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西方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与生产关系的价值判断：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伦理问题间游走
正是因为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宗教，使得人们在新的教义指导下对于人性、尊贵、品质及正义、公平与平等做出了新的认识，使社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体系的构建中重新认识劳动、资本及生产关系等内容，比如，它是否符合“神”的旨意？来指导行动。而资本是否存在“贪婪“、“欲望“、“嫉妒”、“色迷“等“原罪“或”七宗罪“则成为社会新制度新秩序构建是否合理，人们的商品经济行为与资本积累是否给人们或资本家带来”原罪“的一种价值评判，或者说是“神“的审判。
亚当 斯密.关于分配理论。亚当 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来源于产业工人的劳动剩余，而这种劳动剩余形成资本积累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合理的。他认为这并不违背伦理基础。因为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起来的储存品。虽然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无偿劳动创作的价值，但是利润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是必要的。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出现对于当时社会所遵循的主流宗教关于人性与生俱来的“七宗罪“与”原罪“的行为价值观，无疑对人们的心灵是一次震撼性的冲击。与其说是对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革命的有力支持，不如说是”资本“或”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是对于当时人们对人性所具的“原罪”的冲击。虽然在此以前，基督教的释义提供了人们为此做出某种努力的思想准备与基础，但是，人性的原罪与”七宗罪“并未因此在人类的”心灵“中消除。因为，它随着“资本”带进每个“资本”积累者的灵魂中，带着每个资本追求中的资本家、探索精神王国与打造财富王国的企业家走向了人性的“原罪”中。
当亚当 斯密看到资本的出现使劳动产品的分配发生变化，并使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时，他已接近认识到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这种生产关系使“资本”与人性的“原罪”相伴而生！
大卫李嘉图将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理论进一步提升为一个伦理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分配，是一切罪恶与祸根之源。从另一个角度看，当然亦可以是伦理角度或者是人性的“原罪”角度，总之，从生产关系之外的角度，他认为，只要改变分配就能使社会进步。这样，从当时人们所秉持的《新约》或《旧约》的人性本源的价值观角度，“原罪”将会不再与人们相伴而坠入罪恶的深渊。虽然西斯蒙第提出反对，他认为：人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他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伦理道德的科学。但是，他遭到大卫 李嘉图的支持者穆勒的质疑，他根据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多量劳动与少量劳动的交换，来反击李嘉图的反对者。可以看出，人性与“原罪”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一直伴随着“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过程？那么，资本是否有“原罪”，资本家与企业家是否有“原罪”呢？
３、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人性与“原罪”：商品经济阶段对人性“原罪”的审视
作为当前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佛教”，提出人性戒除“贪、嗔、痴、慢、疑”的“五戒”，同样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源，是人性的“原罪”。佛家认为这些恶行会使人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人文哲学历来有求真从善的本源性追求。从儒家到百家都基于宇宙的本源性探索发现人类行为的准则或探究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中国的儒家学者朱熹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很多儒家学者主张节欲从礼。因为人性“欲”的无节制，会造成战争的杀戮，也伴随自然的惩罚与灾难，这会违背宇宙和谐秩序。后来的儒家学者发展了“心学”与“理学”以探索人类本体世界与客观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框架。由于儒家“入世”的要求，它并不期望如佛家一样以求因果之报，而于六道轮回中劫难相随。儒家追求现实的秩序与法制的“惩罚”，即：通过法律制度惩罚破坏社会秩序与规则之恶，以“五常“、”六艺“的有教无类，敦促人性教化，使社会拥有合乎”理“的行为节制，远离本性之“恶”，从而使社会得治。
正如我所谈及，任何事物是相伴而生的。当一个人追追求“财富”、“资本”，这一努力与过程本无过错，但是，从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精神看，即使通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合法合理的努力获得资本积累，那么它亦一样会违背了西方主流宗教关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原罪“及”七宗罪＂，以及佛教中的“五戒“。
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到无限的人类历史长河的本源，事物的辨证性会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合理合法的财富与资本的追求及获取，虽然并不违背时下的道德伦理与社会法律与秩序，但是，它并不会因此脱离了从西方宗教“神”的角度（或佛家视角）看待人性凡世人生的态度，亦并不意味着因此可以超脱于佛教或其他世界主流宗教对于尘世人性的本源的”贪婪“与”欲望“等动机的凝视与担忧。
４、“资本”的伴生物：“责任”与“使命”
从这个角度看，商品经济时代“资本”的追求与成功亦是有其伴生物的，那就是与成功相伴随的“责任”与“使命”，或许可以理解为因为“原罪”而被赋予了这种“责任”与“使命”。回归宗教“原罪”视角，正是宗教哲学赋予特定时代特定的资本积累者或成功者解脱人性“原罪”的途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可以理解被赋予承担的一种“责任”与“使命”。
从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的信奉者视角，其或许尤为值得珍惜，因为并不是所有人可获得资本与财富，亦并非所有人能够有能力通过 “慈善”帮助他人，帮助社会。因为商品经济中“资本”被赋予了正反两方面功能，即：不仅可以坠入“五戒”与“原罪”，它亦可以促使更多的所有者承担起社会众生的“责任”与“使命”。
三、人性、资本与“原罪”的伴生物——使命：社会人文“责任”与“使命”谁来担纲？
１、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人性、资本与原罪的伴生物：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
伴随财富的增长，工具化的经济人性活动进一步猖獗。伴随工具人性财富资本的追求，世界提供了各种隐晦于符号背后的工具化操作，并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各种工具化人性将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环节。历史上，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的担纲者、任何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担纲者自始至终承担不外乎两类。正如人类的贤哲所说：自出生起，上天不分贵贱同样赋予每个人与生俱来追求善与恶的两种秉赋。但是，伴随财富增长，求致真致善的初始秉性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因为“原罪”坠入深渊，一个因为至善步入人性致美涅磐。
２、比尔•盖茨后的世界使命：社会人文“责任”与“使命”谁来担纲？
比尔•盖茨说：我只是财富的守护者而已，需要找到合适的方式使用它。在打造了网络世界财富后，他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研究比尔的成功，我们不难发现，伴随比尔新财富世界的打造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主线，即：自始至终致力于以慈善的形式宣传人文与公益，以充实这个日益融合于现实的虚拟世界方式中一种人文“责任”与“慈善”理念。曾几何时这对我国企业家中形成巨大心灵冲击，也影响很多企业家的对“资本”的态度与行为发生改变。
当前，世界开启了财富背后的人文责任与使命阶段。它暗示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从资本到财富的打造，与其相伴的往往也有“责任”与“使命”。他可以是象比尔一样唤醒世界的一个人、一个企业；众多的人、众多的企业；全社会所有人、全社会的企业！
（部分相关内容整合来源于：２００８年８月载于百度个人空间：赵渤——比尔·盖茨后的世界使命:社会人文使命谁来担纲？及于2009年02期发表于《上海管理科学》，题名：网络商务空间中东方管理组织协同形态应用趋势探讨——MICROSOFT管理模式成功轨迹解析及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