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加速，我们是否还沿用工业时代的思维，试图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还能走多远？从《摩登时代》的“机械化”到智能时代的“人机共生”，也许每一个组织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效率与温度、自我与共生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本文为陈春花老师《共生理念》新书解读内容的精编整理。
    在数智技术重塑世界的当下，我们的认知也需要随之进化和调整。过去“整体是部分之和”的二元论思维，已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我们需要转向“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的非二元论认知模式。
    这种转变要求我们清晰地懂得，个人与世界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如果只以个人视角看世界，我们看到的只是局部和片面；若能超越二元论，拥有流变的时空观，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与世界的互动。
    在这种新的认知模式下，作为组织中的个体，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看待今天的组织形式？

    在以笛卡尔哲学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人们通过不断分工，将复杂的整体拆解为一个个部分，从而大幅提升了整体的效率。这种方式推动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的飞跃。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人逐渐被异化，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正如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卓别林饰演的工人在流水线上机械地拧螺丝帽，以至于看到任何六边形的物体都会下意识去拧，甚至别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要拧……

    所以马克斯·韦伯说，整个现代性的困境就是两个丧失——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这两种丧失对个人来说构成了存在上的挑战。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通过不断的讨论发现，在整个过程当中，组织其实是特别理性地去追求它的目的，也就是要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人就被异化了。 在二元论认知模式下的工业社会，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人们会很在意自己能不能在一个组织、单位或者机构当中，否则就很紧张。 在工业社会，机器所产生的效率和价值已经被确认。来到数字社会，“机器”又往前推了一步，变成“机器人”。从面对“机器”到面对“机器人”，这可能就让人紧张了。 所以，《共生理念》这本书就落脚在探讨怎么通过组织的进化，让人变得更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内心追求和目的。

    从理性设计的角度来看，组织具有三个重要功能：第一，保障目标实现，也就是说组织是为目标存在的，只要是一个组织，就肯定会有目标。第二，让人有意义，组织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能让人的价值被释放出来。第三，保障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无法靠个体单独完成，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在二元论认知模式影响下，工业社会的组织形式强调以“主体-客体关系”来构建运行体系，即以“我”为主，其他的都是客体，都是“我”的对象。 这种运行方式本质上是博弈关系。在这样的组织形式之下，组织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利益最大化。所以，早期的企业存在的意义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在数字时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广泛连接。在这样的环境下，组织要持续发展，就也必须顺应时代进化，重新思考和设定自身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需要做出调整。 在“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的非二元论认知模式下，企业作为社会的“器官”，不能只考虑商业组织自己的利益，而更要关注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讨论，“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成为了组织的目标。 企业不要把自己和其他的对手或同行看成是主客体关系，不仅要与合作伙伴协同，甚至也要与竞争对手协作，共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共赢。

“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为何会存在？
    为什么利益最大化会成为普遍的组织目标？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性有自利倾向。这一倾向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与对外在物私有化的观念或实践耦合在一起，并相互强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自利最大化观念。自利最大化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又以宪法等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从而获得其法权——私有权，并在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中普及开来，构成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基本权利体系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说，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目标成为普遍选择，是由自利最大化观念和私有权结构来支撑的，并以组织工具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能否改变?
    如果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私有权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到底能不能改变？
    研究和实践都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好的企业，一定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的企业。人性中除了“自利”之外，同样存在“利他”的部分。在《共生理念》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们特别介绍了“共生功能体”观点，一种不同于达尔文生存竞争进化机制的人类进化共生机制。如果要共生存在，就不能只是自利，还得有利他。
    数字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对于很多东西可能都要去理解它的公共属性。比如说数据是公共的，很多智能体和大模型都是开源的，这就表现出了公共属性或者社会所有权。
    在今天来讲，当我们理解组织的目标时，可能就要去理解人性“利他”的部分、人类进化的共生机制部分，以及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公共属性部分，这些也意味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应该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今天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就不应该是二元的，可能是三元、四元或者更多元的。如果我们仅仅是理解不确定性，可能还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它其实是多维度的。大家常常会说升维和降维，现在可能我们也不能用这个词了，因为各个维度可能都需要做调整。
    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技术领域与产业领域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逐渐加深，新的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特别是股份公司的出现，更进一步导致所有权的社会化。企业组织内部的共生关系，以及企业与产业伙伴之间的共生关系，甚至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共生关系等，产生了新的利益共享机制。
    简言之，组织进化到今天，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可以被调整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共生”的关系。（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