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及她的研究伙伴及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一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她成了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并且以46岁的年龄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得者。这三位学者推广了一项重要理念：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来测试减贫干预政策的理念。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迪弗洛同时是该校“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J-PAL）的联合创始人与联合主任，还是新版《贫穷的本质》（Poor Economics）的合著者之一。

HBR：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埃丝特·迪弗洛：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这个想法。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对贫困有了深刻认识，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当时她在一家救助受战争伤害儿童的非政府组织（NGO）做志愿者。我一心想找到帮助穷人的办法，却毫无头绪。我循着好学生的常规路径长大，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辅修经济学双学位，因为一位有魅力的教授告诉过我它会很有用。不过，我当时并没觉得它会有什么影响或很实用。大学四年级时，我抓住机会在俄罗斯做了一年助教，当时正值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高潮时期，经济学家无处不在，到处为中央银行、财政部以及负责私有化的部门提供建议。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看到经济学家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我当时就想：哦，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我可以成为一名学者，这比从政更适合我的性格，同时还能真正影响世界。

HBR：将科学实验引入经济学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埃丝特·迪弗洛：我当时想这件事太难也太贵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难，而且比长期执行错误政策的成本要低。刚开始的所有工作都要靠手动完成，不过我们后来创建了J-PAL来更容易地推进工作。现在，年轻人如果想开展这样的实验，她就能获得相应支持。

HBR：你和阿比吉特是如何建立起可以斩获诺贝尔奖的协作关系的？

    埃丝特·迪弗洛：你强调协作非常对，而且协作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我们两个人。这项工作需要不同技能：实验设计需要创造力，保证各项事务按时推进需要条理性，分析工作需要你能构建清晰的模型并加以解析，诸如此类。这样的工作本质上就适合团队协作。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说是表彰某项具体发现，不如说是对你对整个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肯定，而我们的影响源自通过J-PAL投入精力搭建了一个网络，到今年年底，这个网络的影响力将覆盖6.5亿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影响力并非来自撰写更精妙的论文，而是推动一场运动。这与你刚问的协作有所不同，但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

HBR：你身兼数职，既要授课、做研究、出差，还要提供政策咨询，同时还要抚养两个孩子，你是如何平衡这一切的呢？

    埃丝特·迪弗洛：我平衡得不太好。我总是从一件事忙到另一件事。工作中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他们想见面，我随时都有空。在家里，阿比吉特和我都觉得我们做着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会一直对这份事业充满热情。孩子们也很适应这样的状态，他们会偶尔拿我们开玩笑，但同时也会好奇，喜欢问各种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没必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工作也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