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载筚路蓝缕，二十载法治求索。2003年，“八八战略”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擘画下落地；2006年，浙江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将其作为落实“八八战略”的法治篇章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关键抓手。这一战略抉择，源于习近平同志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20年来，浙江始终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构建起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的“浙江样本”，为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清晰的法治航向。
    让营商环境有法可依早期营商环境治理存在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回忆：“上世纪以来，浙江的营商环境立法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立法，比如开发区建设、商品交易市场、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立法，总体上系统性不强，缺乏整体谋划。”
    从2018年制定《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以来，浙江营商环境立法的系统性开始逐渐清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20年1月16日通过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成为全国省域层面首部保障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门法规。立法坚持问题导向。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副处长杨利学介绍，条例草案历经3次审议，全文公开征求意见，两次征求全体省人大代表意见，并首次通过长三角立法协同机制征求沪苏皖三地意见。累计征求意见1200余人次，收集建议1500余条，召开各类座谈论证会50余场。“法治是保障市场经济按照固有规律健康运行的稳定器。”
    杨利学谈道，条例最终明确：禁止金融机构违法要求法定代表人提供担保，优化授信、提高信用贷款比重，规范应收账款质押的时限及责任；同时专设“平等准入”章节，明确负面清单以外领域民企可平等进入，破除隐性壁垒等。“民营企业可以实现与国有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民营企业可以在融资方面依法享有和国有企业同等待遇，这些规定极大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万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说，“我们以条例出台为契机，加强转型升级，提高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更好发展。”“法规正式实施以后，民营企业开展融资活动就有法可依了。”金帝集团董事长诸建勇认为，这些规定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提供了法规依据。2020年出台《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聚焦公平竞争；2023年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重在“助小扶微”；2024年出台《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更加综合全面……
    目前，浙江已制定10余部营商环境相关地方性法规，成为民营经济立法的“试验田”。2025年全国工商联“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浙江在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四大维度均位列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民营企业好则浙江好。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权益保护等关键环节，及时修订或新设相关法规，同时强化长三角区域法规协同，推动营商环境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从“风险预警”到“主动护人”>>义乌国际商贸城  新华社发 何锦程/摄提起义乌这座浙中城市，人们常不吝赞叹——“世界的义乌”。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首个调研的县级市就是义乌，其后又连续10多次到访。他将义乌的发展生动概括为“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要求全省学习推广义乌经验，并亲自推动义乌改革再出发。
    然而，商贸高速发展亦伴风险，涉外合同诈骗、欠款逃匿等问题一度令经营户蒙受损失。义乌公安坚持法治方式，主动寻求破解之策。2009年，义乌市公安局联合商城集团创新搭建“国际贸易综合服务及经济案事件预警平台”。“17年来，这个平台已成功预防、处置436起重特大合同诈骗及逃匿案事件，累计挽回损失7.1亿元，推动500余家外贸公司支付所欠货款1.1亿余元，惠及市场经营户1200余家。”
    平台负责人楼翔介绍。“以前和外商合作，心里总没底，怕遇到骗子；现在点点手机，风险情况一目了然，做生意踏实多了！”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女士感慨道。“平台对内整合经侦、出入境、派出所等警种资源，对外联通信用中心、市场监管、法院、行业协会，构建起多跨协同的信用体系，形成了‘线上数据研判＋线下精准核查’的闭环模式。”楼翔说，不久前，平台收到经营户填报的一家“JBD公司”信息，核查发现其未进行工商注册、办公用房仅租3个月等异常，研判为高拖欠货款风险，立即发布预警。最终，两名外商弃单提前离境。
    针对市场采购贸易业态中，商户银行卡易被涉案资金牵连、遭遇误冻结的突出痛点，2024年，义乌主动向上对接，建议公安部推出个体工商户专属的白名单，深度参与个体工商户报备机制的顶层设计与落地建设。同年8月，该机制率先在浙江义乌、广东花都两地试点运行。通过合法经营商户提前自主报备，精准区分经营资金与涉案资金，真正实现“精准冻结、无关不冻”。
    义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王浩表示：“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理念，推动合作模式与监管机制创新有机融合，助力各类创新主体在浙江安心深耕、稳步发展。”试点期间，机制运行顺畅、成效突出。同年12月，公安部正式发文，将这项源自基层实践的“义乌经验”在全国推广落地。义乌的经验证明，数据驱动的事前预警能有效降低风险。而在距离义乌不到200公里的乐清，另一种“主动服务”模式也在同步生长——它不再仅仅盯着“风险”，而是转向了“人”的需求。
    作为“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和“中国低压电器之都”，这里民营经济高度活跃，拥有市场经营主体超24万家、规上企业约2200家。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23次到温州视察指导，其中8次来到乐清，指示：“一如既往地关心与支持正泰、德力西和其他民营企业的发展，使民营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实现新的飞跃。”这些关怀深植于乐清，也为法治助企实践埋下种子。
    为有效应对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法律风险，2023年9月，乐清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实体化运作的法治助企中心，整合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常驻办公，并引入多家律所及专业科技公司，形成“行政+司法+社会”的服务合力。企业只需进一扇门，后续的流转、协调、督办均由中心全程负责，真正实现涉企法治服务的一站式解决。大力培育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积极营造尊商、重商、亲商、爱商的良好氛围，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举措便是信用修复的“主动找人”。
    法治助企中心主任洪茜翻开工作记录：“我们排查到一个企业的行政处罚已满最短公示期，可以申请信用修复了，就主动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老板声音都在发抖——他说他正要去投标，就因为这条信用瑕疵被卡住了，急得一宿没睡。”中心还推出“三官约谈”机制：当重点岗位员工提出离职时，由检察官、法官、警官共同约谈，面对面告知法律责任、保密义务及违约后果。“这也是保护员工——让他知道红线在哪儿。”
    一位乐清企业家感慨道。义乌的数字平台与乐清的法治助企中心，路径不同，内核相通。正如浙江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所明确——推动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从“着眼于事”向“着眼于人”转变。
    法治成为护航发展的公共产品2006年，浙江民营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办了案子、垮了厂子”的担忧，在不少企业主心头挥之不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检察工作提出“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的明确要求——这为司法系统护航经济发展立下了规矩。彼时，不少基层检察官、法官仍习惯“坐堂办案”：案卷来了就办，法条对了就 判，企业与司法之间隔着一道高高的门槛。
      改变，始于理念，更成于行动。2016年，金华市检察院率先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大走访，检察官第一次大规模走进车间、仓库。永康市检察院检察官应玲玲回忆道：“在一家五金厂的车间里，老板对我们说，不是不想守法，是真不知道怎样才算合规。”从这一年起，金华检察建立起“一案一评估、一案一报备、一案一回访”机制——办案前评估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办案中审慎决策，结案后回访生产线是否重新转动。2018年，12309检察服务中心与市工商联共建检企联络机制，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诉求窗口。更值得关注的是从个案到行业的跃升。2021年，婺城区检察院在办理系列贩毒案时发现，多起案件涉及同一家快递企业。检察院联合邮政管理部门实地检查，查明收寄验视环节存在管理漏洞，随即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出台全省首个《快递行业规范健康经营指引》。

