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特朗普政府掀起的新一轮关税战，给全球市场带来了激烈的动荡。但这次的关税计划真能让特朗普政府如愿以偿吗？在本文中，来自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们，分析了特朗普首届任期内的关税政策带来的后续影响，从中总结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比如：最终为关税买单的其实是美国消费者、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作用相当有限、各国的关税反制会让美国的一些行业遭受重创等。这对于我们看待当前新一轮关税战，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

    上周（2024年11月25日），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针对美国三大主要贸易伙伴的全面加征关税新计划。在其社交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他承诺就职首日便签署行政命令，对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再加征10%的关税。此前，他还曾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并对其他进口到美国的商品统一征收10%至20%的关税——这一保护主义计划，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美国经济。
    甚至在这一最新消息传出之前，新关税的阴影——外界普遍认为主要针对中国——就已影响到企业的行为。制鞋公司史蒂夫·马登（Steve Madden）透露，计划将在中国生产的商品数量减半，该公司约70%的进口商品源自中国。其他公司则在潜在价格上涨前开始囤积库存。
    不过，这并非无前例可循：特朗普首届任期内，其政府推行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保护主义的政策。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随后实施关税反制），使得60%的中美贸易商品面临20%的关税。尽管贸易关系后来趋于稳定，但拜登政府基本保留了那一时期实施的关税措施。
    正因如此，研究人员有多年时间研究这些政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是否如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预期般发挥了作用。他们还研究了究竟是谁最终承担了增加的成本。
    “当经济学家问‘谁来为关税买单？’时，他们实际想问的是‘进口商品价格会下降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巴勃罗·法伊格鲍姆（Pablo Fajgelbaum）说，他撰写了多篇关于中美贸易战影响的论文。特朗普关税背后的理论是，对美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威胁会迫使中国出口商降价。
    然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阿尔贝托·卡瓦洛（Alberto Cavallo）表示，实际情况如何取决于众多因素。卡瓦洛是近期一篇论文的作者之一，该论文研究了2018 - 2019年贸易战期间实施的关税对价格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关税的规模和范围、受影响商品或服务是否有替代供应商，以及企业对贸易战持续时间和潜在升级的预期”。
    那么，上一轮关税究竟达成了什么目标？以下是研究人员的发现：
    1、关税并未降低中国进口商品成本，美国消费者在特定商品上的支出增加
法伊格鲍姆、卡瓦洛等人的研究表明，总体而言，特朗普首届任期内设定的关税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承担，在较小程度上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中国进口商也承担了部分反制性关税的成本）。
    卡瓦洛及其合著者研究洗衣机、太阳能板、铝和钢铁等商品受到的影响后发现，“美国关税针对的是难以替代的中国差异化商品，所以中国出口商维持了价格稳定”。结果，美国进口商购买中国商品的成本增加，并将部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
    不过，不同种类消费品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洗衣机关税很快传导至消费者价格，因为关税税率起初就高达20%，而且针对性强，”卡瓦洛说，“但其他征收10%关税的商品价格上涨则慢得多，而且只有在关税提高到25%时才有所上涨。”
    法伊格鲍姆和同事阿米特·坎德瓦尔（Amit Khandelwal）得出了类似结论。在他们的一篇论文中，发现“美国进口商品的消费者通过支付更高价格，承受了关税的主要负担，而且……贸易战降低了美国和中国的总体实际收入，尽管与GDP相比降幅不大”。换句话说，影响确实存在，但程度较小。
    其他学者则认为影响更为显著。今年春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研究部门负责人玛丽·阿米蒂（Mary Amiti）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修·戈麦斯（Matthieu Gomez）、孔相勋（Sang Hoon Kong）和大卫·温斯坦（David Weinstein）认为，基于关税对企业现金流的影响，贸易战使美国经济福祉降低了3%。
