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曾担任过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18日，张维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邓小平的政治定力和超长的战略眼光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的最大贡献。他还表示，中国总体上取得的成绩，比邓小平预料的还要大。

　　邓的政治定力与超长战略眼光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

　　环球时报：作为一位历史见证人，回头看，您认为邓小平在推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什么？

　　张维为：我认为邓小平的政治定力和超长的战略眼光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的最大贡献。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但他谈的东西都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应该怎么发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几乎都是有生之年看不到的东西。他谈这些时，总那么自信，那么执著。他给中国规划的是100年的路，直到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今天世界上很难找出目光如此长远的政治家。中国现在还是按照他当时定下的目标在走。

　　邓小平的政治定力也令人感佩。苏东剧变时，他看到了中国的机会，所以苏联解体才20来天，他就开始南巡，目标就是要大家抓住机遇，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站得住脚，而且最终可以傲视全球。今天看，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背后是他的信念：中国这样民情和国情的国家，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社会主义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开放，一定要敢于和别人竞争，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制度优势，要把自己的优势和别人的长处结合起来，现在看来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成功之道。

　　为邓小平做翻译曾遭遇尴尬

　　环球时报：邓小平的语言比较简练、有特色，您在给他做翻译时有过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吗？需不需要向外国客人解释“韬光养晦”之类的词？您最难忘的一次翻译是什么时候？

　　张维为：给邓小平做翻译之前都要做大量准备，看大量材料，所以确实没出现过大的问题。我自己碰到过一次尴尬，那是1987年邓小平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会见中谈到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职之事，他说我们在胡耀邦辞职问题上用的词是“失误”。他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失误”，我一时没听懂，犹豫之际，在场的吴学谦外长用上海话对我说：“失误、失误。”我一下子听懂了，就翻译过去了。

　　至于“韬光养晦”等有一定难度的表述，外交部翻译室有个好传统，就是及时编撰翻译难点，把难点收集起来，集思广益。一个翻译成功的背后有集体的力量，这也是中国模式的一种表现吧。

　　中国的总体成就比邓小平预料的还要大

　　环球时报：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变，但贫富差距也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先富带动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受到一些质疑，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为：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我们可以先肯定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问题。据美联储统计，美国这些年中位家庭净资产一路走低，2010年为7.73万美元(约合47万元人民币)。中国多少家庭净资产接近和超过这个水平？恐怕有半数。30年前怎么可以想象中美这种比较？不管今天中国有多少问题，中国多数家庭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

　　在解决贫富差距方面，我们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已经形成一整套机制，这些年中西部发展速度比沿海快，所以地区贫富差距在缩小。现在我们要通过进一步的机制建设，在更广的范围内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环球时报：中国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符合邓小平的设想吗？他会满意吗？

　　张维为：个人认为，中国总体上取得的成绩，比邓小平预料的还要大。坦率地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富强起来。当然富强起来，也有自己的新问题，但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最终都有解。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也反思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他说过如果改革开放有什么失误的话，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他指的是政治教育上的失误。

　　中国取得了令世界震撼的巨大成绩，但我们知识界和媒体界不少人还是自信不起来，关键是西方话语对他们的过度影响。其实，中国的崛起早就超越了西方话语的逻辑。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足以证明，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