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校友、同学，大家上午好！
    又到秋菊溢彩、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代表新国大商学院，欢迎34班的116位同学，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新国大中文EMBA第34班的学习之旅在今天正式启航。此时此刻，我相信每位同学都有各自的关切，渴望着重新定位各自事业与人生的坐标。我想与诸位探讨中文世界里最受关注的两个财经词汇，也与诸位的切身利害攸关。
    其一，是“内卷”(Involution)。这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描述文化模式、或社会组织只能在内部复杂化、精细化，而无法继续进步。在当前的语境，则代指企业与个人的极端竞争。企业为争夺有限的市场而相互倾轧，不得不谋求外部发展空间，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热点词汇，这就是“出海”(Going overseas)。我想我们的同学，以及许多在线上关注我们的听众，或是跃跃欲试，或已躬身入局。
    全球布局是企业羽翼成熟后的必然路径，但是当今的出海，踌躇满志之余，却背负着隐隐的悲壮与无奈，家国故里的诸般羁绊，剪不断，理还乱，陌生世界的冲击却已应接不暇，“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徘徊犹豫之间，身后追兵又在出海大潮中汹涌而来。历史转折处的猝不及防，时代洪流中的身不由己，诸位必定感同身受。

    内卷现象，是产业政策扭曲、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果。一方面是供给侧的持续过剩。巨量经济资源被政府的有形之手导入少数“战略性”产业，先有运动式的投资导致产能急速扩张，企业又对“剩者为王”之说深信不笃，最终身陷过度竞争的囚徒困境而欲罢不能。而另一方面则是需求侧的三重压抑。首先，经济模式重发展而轻民生，疏于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建设，压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为工业与基础设施项目输血，因此消费疲弱，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第二，市场准入机制缺少包容性，企业被限制于下游竞争性产业，在有限领域开展残酷竞争，收入分配因此向国有上游部门倾斜。第三，过剩供给通过贸易的渠道外溢，出口企业低价竞争，引来广泛的贸易摩擦，不断恶化的贸易环境反噬国内经济，内卷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延伸，从出口企业向供应商延伸，从雇主向员工延伸，进一步拖累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增长。经济因此内忧外困、交相失衡。
    作为经济学家，看到当今的内卷困局，不由得想起贾谊《治安策》所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叹息之余，更重要的，是理解经济失衡所体现的社会治理哲学的偏颇。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其1975年的著作，《论人类行为》 (On Human Conduct)，提出社会秩序可分成两类：其一是Telocracy，就是以目的为导向的社会，社会好比一驾单一的马车，而政府则是车夫，号召全社会追求某种共同的未来，要把全社会驱赶到某个共同的终点。而与之相对的，则是Nomocracy，也就是法治社会或以规则为导向的社会，在这一理念之下，当政者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其职责是维护稳定的规则 (Nomi)，以保障社会中个体之间公平的互动，而不直接预设或干预胜负的结果。
    以目的导向的社会，以共同的愿景号召整齐划一的思想与行动，要求个体服从既定的整体目标，个人的价值仅仅体现为服务于宏伟叙事的工具。这种治理秩序，以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往往能在短时间之内实现奇迹。但是对效率的追求封闭了反思的空间，对集体的崇拜碾碎了个体的独立，对一致的诉求钳制了思考的自由，社会因此丧失了选择的可能与纠错的机制。如果马车夫错估了方向，却偏偏要快马加鞭、孤注一掷，罔顾沿途闪烁的警讯而一味加速，其结果就是将全车乘客拖向深渊。如荷尔德林所说，“使人间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建设成天堂的努力”。
    Michael Oakeshott因此认为，治理不应以预设的蓝图为目标，而是提供框架与规则，致力于保障社会中每个个体自由成长的空间，社会发展因此具备了多样性，实现了风险的分散，保持了纠错的可能，所谓：“法律不是告诉人们去哪里，而是告诉人们如何和平地同行。”

