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7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之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去世。卡尼曼被誉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他与挚友兼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提出的前景理论等，为理解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不仅引发了一场心理学革命，更是打破了学科的藩篱，对经济学、市场营销、公共政策等领域造成了深刻影响。
    在卡尼曼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不仅缅怀他的学术贡献，更感念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持续照亮理性与非理性的深邃边界。谨以此文，致敬这位为人类绘制“有限理性地图”的探索者。

复杂经历塑造下的性格底色
    对于一位思想家，其成长经历，无疑是我们洞悉其深邃思想的最佳入口。卡尼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934年3月5日，他出生于特拉维夫，其父母都是从立陶宛移民到法国的犹太人，平时居住在巴黎。当时，他的母亲正好去特拉维夫探亲，而这个犹太小生命恰巧就在此时降生了。
    他的父母都喜欢谈论人，具有多面性的人，以至于卡尼曼从小就发现，没有绝对的好人与绝对的恶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让他感到疑惑和着迷。
    卡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永远也不确定，自己成为心理学家，是因为早年接触到有趣的闲言碎语，还是说我对八卦的兴趣预示着心理学职业萌芽。我想，和众多犹太人一样，我成长于一个充斥着人与言语的世界，其中大部分言语都围绕着人展开。在我的世界里，大自然近乎缺席，我既未曾学会辨识花卉，也不懂欣赏动物。但母亲喜欢与朋友和父亲谈论的那些人，复杂得令人着迷。”
    童年时期的卡尼曼亲历了纳粹占领巴黎，又目睹父亲死于集中营。种种经历让他对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宵禁时，他很晚才回家，路上遇到一名身穿纳粹党卫军黑色制服的德国士兵招手让他过去。按照当时德国人的规定，犹太人必须将六芒星的徽章佩戴在衣服前胸上。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这个令人感到耻辱的标志，卡尼曼将衣服反着穿。出乎意料的是，那名德国士兵非但没有为难他，反而抱着他举起来，用德语热情地说着话，并打开钱包取出一张德国男孩的照片给他看，另外还给了他一些钱。
    1946年，卡尼曼随母亲搬到了他的出生地特拉维夫。但随着以色列建国，他又被卷入了战争的漩涡，并再次在炮火纷飞中历经生死。在移居特拉维夫之后，他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了心理学上。按卡尼曼自己的回忆，他想要借此去弄明白是非对错在人们心中的起源。1951年，卡尼曼进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选择了心理学专业。
    当时心理学有两个主要流派：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和以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但卡尼曼对这两者都不甚满意。一方面，卡尼曼很排斥弗洛伊德的那套通过挖掘童年阴影来解释心理问题的思路；另一方面，他也对斯金纳那样穿着白大褂、变着法儿折磨小白鼠的研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类研究完全忽略了对人类行为的关心。相比之下，他更痴迷于格式塔学派。他关心的是人脑是如何将碎片化的知识整合为一个连贯的图像，而社会因素又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1954年，卡尼曼大学毕业以少尉军衔开始服兵役。进入军队后不久他就凭借专业知识调任以色列国防军心理部门，负责对新兵进行面试，并考察他们该被分配到什么岗位。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天生的领袖、忠诚的追随者、虚张声势的人、懦夫——应有尽有。
    起初，卡尼曼的面试主要靠直觉。但他很快发现，这样的结果很不准。按照后来他的学术术语，这是受到了“有效性幻觉”（illusion of validity）的干扰。为了克服这个干扰，21岁的卡尼曼创立了一套后来被称为“卡尼曼量表”的方法，用于预测应征者在不同岗位上取得成功的概率，帮助以色列选拔优秀军官。这套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被以色列军队沿用了几十年。
    种种人生阅历塑造了卡尼曼的性格底色。他从骨子里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对外界的评价极度敏感，对未来充满了悲观。这些对于人们了解他的思想至关重要。

