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指标与地方政府指标之指标体系，政策风险指数为核心模型，以权能博弈为轴，既有同质，也有冲突，既有矛盾，也有协同。
作为行政集权体制，而通过授权代理形式，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进行逐级授权式分权，作为行政治理的基本模式。授权式分权，体现于等级层次明晰的权限边界管理。由于人事权与事物权的分离，人事权按照严格的高度集权形式、事物权又归为地方区域自治式体制，即官员属于自下而上集中并由自上而下进行授权管理，官员的任命或奖惩于权限管治区域，没有直接的关系；地方区域自治体制，体现于任何自上而下的行政者，都可以任意处置所管治区域的财产，而真正的自治者即当地居民，作为本区域的“主人”，基本不能主导或参与行政治理。换言之，一地方区域内公共财产属于当地居民，但没有实质上的事、物权处置权；而拥有这一区域的事物或财产权的主宰者，却是与本区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官员阶层，这些官员仅仅对等级以上的机构或组织负责，并根据等级以上部门或组织的人事考评结构，任意换位或随时到另一个区域继续进行那一区域的财产的主宰者。区域公共资源及财产所有者主体虚位，管辖或主宰地区或区域范围资源及财产的处置者，却是随时可以离开的官员。而这些官员，为了满足自上而下的行政绩效偏好，可以任意处置本不属于自己的、应属于当地居民所有的财产，所谓仔卖爷田不心痛。因此，所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彻底的权利争夺或事权博弈。地方政府官员的双重角色：既代表自上而下的授权，又代表属地公共资源及财产所有者的主体。下级官员，以所管辖属地为“人质”，利用自上而下的授权，然后进行自下而上的要挟，已达到个人升迁及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因此，在中国改革指数指标群中，中央政府指标以统筹效力、战略布局评估等为权重，以有效集权为条件进行分权设计。在此前提下，将中央政府指标纳入指数群中并权配置。
相当于此，地方政府指标以被动配合、有效极权为主，中央政府指标作用下，地方政府指标的动态监测，不会发生剧烈的波动。受到行政腐败指标的影响，官谱指标成为地方政府政策异动的重要区间。
中央政府指标与地方政府指标的关系，是一种分层架构，社会矛盾的冲突风险概率，要高于经济及政治方面的关联性。
四、区域开放指标与行业调整指标的差异
区域开放指标，是CCVI指数的支撑指标。因为其延续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阶段的整体组合，通过以特殊（试验）政策驱动，鼓励等级竞争，实现以点带面的区域延伸。但一直没有完成整体协同部署的战略规划。
从特区到沿海、沿江开发带、开发区，到2000年之后的综合改革实验区模式的转变，基本仍然沿用的是特殊政策驱动、鼓励等级竞争的行政计划思维，但有限地纳入了产业资源结构配置的内容，实现区域与行业资源的价值组合。但由于缺乏评估和引导机制，这一组合仍然会重蹈产业资源极度浪费的覆辙，导致产能过剩与短缺的区域间结构性矛盾。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以城镇化发展为主题已是既定策略。因此，在区域开发指标的分层指标体系里，城镇化指标则是占有相当的权重；而行业调整指标与城镇化指标之间，基本无关联性。这就说明了，城镇化指标更偏重于社会治理领域，与经济效能评估关系不大。
区域开放指标所关联的是目前如上海综改区、深圳前海、天津等因素指标；城镇化指标所关联的是城乡结构变化及土地资源交易机制；城市群则是即服从于综改区，同时与城镇化指标、区域开放指标相关性不高。仅从目前已基本形成的11个城市群、正在形成的14个城市群以及7个待形成的城市群看，产业同质化，将是其中政策风险指数最需关注的领域。因为无论是区域开放指标如天津滨海、深圳前海、上海综改区等，基本沿用的是产业集群取向，而缺乏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协同功能。
区域开放指标与行业调整指标，是CCVI中国改革指数监测的重要基本面。
五、顶层指标与基层指标的差异
中国在未来深度改革时期，“小组政治”是其核心保证。顶层指标包括国安会及其功能不断组合的灵活性，实现有边界部门、无边界协作机制。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国家信息安全小组则成为顶层指标的支撑体系。可以说，国安会是首脑，两个小组是左右手，左右手可以互博、可以侧重，一起根据首脑需要而行使不同功能。从两会期间的马航失联危机处理，国安会即已小小地展示了之后的作为模式，根据需要随时将多部门进行行政权能集合，形成集中力量以一致应对。
