经济现象，但“新态”能否最终成为“常态”，还需要时间证明。“常态”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稳定状态，经济增长忽高忽低地波动就不能视为常态。这种新的平衡状态起码持续十年以上才能称其为常态。中国经济目前在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许多不确定因素，尚未解决。例如地方与企业债务上升快，企业债务占比偏高。当然，存在这种问题的国家并非中国一家，新兴经济体在过去三年其债务GDP占比已经超过发达国家。
 
    记者：如何适应新常态，使经济在新的速度下平衡持续地发展？

    洪平凡：虽然人们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已经从概念上接受了，但是不能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能否将目前经济增长和结构维持在常态，也就是在中高增速背景下的平衡与协调发展，需要各级政府、行业与企业决策层的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对宏观政策依赖程度较高，对改革期待很多。
 
    中国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方向没问题，但是落实的速度和方式方法可能有阻力，有既得利益问题，国企在能源、金融、电信、矿产等行业的垄断，跨国公司对某些产品的垄断，都影响资源实现最优配置，阻碍创新与经济整体发展。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提高投资效率。过去投资率过高，消费偏低，需要调整，但是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由投资决定的，不是由消费决定的。如果目前消费增长过快，必然牺牲未来的消费。投资应以市场导向，是内在生态的创新，需要宏观政策配合。企业选择投资方向，政府出台激励投资效率的政策。美国也有政策干预与和政策导向，比较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对企业投资退税。
 
    近30年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国家实现长期增长均由投资决定，投资与增长正相关。美国经济增长并非消费带动，其增速低，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低。
 
    记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已经开始，如何适应来自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
 
    洪平凡：2014年世界经济整体表现并不理想。 美国经济一、二季度GDP波动很大，日本经济失速，欧盟大国，要么是零增长，要么是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巴西也陷入衰退。当前，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变数，一直对全球经济有负面影响，是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1980至2010年，国家间的冲突下降。主要是一些低收入小国发生内战，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但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发生内战和动乱的国家不再是低收入国家，而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如利比亚、埃及，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L）在伊拉克卷土重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是长期性的区域性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能忽略。对中国经济发展而言，目前国际环境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比过去20多年要高，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受外部形势影响更大。中国对进口能源依赖度也在增加。
 
    另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仅需要中国人要改变观念，外国企业和投资者也需要重新思考，调整心态。但是其他国家的政策决策者、企业或者投资者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会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对中国经济的“期望值”很高。如何改变他们的观念？一是让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事实改变他们的观念。另外，充分利用这些国际平台，如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传递释放信息，调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
 
    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不过分强调刺激需求，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完全靠刺激供给。在经济结构上进行调整的同时，不能失速太多。宏观政策保持灵活性，中国不是孤立的，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外部形势变化时，还是要准备好必要针对需求调整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