    随着时间推移，即使特朗普加征新关税的威胁未成真，消费者成本可能仍会持续上升。“当时我们交谈过的许多企业都预计关税是暂时的，所以他们推迟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卡瓦洛说，“关税持续时间越长，我们越能预期负担将转嫁给消费者或出口商。”

2、制造业岗位并未回流美国
   “特朗普政府曾承诺，对中国加征关税会使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而且我们无需真正担心中国的反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说，他是一篇研究贸易战经济和政治影响论文的作者之一，“我们发现这两个说法似乎都是错误的。”
    汉森及其合著者研究了美国关税和中国反制性关税的局部影响，以及旨在补偿受影响行业的补贴措施。他们想了解，全球化进程中遭受冲击的昔日工业中心，受到的经济影响是否可衡量，同样，农业领域是否会因反制性关税而遭受负面后果。
    他们发现，尽管美国那些受关税影响的地区，在就业或收入层面既未呈现积极变化，也未出现消极影响，但中国的反制举措的确对美国农业造成了损害，并且政府所提供的补偿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一损害。
    汉森表示，关税增加的成本并未促使企业将制造业迁回美国，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关税针对中国，进口商只是将采购来源转移到其他国家，如越南，而非将生产迁回美国。其次，美国没有闲置产能的工厂能够轻易替代中国进口商品。美国制造业衰退时，企业不只是缩减运营规模，还关闭了工厂并解雇员工，所以企业大多需要投资新设施，而非扩大现有产能。
    第三，如果企业要将制造业迁出中国（或其他高关税国家），也不能保证这些产业会回到20世纪后半叶主导制造业的美国后工业城市。“过去生产纺织品、鞋类和家具的地区，其20世纪的工厂每产出一美元产品所需劳动力，相对于如今的技术水平而言要多得多，”汉森说。寻求投资新制造设施的企业有很多选择，无论是考虑越南或危地马拉等国家，还是在美国寻找最优方案，昔日的制造业中心可能无法夺回这些岗位。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前提——制造业岗位流失对美国来说很痛苦，对美国工业中心地带尤其如此——完全正确，”汉森说。但就如何应对岗位流失而言，他认为，“关税的作用相当有限。”
3、受关税反制影响的行业遭受重创
    “实施关税时，你针对的不只是一个行业——你针对的是一个地区。中国反制措施对就业的影响显而易见，”汉森说，“中国针对的是那些它确信能造成打击的行业。”具体而言，目标指向美国农业——中国是美国大豆、玉米、小麦、猪肉和牛肉等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这些产品都面临25%的关税。汉森及其合著者发现，反制性关税不仅减少了农业领域的就业，还影响了受针对地区运输、仓储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就业。
    卡瓦洛表示，这之所以奏效，是因为中国针对的商品可以从其他地方采购，这迫使美国出口商降价以保持竞争力。与特殊商品不同，中国能够找到这些大宗商品的其他来源。因此，美国生产商因面临来自其他地区的竞争，维持价格稳定的能力较弱。卡瓦洛及其合著者发现，受影响的出口商价格下降了约7%。
    虽然反制并不意外，但美国政府为减轻损害所做的努力，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得到了补贴，但其实并非真正需要，而有些需要补贴的地方却没有得到，”汉森说。补偿计划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这意味着既涵盖了受影响较小的州，如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又在很大程度上遗漏了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如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中部。
    “所采用的方案只是基于对美国生产实际情况的一知半解，”汉森说，“这并非特朗普政府特有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们的商务部对美国产业集群和产业供应链的现状，缺乏准确、最新的信息。”
    这一切能让我们对未来有何预期？“我们如今在贸易政策上达成了新共识，即对中国实施高关税。这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实际政策实践中都认同的，即便未在官方纲领中体现，”汉森说。即便如此，很少有专家预测我们会这么快——甚至根本不会——看到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实施高关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助力北美在航空航天、汽车和医疗器械领域发展出了世界级的供应链，”他说。
    对许多公司而言，这要求它们在经营思路上做出重大调整，因为这意味着要在新范式下运营。汉森表示：“我们花了近30年时间，基于货物跨境流动的便利性构建了全球供应链。然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一构建过程变得愈发艰难。因此，针对特定情形制定计划变得极为困难，毕竟可能产生的结果范围似乎极为宽泛。但当下我们正步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无论形势怎样演变，相较于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前，如今针对商品生产地进行风险对冲的需求都要重要得多。”
    汉森指出，虽然企业有时间为与中国的新一轮贸易战做准备，但这一最新事态发展可能会打乱他们的计划。“因此，‘友岸外包’似乎并非最初看起来那样能有效应对反全球化浪潮。贸易不确定性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