但在顶层指标作为路径相对完备的同时，基层指标则面临原有体制的阻隔，如尽管顶层高压，但原有体制反应迟钝或弹性固化。仅举一例，工商行政手续简化，在顶层指标范围，已作为近四个月已经完成的目标任务，而事实则不然，如2014年的工商免年检，则仍然没有真正落实，即使北京地区，工商部门直到每年例行年检期，但工商部门一律没有通知企业、甚至工商中介进行具体部署。没有一家企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而工商部门无统一部署。仅此一环节，说明工商部门作为既往利益特权部门，因为改革触犯了其地盘，使得原有行政寻租空间丧失，即可以采取不配合或鸵鸟应对。何况还有更多的环节需要贯穿，因为每个行政部门，都是利益特权垄断部门，都有自己的极权利益圈定的地盘。基层指标，即反应某一领域、某一区域的顶层指标实际效用，以此可以作为中国改革指数监测区域和行业改革绩效和政策风险的核心指标。从某种意义上，基层指标的权重，甚至要高于顶层指标。
顶层指标与基层指标之间，愿景指标与实效指标，是其根本差异性的对比，从而构成绩效和风险评估、预警的重要因素。
六、外部地缘指标与内部改革指标的差异
国安会的设立，其不可忽略的功能，即完成了中国外交思维的战略性转变。从一味避让而实则张扬，到明朗化的有效防御，这一点在中国地缘政治关系采取积极进取态势，已经具有明确的信号。这一转变，其短期不适应性，不仅仅是美国或日本等强国，即使在国家内部，由于历史思维的沿袭，从行政部门到学界和基层，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不适应。但相对于外部地缘指标，内部改革指标监测的范围更复杂和宽泛。
外部地缘指标包括地缘政策风险监测和评估、突发事件如反恐等危机管理、第三方介入及连锁反应等因素，围绕极权博弈，最终能否达到制衡并存，是需要外部地缘指标进行监测、评估和预警的基本功能。
内部改革指标包括有助于国际关系格局的相关因素指标，如贸易差额、货币国际化、外储资源配置等等。当然，社会矛盾冲突，外部极端势力等，同样也属于内部改革指标的监测范围。
在外部地缘指标与内部改革指标关联因素里，国防力量及军备等，是非常重要的交叉性极强的监测领域。
七、综合指标预期评估
通过CCVI中国改革指数之2014年相关逻辑指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2014年是中国改革指数不断修正、趋于完备的阶段，重点对决策层指标和关键性指标的取向进行监测，确定其中的行为逻辑路径；与此同时，对基层及常规性指标仅做对应性评估。
2、尽管高层改革的主导者，对改革本身具备了相对清醒的认识，但其真实困难程度，要远远大于预期估计。其面临的不仅仅是既定权利部门的特权利益阶层的抵制，更重要的行政者的习惯性寻租思维。可以说，没经过这一次改革，不足以有机会认识中国真实的行政治理及特权专政的真相，以及由此导致中国市场经济环境及社会的劣质化趋势。
3、2014年起步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无疑是一种制度极限改革，即在尽最大限度及弹性的可能程度下，所进行的对制度本身刮骨疗毒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举措。所以，称之为极限改革。
4、为了保证改革的力度和有效性，采取了通过强化极权权威的手段，通过高度集权，以保证权威个体极权的有效强度。这是与制度本身相辅相成的一种预设。但此所谓新权威主张，也使得所有的风险源进行了集中，特别是以“小组政治”主导对旧体制的改革，将使得行政层进行权利分化、出现短期对立，本身已经毫无退路。
5、与极限改革、极权权威相适应的，即是极端手段。为了保证高压改革的连续性，而不是选择自下而上的社会个体权利的改革趋向，就只能超常发挥弹簧效用，不断施压，最后进入预设秩序轨道内。而与此同时，弹簧反复施压，结果只能是弹性日趋减弱，拿捏不当则可能碎裂。所以，改革的第二阶段，真正的政治改革将必须提到改革议程上来。
因此，横向监测中国改革指数2014年所涉及的相关指标，对其进行信息数据、经济数据等进行指标配置，为下一步纵向分析评估，提供更加充分的数据集群和储备，则为2014年年底、或期间阶段性的综合评估分值，建立科学有效的坐标和应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