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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抓住“错峰发展”机遇

[作者:毛振华    点击数:45    更新时间:2020年06月28日]

一位企业家眼中的双底线思维:

   毛振华认为,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并没有改变金融危机以来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他分析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认为宏观调控的双底线思维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6年,以稳增长为主;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以防风险为主;2018年~2019年,中美博弈下侧重于稳增长;2020年,“六稳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后疫情时代:重回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毛振华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分水岭。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上契合了“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这也构成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

    同时他提出,全球经济面临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但中国由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存在“错峰发展”的机遇。

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

    尽管2008年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宏观政策开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此后,中国经济开始逐渐步入新常态。

    这个政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它为中国经济赢得了一个“错峰发展”的机会,使得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的“四万亿”等强刺激政策也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并从“商品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

    不过毛振华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是建立在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低迷的基础之上,属于“衰退式上升”。

    毛振华认为,同时也要看到刺激政策的“副作用”:资源配置失衡,债务风险加剧。一是宽松货币政策下大量货币流向了国有企业,从2010年到2016年,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远高于民营企业,从存量信用债占比来看,私营企业只占了6%;二是债务风险快速扩张,各部门轮番加杠杆导致债务结构恶化,企业部门债务风险突出,居民部门杠杆率上扬,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凸显。

    毛振华认为,经济在上升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软着陆”,稳增长重要性减弱,防风险紧迫上升。到了2016年,欧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

    2016年,毛振华在《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等报告中提出:宏观政策的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宏观调控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发展风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高度。毛振华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契合“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在稳增长的同时,要瞄着防风险,在防风险的同时也要瞄着稳增长,这两者缺一不可,但这两个底线,有前、有后、有主、有次,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辅,就要看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条件。”

    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国的宏观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去杠杆、防风险政策措施效果显现,宏观风险有所缓释,主要表现为:2016年到2018年,在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影响下,各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风险有所缓释;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无序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调控趋严,房价暴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中美博弈下经济运行环境稳中有变,宏观政策再度侧重稳增长。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变量。针对外有贸易战、内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政策再度调整,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不过,毛振华认为,与金融危机后政策不同,2018年~2019年在侧重于稳增长同时,也高度重视防风险。“因为2008年开始时,中国的全社会的债务没有那么大,并且由于长期的稳增长政策,2008年执行的政策一方面获得了发展,另一方面累积了新的风险。”

    因此,他认为,2018年以后的政策调整重回稳增长,但不是简单回归2008年的政策,而是在侧重稳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防风险。

    毛振华认为,要正确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保持一定增长,为防风险赢得时间与空间,但要避免因稳增长而加剧风险;防风险有利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仍需避免防风险节奏和力度不当危及经济增长。”

疫情冲击下坚持双底线思维

    “疫情冲击下,宏观政策有什么调整,今后是什么走势?”毛振华说,这种冲击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现在走势依然不明朗,我们还要在疫情防控上加大关注,不可放松。

    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GDP出现自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首次负增长。公开数据显示,自1992年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至2019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未低于过6%。2020年一季度,-6.8%的增速是前所未有的。

    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加大。一是疫情全球蔓延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压力,外部需求走弱;二是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需警惕逆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三是全球产业链或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宏观政策是否会重回稳增长之路?

    实际上,我国在“六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就意味着稳增长底线下调。

    毛振华认为,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但中国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或存在“错峰发展”和“衰退式上升”的机遇。

    他认为这是应该抓住的机遇,但也要警惕短期刺激损害中长期发展,在稳增长的同时注重结构性调整与优化,不能走“债务-投资”驱动的老路。

    首先,稳增长同时注重结构性的调整与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稳增长下注重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保基层有效运转,注重保护和提升基层政府的积极性,通过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等方式提升居民出行和消费信心;精准施策保中小企业,特别是救助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展有效投资,补充公共卫生短板;发展股权融资,防范稳增长导致债务风险再度攀升。

    其次,不走“债务-投资”驱动老路。要避免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加剧债务风险;避免再度过度依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稳增长;适当控制传统领域基建投资,着力新基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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