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能不能把经济搞好，说到底就一条：干活的人信不信，自己挣下的家当守得住。这不是道德口号，而是经济规律。道理很简单——科斯定理讲得很清楚，只有产权界定清楚、保护到位，人们才愿意坐下来谈交易、做买卖；哈耶克更点破了要害，私有财产给人提供了不依赖权力的经济独立，无数人才能在规则下自己拿主意、自己担风险。反过来，当产权不安全时，所有人的理性选择都是缩短时间视野：不投长周期项目，不做技术积累，能捞一把是一把。这样的经济，短期看着热闹，长期一定脆弱。

“有恒产者有恒心”不是劝人向善，是经济规律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只有当财产权的安全性让人觉得靠得住，人们才肯把钱投到周期长、风险大但回报厚的生产性活动里去。2020年《民法典》第117条把征收征用限定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且必须“公平、合理的补偿”，2025年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后各地法院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结案9166件、执行到位311.42亿元，民营企业中标项目占比达到76.2%——这些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就一个：让老板们相信，今天投下去的钱，明天还是自己的。但法律条文写得好，不等于执行中得到落实。恰恰是在执法和司法环节，私有财产的保护这几年出现了明显的弱化。

私有财产：有的地方执法变成了“搞钱”，有的地方合法产权被“合法地”拿走

    湖南邵阳那个案子很说明问题。上海一家公司的老板郑帅，在虹桥机场被邵阳县警方带走。办案的副局长在酒店房间里跟他明说：县里财政困难，有了这笔钱能解决很多问题。开价一个亿。人到现在还关着，至少6480万元已经进了当地财政的非税收入账户。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下降3.4%，非税收入却增长25.4%，罚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压力越大的地区涨得越快。当办案的人自己都说动机是“解决财政困难”时，企业在他们眼里就不是该保护的对象，而是一块可以割的肉。
    比个别趋利性执法更让人寒心的，是合法产权通过法院被“合法地”拿走。浙江一家民营企业花2.2亿买了个煤矿，踏踏实实经营14年，把负债千万的小矿做成了资产上百亿、未分配利润67亿的大矿。结果因为原股东十多年前一桩行贿旧案，湖北天门法院判决追缴整个煤矿的股权，2024年8月强制执行变更。这家企业是掏了真金白银的善意买家，对原股东行贿毫不知情，14年经营攒下的家底，就这么跟十多年前别人的犯罪行为捆在一起被追走了。法律上本该保护“善意取得”，但在百亿资产面前，规则让位了。
    刑事程序也一样。2025年全国法院纠正涉企产权冤错案55件88人，检察机关监督撤案2471件、不起诉3539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企业在“纠错”到来之前，早就被拖垮了。河南王飞夫妇被以诈骗罪关了712天，最后不起诉，人是出来了，可企业没人管，猪大批死亡，加工厂停工，负债3000多万。41万国家赔偿，跟几千万的损失比，能顶什么用？错是纠了，可企业已经没了。纠错机制的存在，替代不了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就对产权予以实质保护——当刑事追诉的启动本身已经足以摧毁一个企业时，事后的无罪结论恢复不了被摧毁的东西。
    宏观数据是这种制度预期的直接读数。2025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4%，国有控股投资只降2.5%。民间投资连续第四年基本没增长，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估计已跌破50%。老板们不是不想投，是不敢做长期打算——三年后这资产还是不是自己的都说不准，谁敢往长周期项目里砸钱？

公有财产：说是全民的，其实没人真管
    私有财产的问题是外面的人伸手太长，公有财产的问题恰恰相反——名义上的主人不在场，内部人说了算。“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在法律上是一种受托关系，但委托链条从全民到政府、到国资监管机构、再到企业经营者，每一层都伴随着所有者监督动力的衰减。当这种衰减碰上“一把手”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国有资产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处分权的实质约束，经营者得以在事实上以接近私人产权的方式支配“公有”资产——区别仅在于其控制权不是通过产权交易取得的，而是通过委托代理链条中的真空获得的。

