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驱动。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结合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习近平常态”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三点：
一是增长速度的新常态，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二是结构调整的新常态，即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
三是宏观政策的新常态，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经济增速的新常态】内外红利衰退，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这是习近平2013年4月8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表达的观点。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经济工作重要论述》）
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驱动。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这势必导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首先是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显现，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
人口结构的恶化起码会从三个方面拉低潜在增速。
首先是拉低储蓄率，而不论是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实的国际经验来看，储蓄率与经济增速具有正相关关系。其次会继续抬高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中国逐步丧失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未来的世界工厂将向东南亚、金砖、拉美、非洲国家转移。
最后，从国际经验看，人口拐点往往意味着房价拐点，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2006年见顶，2007年房价开始转向；日本劳动力人口占比1992年见顶，1991年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开始破裂。虽然中国51.8%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美日房价泡沫破裂时的水平，未来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刚需能对房价构成一定支撑，但奢望房地产市场延续过去十年的辉煌已不现实。当然，这种人口结构的冲击是个缓慢过程，并不会引发潜在增速的断崖式下行。
首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的素质结构也在变化，劳动力人口的绝对和相对数量虽然都在减少，但随着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的后续效应加速显现，劳动力人口的素质将提高，对冲劳动力数量的下滑。其次，政府的人口政策将加快调整步伐，目前单独两孩已经放开，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近几年每年出生人口将因此多增200万人左右，长期来看，这有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其次是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
对中国来说，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从贸易渠道看，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其储蓄-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再加上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的迅速提升，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资本渠道看，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QE（量化宽松政策）浪潮，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具体表现有二：
首先，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
从需求角度看，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去杠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去杠杆，去杠杆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收窄。
从制度角度看，内需不给力，各国开始加大力度抢外需。美欧搞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实质是变相的保护主义。未来十年，WTO红利将逐步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所谓ABCWTO（AnyoneButChina，意为排除中国在外的WTO）的巨大挑战。
从技术角度看，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以及货物贸易中的能源逆差正在逐步吞噬一般货物贸易日渐萎缩的顺差，未来中国经常账户可能全面陷入逆差。
其次，资本退潮也已拉开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联储大概率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伴随着欧美经济的“逆差纠正式”复苏，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中心国家。拉长周期看，2008年的美元指数很可能已经是个大底部，未来美元升值大周期将加速刺破新兴市场泡沫，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的防火墙，但未来从“资产本币化、负债美元化”向“资产美元化、负债本币化”的转变，足以终结外资的单边流入和人民币的单边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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