      一个案子，撬动一个行业。今年2月9日，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在全省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大会上提出，增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意识，健全“行政+司法+社会”协同保护机制，加大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科技创新领域保护力度，加强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深入实施专利质量提升行动，高水平建设知识产权强省。近年来，院线电影盗摄传播“黑灰产业链”猖獗，如2025年，热门电影《哪吒2》上映次日就出现盗版链接。

      针对这一问题，金华市检察机关出重拳、施硬招开展专项整治，全链条打击源头盗录传播、非法网站经营、技术服务提供等各类侵权行为。全年起诉盗播犯罪嫌疑人28人，关停非法网站185个，保护版权91万部，有效净化影视行业版权保护生态。“以前是等盗版出来了再打击，现在是从源头就卡住，打击、预防和治理一起抓。”金华市检察院检察官张莉说。在义乌商贸城、东阳横店镇等七个知识产权保护重点点位，检察联络站一一设立，“157”知识产权保护矩阵覆盖全市。

     他们还搭建了“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多跨场景应用，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如今，金华检察“1+9+N”护航营商环境服务链已然成型：一套全流程监督事项，九个县市区“一域一品”（义乌跨境贸易、东阳影视版权、永康五金产业……），N个实战项目逐项落地。金华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李良才总结道：“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营造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对法治保障的需求不尽相同。检察机关应立足检察职能，坚持问题导向，因时制宜、分类施策，以更精准的法治服务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行稳致远。”

      数字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重要市场，数字经济的繁荣有赖于清朗有序的互联网环境。2017年8月18日，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在杭州挂牌成立，实现从“面对面”到“屏对屏”、从纸质卷宗到区块链存证的变革，迅速成为司法护航数字经济的“云端”标杆。“网上案件网上审”——起诉、调解、立案、举证、质证、庭审、宣判、送达，全部在线完成。据统计，该院在线庭审率已超过99%。从“千里奔波”到“指尖诉讼”，这是实实在在的司法红利。2018年4月2日，杭州互联网法院举行全球首个“异步审理模式”上线启动仪式，将法庭“搬”进电脑，让诉讼像微信聊天一样随时进行。凌晨广州原告上传证据，早高峰北京被告在线质证，午休时杭州法官梳理案情——三方不同时空，共同完成一场官司。