    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2018年到2021年间，让关系户低价买走本该紫光买的房产，自己人从中捞了4.7亿多；把赚钱的业务交给关系户做，或者高价从关联公司采购，造成国家直接损失8.9亿多。这些事不是偷偷摸摸在边缘搞的，就是他日常经营决策权限内的事：买谁的房、业务给谁、按什么价采购。本来这些该有所有者盯着，可“全民”太分散，根本盯不住，内部人就以事实上的主人身份自己定了。中央纪委通报里说他“将所管理的国有企业视为私人领地”，话说得很准。

    审计署的数据更能说明这不是个案。光大集团，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到2025年8月底对部分绝对控股的子公司竟然“未控制决策权”。绝对控股却控不住决策权，说明法律上的控股和实际上的控制是两码事。汉江集团2021到2023年，以低于国家电网电价72.2%的价格给关联高耗能企业供电24.59亿千瓦时，同时还违规以“总机构管理费”名义上缴分红2.58亿、少缴国有资本收益420万。2024年度审计整改报告显示，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涉及资金896.52亿元，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涉及4261.81亿元，处理处分3690多人。这些数字反映的不是个别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治理失效：当所有者无法有效监督时，内部人不仅有动机、而且有能力系统性地操纵财务信息、转移资产、隐匿负债。

    为什么说产权约束在两个方向同时失效，会直接拖垮国民经济

    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病根：产权没有真正形成对实际控制人的有效约束。对私人的钱，公权力可以越过边界伸手，以“财政需要”或者“追缴”的名义重新分配；对公家的钱，名义上的主人穿不透层层委托，管不住内部人把全民家底当私产处分。

    这种双重失效对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伤害，可以拆成三层来看。第一层是激励传导：产权安全使生产性努力的成果归属于创造者，当老板们担心今天挣的钱明天被拿走时，资源就从创新积累流向了短期套利。第二层是预期传导：征收、查封、冻结的边界清晰且能打官司，老板们才敢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做规划；边界模糊，所有人只能做短平快的买卖。第三层是秩序传导：产权保护越可靠，合约越可执行，分工和交换的网络就越能从熟人社会扩展到陌生人社会，市场规模的扩大本身就带来效率提升。这三层里任何一层断了，“健康平稳”就退化为“短期热闹、长期脆弱”。

要修，就得两头同时修

    不能让公权力在面对私有产权时肆无忌惮，也不能让公有产权的所有者永远穿不透委托代理链条。公权力面对私人产权，要有清清楚楚、能打官司的程序边界——不能一句“县里财政困难”就跨省抓人，不能远超标的额查封全部资产，不能让刑事追诉在最终无罪之前就先把企业拖垮。公有产权得让所有者真正能监督到内部人，不能光挂个“全民所有”的名，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没人管得住的“一把手”手里。

    必须澄清的是，“神圣不可侵犯”不等于财产权可以绝对排斥公共利益的合理边界。征收征用、反垄断、环保和劳动规制，都是对财产权行使方式的规范，而不是对其核心的否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例外，而在于例外本身是否受可预期的法律程序约束、是否给予公平补偿、是否能被独立司法审查。当例外本身成为常态，或者当公权力可以绕过程序自己定义“公共利益”时，产权保护就从“靠得住的承诺”退化为“随时可以收回的许可”，国民经济的长期预期基础也就跟着动摇了。

    说到底，国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靠的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向所有干活的人提供一种稳定的承诺：你通过正当努力获得的财产，会被当作权利来尊重，而不是当作恩惠来施舍。私有财产的保护越有法治的确定性，资本才越敢往长里投，企业才越敢往新里试，市场秩序才越能在无数人自己拿主意的过程中持续扩展。民间投资连续四年的零增长，就是市场已经在用脚投票了。当财产不安全时，没有人会为未来工作；而当没有人愿意为未来工作时，国民经济便失去了健康平稳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