    在历史上，Telocracy式的治理实验殷鉴不远，我仅举两例。东亚经济普遍的内卷乱象，又是目的导向型治理在经济层面的体现。以宏伟叙事为号召，纳全社会的人力物力以供其驱策，将一个巨量经济体的资源绑定于某个预设的目标，社会发展的列车难免脱轨失衡的险境。走出困境，所需要的不是从上而下的反内卷运动，而是摆脱对目标神话的崇拜，放弃对有形之手的执念，以规则和法治保障对个体权利的尊重，还社会以选择的空间与自由。正如殷海光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述及，华人文明现代化的关键，就是从以目的为导向的社会，向以规则和法治为基础的开放社会(Karl Popper)的转型。
    开放社会的建设，不能寄望于空中楼阁式的顶层设计，而需要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宏大的政策口号能够一呼百应，往往由于公众对权威的崇拜与屈从，疏于对长期价值的冷静审视与独立思考，缺乏对经济逻辑的尊重，而迷信行政指令的万能，心智孱弱的社会公众因此形成盲目跟风的羊群。而社会的进步与转型，需要的正是一个个不畏担当、勇于探索的独立主体，以自由、自主、自觉的选择，主宰自身的命运。
    因此，身为社会精英的企业家群体，其成长、选择与行动，不仅会塑造个人与企业的未来，同样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很多华人企业家，致力于全球布局以实现脱困或追求增长，但随波逐流的被动出海却未必能天宽地阔。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模式的机械复制、因循于惯常思维的单向输出，只会在陌生的环境中无所适从而四处碰壁，在汹涌的出海潮中继续深陷内卷的漩涡。
    全球梦想的实现，需要的是以广阔的胸襟拥抱世界的多样，以开放的视角审视自身的意义，以谦卑的心态扎根本地的土壤，以独立的洞察寻找创新的方向，通过持续而互利的价值创造来实现华人文明与世界的共存、共通与共享，实现从发展策略、思维体系到生活方式的迭代与重塑。这就是新一代华人企业家所不可逃避的责任与使命，也是新国大中文EMBA项目的期许与初衷。我相信，正是这样的共同愿景让我们在此聚首，思考在历史转折处的共同命运。

    新国大中文EMBA项目，以自由、科学、进步为准绳，鼓励开放的思想、维护多样的生态，坚持以中文传达人类共通的价值，努力寻找东西方文明的公约数。这一理念，秉承着知识分子对开放社会应有的信念与承诺，也让新国大商学院成为珍视自由、渴望独立、追求进步的华人精英所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
    华人企业家的全球化尝试，不应是仓皇夺路的苟且，而是追光逐梦的奔赴；不应是孤光自照的踽踽独行，而是肝胆相照的携手共进。我们所致力搭建的社群也因此，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体现其独有、独特、独到的意义，并被诸多同学、校友、以及支持、关注我们的朋友寄予了休戚与共、枝叶关情的情感关切。这一平台的存在与成长同样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要借助于诸君的响应与共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以每个人的探索、奋斗、救赎和觉醒，为后来者接力赋能，以每个人心中不灭的微光，延续暗夜中对黎明的渴望。

    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鸟鸣正是为了寻找同伴的回声，这也正是社群的意义。最后，我就以我欣赏的一位导演，Quentin Tarantino的一段访谈，与诸位共勉。有人问他，创作一部电影的时候，你是否在你的脑海中考虑特定的观众？(When you make a movie, do you have an audience in your mind?) 他回答说：是的，我有。我心中的观众并非面目模糊、需要费心揣测的群体——那就是我自己。我即是观众，深知自己所愿。而我笃信这世上定有与我共鸣之人 (“The audience I have in mind isn’t some faceless blob that I’m trying to second guess — it’s me. I’m the audience and I know what I want to see. I was betting that there were other people like me out there.”)。
I am betting there are people like me out there. 谢谢在座的诸位，谢谢在线上关注我们的朋友，因为你们，这世界并不孤独。

教授简介傅强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教授
      新国大EMBA学术主任全球知名经济学家及博弈论学者傅强教授自2005年起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主讲管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国际金融课程，曾多次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EMBA最佳教授及最受欢迎教师。2020年，出任国大EMBA中文学术主任，在疫情中带领项目战略转型。他将项目定位为“通往世界的窗口”，帮助华人企业家出海全球化。在短短两年内，成功推动项目完成转型，此案例荣获誉有高教界奥斯卡之称的 《泰晤士高等教育奖国际战略大奖》。在他的带领下，国大EMBA在近年QS排名中持续取得优异成绩：2025年最新排名位列全球第14、亚洲第1，全球前20中唯一的中文项目，也是唯一上榜的亚洲院校。如今，国大EMBA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最具声望的EMBA项目。傅强教授曾两度被评为新加坡最具影响力40岁以下商科教授，为众多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高管提供教学与咨询服务，担任董事及监事职务。并连续多年担任《福布斯》“全球最具影响力华人精英100”评审委员。他专注于应用对策论的理论研究，曾获邀担任德国巴伐利亚州财政部Max Planck公共税收与法律研究所及加拿大CIREQ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其学术成果广泛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Theoret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等国际顶级期刊。傅强教授于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后获得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