      真正实现“一次不用跑”，大幅降低企业诉讼的时间与差旅成本。电子证据存证难、认证难，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拦路虎”。曾经，创业者拿着被抄袭的App截图，在法院窗口焦急解释：“这些电子数据怎么证明是我原创的？”杭州互联网法院以“区块链存证第一案”给出回答：当事人可通过司法区块链平台完成电子证据上链存证、在线核验、一键提交，全程留痕、不可篡改，高效完成举证质证。此案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首次以司法文件形式明确区块链存证的法律效力。8年来，杭州互联网法院以一系列开创性判决回应数字时代的司法需求，稳定市场预期，激发要素活力。

      首例操纵“网络水军”民事公益诉讼案，有效斩断网络黑灰产业链条，守护清朗网络空间。首例“虚拟数字人侵权案”，界定虚拟数字人表演者权归属，为人工智能时代版权保护提供裁判思路。首例“大数据权属案”，为数据产权提供司法指引，助力企业明晰数据资产权属。首例生成式AI平台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划定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边界。杭州互联网法院积极与市场监管、网信、版权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针对共性问题和行业风险及时发送司法建议，推动源头治理。一位文创企业负责人感慨：“法院的判决不仅解决了我们的个案，更对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清晰指引。”这正是营商环境最需要的“法治公共产品”。

    “典型案例对于提炼网络裁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要通过对大量个案总结规则、强化司法指引，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坚持以裁判树规则、以规则促治理、以治理助发展。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融合应用，加强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元宇宙等前沿问题的前瞻性研究。”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陈增宝表示。以法治之力呵护创新之火，以协同之效激活市场之源，经济的广阔未来，正于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加速走来。
     基层“微创新”撬动大环境>>义乌于2013年设立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建立起一支来自16个国家、共18名外籍调解员参与的涉外调解队伍。图为两名外籍调解员在调解室工作。 中新社记者 王刚/摄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凝聚各方合力。在浙江，一批源自商会、市场、社区的“微创新”，正不断汇聚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强劲动能。558家会员，覆盖11个乡镇街道，联动30个政府职能部门，一年解决30余件企业痛点——这是2025年的虹桥商会。

      其前身是1930年的“虹桥商联会”，历经近百年，如今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虹桥样板”。“2019年，商会设立‘虹商服务驿站’，为会员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问题协调等精准服务。2020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颁布，从省级立法层面明确了商会服务民营企业的法定职能，为转型提供了制度基石。”虹桥商会第八党支部书记万邦群向记者介绍。2025年，驿站联动30个职能站所，坚持“双月现场服务”机制，常态化走进商会、深入企业，开展“一对一、面对面”政策解读与诉求办理，全年累计解决各类问题30余件。“我们工业区停车太难了，货车进不来、出不去。”“有同行恶意压价，快把我们小企业逼死了。”“外贸资金冻结到底该怎么预防？”2026年3月24日，虹桥商会大会议室里座无虚席。

      虹桥镇党委书记、镇长与近30个职能站所负责人，以及90余名商会代表围坐一堂。没有主席台，没有讲话稿，企业家们接过话筒，直言不讳。话音未落，职能站所负责人便当场回应，不推诿、不回避，有的现场领办，有的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企业联系方式，“会后我直接跟您对接”。商会会长赵顺荣说：“过去是开会、联谊、简单反映问题，现在是企业提需求、部门现场答、商会跟踪督。”这种闭环机制让政企沟通从“走过场”变为“解难题”，正是浙江“以法治服务经济主体”理念的生动实践。牢固树立“大人才观”，持续在人才“引育留用”上发力，让浙江成为天下英才向往扎根、梦想成真之地。

     虹桥聚焦本土企业，以精准服务助力发展；义乌则直面另一命题：如何让中外客商安心扎根、共赢未来？2013年，义乌国际商贸城设立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创新采取“以外调外”模式：一名中国调解员搭配一名外籍调解员，共同介入纠纷。调委会主任丁王芳解释：“外商担心在中国调解会被‘偏袒’，我们邀请外籍调解员参与，并摆放其所在国家的国旗，让外商感受到尊重和公正。”截至目前，调委会累计化解涉外商事纠纷1591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6.3%。高成功率的背后，是“专业对口”。51名调解员包括20名中国籍经营户、20名外籍采购商、9名律师和2名公证员。“生意人调解生意人”，使调解基于行业规则和商业逻辑，而非生硬法条。令人动容的是，所有调解员均为兼职且无报酬。

      丁王芳感慨：“他们都有一颗‘中国心’。”一位也门籍调解员因战乱辗转一个半月才回到义乌，他说：“只有好好工作才能报答。”20年笃行不怠。从省域立法到县域探索，从互联网法庭到商会圆桌，浙江坚持以法治的确定性对冲市场的不确定性。当人才成长的“最佳沃土”、企业发展的“最好摇篮”、融合协同的“最高质效”、政策服务的“最为有感”逐一落地，一流创新生态渐成气候，法治便真正转化为最硬核的竞争力。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2006年那个春天的抉择——让法治成为浙江发展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