   “小白鼠与巨蟒”般的灵魂搭档
丹尼尔·卡尼曼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都离不开他的搭档阿莫斯·特沃斯基。
特沃斯基是一位数理心理学家。1969年，卡尼曼邀请他来自己的研讨班作报告。在研讨班上，特沃斯基报告了自己导师的一项实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利用了一种特殊的研究模式，即让实验对象观察两个装满了红白两色筹码的袋子，其中的一个袋子里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70%和30%，另一只则正好相反，红、白两色筹码分别占30%和70%。随机挑选其中一个书包，参与者需要连续从中抽取筹码，并在每次试验后判断这些筹码更可能来自哪个书包。
    特沃斯基报告说，实验中被试的猜测会根据抽出筹码的颜色而不断调整，其行为模式大致符合贝叶斯统计的原理。但卡尼曼则对此表示了怀疑。在他看来，人脑在思考时并不会自发地参考什么数学公式，而是会更多依靠直觉。特沃斯基面对挑战不甘示弱，于是两人就在课堂上争辩了起来。所谓不打不相识，这场学术争论竟意外地让素来沉默孤傲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成为了挚友。此后两人开始了长期合作。短短几年内，他们就共同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并提出了包括启发性偏见、前景理论、框架效应在内的一系列重磅理论。
    回忆起与特沃斯基十几年的合作经历，卡尼曼这样说道：“我们能够在连续不断的欢笑中完成大量的工作。我们撰写的论文刻意带有幽默感。特沃斯基在工作中总是充满着自信和优雅，他对我在写作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有解决办法。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难以把握或模糊不清的问题。他有着不可思议的方向感。与他一起，我们总是在前进。进展可能缓慢，但我们每一次的草稿都有所改进——这是我在独立工作时不能做到的。”
    这段故事还被迈克尔·刘易斯写进了《思维的发现》一书中。刘易斯在总结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复杂友谊时说：把他俩放在一起，就像把小白鼠扔进了巨蟒的地盘，可待你回头再看时，却发现小白鼠在滔滔不绝，而巨蟒蜷缩在角落安静地倾听。小白鼠就是卡尼曼，多疑敏感，缺乏安全感。而那条巨蟒则是特沃斯基，有着极高的理论造诣，为人更加沉稳。
    两人合作创造的学术成果，不仅完全颠覆了人类理性决策的经济学经典假设，也对世界带来了深刻的改变。在他们二人的推动下，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研究进入经济学界主流，可以说他们以心理学家的身份，成功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并于2002年斩获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遗憾的是，彼时特沃斯基已经因癌症去世，无法与卡尼曼共同分享这份殊荣。
    在经济学家们接受了卡尼曼的理论之后，他们又将这套理论扩展到了其他的学科。这使得卡尼曼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散。比如理查德·塞勒受此启发，开创了“行为经济学”；曾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卡斯·桑斯坦，和塞勒一起，将行为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制定，形成了著名的“助推”（nudge）理论，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奥巴马也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卡尼曼的忠实读者，美国DOGE负责人、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以及谢尔盖·布林和Twitter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等，都是卡尼曼的“学生”。因为他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以及认知科学等领域中，连巴菲特和芒格都受益其中。
    如今在人工智能领域，卡尼曼的理论为思维链、大模型训练和微调等关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特斯拉前AI总监、OpenAI创始成员Karpathy曾明确指出，卡尼曼的双系统理论，正是思维链技术背后所依据的核心原理。

大脑的真相——《思考，快与慢》
   《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是丹尼尔·卡尼曼多年研究和思考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心理学领域的《国富论》”。
    在书中，他通过大量一目了然的实验和有趣案例，系统阐述了人类的两种思维模式：快速、直觉的系统1和缓慢、理性的系统2。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现在，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书中的那些经典理论，更好地规避偏见，提升判断和自行决策的效能。

1、前景理论——真实的人类不是“理性经济人”
    20 世纪 70 年代，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同两种人性观。其一，人是理性的，人的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其二，人的非理性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由恐惧、爱恨等情绪来解释。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既非完全理性的，也非完全自私的，其偏好一点儿也不稳定。而经济学家采用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理性决策者会在风险情境中通过计算各选项的“期望效用值”，并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身为心理学家的卡尼曼和阿莫斯认为，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完全定义经济活动中的人类行为，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普通人进行风险选择的实际方式，而不对其理性做任何假设。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创建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个理论可以用四个核心观点概括：
● 参考点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人们评估结果的优劣并非基于绝对水平，而是相对于某个“参考点”（如现状、预期或过去经验）。比如，月薪从1万元涨到1.2万元会感到高兴，但如果同事涨到1.5万元，参考点变化后可能感到不满。
●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损失带来的痛苦 > 等量收益带来的快乐（通常损失的心理影响是收益的2-2.5倍）。人们会极力避免损失，甚至为此承担更大风险。比如，丢失100元的痛苦远大于捡到100元的快乐。
● 风险偏好反转（Diminishing Sensitivity）：面对确定收益，人们倾向于风险规避（“见好就收”），而面对确定损失，人们倾向于风险寻求（“赌一把翻盘”）。
● 概率权重函数（Probability Weighting）：人们对概率的感知是非线性的，容易高估小概率事件（如买彩票、买保险），低估中高概率事件（如忽略常见风险）。
2、两个系统——勤奋的快思考与懒惰的慢思考
    丹尼尔·卡尼曼采用了由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和理查德·韦斯特首创的术语，将大脑中的两个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
● 系统1自动且快速地运行，基本无须费力，或者毫不费力，不会有主动控制的感觉。
● 系统2将注意力分配给所需的烧脑活动，比如复杂的计算。系统 2的运作通常与主体、选择和专注的主观体验有关。
    系统1的能力包括人和动物共有的某些先天技能，以及一些因长期练习变得快速且自动化的思维活动。系统2的运作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需要集中注意力，注意力一旦分散，运作就随之中断。
    系统1维护着一个世界模型，在那个世界里，灯不会跳，猫不会汪汪叫。但一旦觉察到某一事件违反这个世界模型，系统2就被激活了。系统2还负责持续监控你的行为——这种控制会让你在愤怒时保持礼貌，在夜间开车时保持警惕。当觉察到将要出错时，系统2会激发你做出更大的努力。
    总之，你的大部分思想和行为都源于你的系统1，但当事情变得困难时，系统2会接管思维活动，并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在人工智能与算法主导的时代，卡尼曼的忠告愈发振聋发聩：“思维的速度并不代表质量。”如今，斯人已逝，但其著作《思考，快与慢》始终在提醒我们——唯有在快与慢的平衡中，方能逼近真相；唯有在快与慢的平衡中，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就与真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