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　T字型与“珍珠项链模式”

　　尊敬的于天罡老师：

　　您好！来信收到。首先，我得说，我们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我们的学术道路代表了两个极端。您精研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经》。关于《道德经》，我听说您收藏了几百种不同的版本、注解和研究专著，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我以广博见长，最欠缺的就是“精一”和专注。我所受的学术训练，主要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说心向往之，涉猎过，但是，研究不深。

　　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人士走的都是您的这种T字型道路。先在某个领域钻研得很深，然后一通百通，横向拓展。您的这条学术道路与美国管理学会前任主席陈明哲教授所坚持的“精一”完全一致，你们属于一类人。

　　而我则是一个自由散漫，信马由缰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缺乏自律性和功利心。只愿意顺乎自己的心，走到哪儿算哪儿，所以，我走的是一条更为崎岖的小路，大部人都不会涉足。

　　我也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但是，每隔五六年左右，当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的时候，沿途盛开的知识之花，总是让我乐不思蜀，迷途而不知返。我越来意识到，历史上那些已经绝迹的博物学者才是我的学术榜样。

　　2016年7月，应某个学术刊物的邀请，我写了一篇题为《镜子与火把：对陈明哲教授<学术创业>一文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试图为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辩护，并且赋予它某种完整的意义和模式。

　　我写道：

　　人生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哪怕是简单地想象一下其他可能的世界和可能的生活，也可以让人的内心保持自由。反思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我冒昧地提出一个新的模式，那就是将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打通，形成一个整体，最后一下子点亮人生（shinning）。

　　我称这种模式为“珍珠项链模式”，也就是你的人生中已经有了一些闪光的、但是散落一地的珍珠，你需要找到一条丝线，把它们串起来，形成美丽的珍珠项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的本科是学物理的，研究生学心理学，博士论文研究创业者的社会技能和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所以又转到了管理学领域。

　　每次进行转型的时候，我都会想着如何化不熟悉的学科为熟悉的学科，如何把不同领域的知识经验打通，如何把已有的资源转换成资产，而非负债。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时代所研习的科学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帮助我快速地抓住每一个学术领域的核心问题，廓清每一个理论边界。

　　……

　　为什么要在信的开头，花这么多的笔墨介绍你我不同的学术道路呢？因为这和我要答复您的信的主题有紧密的关系。虽然您的来信不长，但是，里面涉及到很多重大问题。我试图把您在信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在最近疫情中我亲身感受和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串连起来，融为一炉，做一些回应。

　　我的回信主要围绕几个核心问题展开：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真相？一般人是否能达到“实相理性”或者“实相般若”？人类能否理性地进行思考？我们到底是如何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高知经常会转发一些假新闻（Fake news）或者看着特别LOW的文章？在这个信息爆棚，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减少被打脸和反复打脸的概率？等等。

　　事实上，古代先哲和当今的人文社会学科对这些问题有太多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早已不是用汗牛充栋可以形容的，而是堆满了好几个图书馆。不过，既然咱们两个之间只是纸上对谈，侃大山（你们东北话），“諞闲传”（我们陕西话），所以，我在答复您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要引经据典，正襟危坐，形式规范。咱们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好不好？

　　如何评价女性美？

　　您的来信中首先提到如何评价女性美？您提出了两条标准，善良和知性。善良这个标准，我相信是普世价值观，反映了女人之为女人的核心，闪耀着母性的光辉，全世界的人都会举手同意。至于知性，我就不那么确定了。我个人认为，您这是不自觉地把中国当下的价值观代入到了自己关于女性的审美标准里去了。

　　我教授《跨文化管理与沟通》。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价值观是一个多层次现象，包括个人价值观、小群体价值观、组织价值观、地区（或者社会阶层、职业类型）价值观、国家价值观，最后是全球价值观。其中能列入全球共享的、大家基本都认可的价值观，少之又少。

　　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目前都是欧美主导的现代性，并非东方世界或者穆斯林世界发展中的现代性。我估计能勉强列入全球价值观的，大概只有对生命的尊重，环境保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少数几条黄金法则（Golden rules）。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深入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化。作为一个替代性方法，我上课时要求学生进行各个国家的电影分析。关键是一定要找到各个国家土生土长的电影导演的代表作（而不是好莱坞导演所拍摄的关于某个国家的电影作品），然后通过电影中的对话、行为举止、服饰、饮食、建筑等，深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习俗。

　　您如果分析一下日本电影中女性的含蓄婉约，一惯的沉默寡言或者突然的情感爆发；美国电影中女性的独立自主，话痨一样的喋喋不休，咄咄逼人；伊朗电影中女性面纱掩盖下的宗教顺从和隐忍不发；北欧和德国电影中女性的独立自主和理性冷酷；法国电影中女性热情浪漫，善感多变等，您就知道，您所推崇的知性之美，真不一定构成普世标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文化的孩子，我们天生带着自己母国文化的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而且深深地不自知、不自觉。除非一个人经历过多重文化的冲击，对自己的母国文化有清醒的反思，时刻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保持觉知（Awareness），否则，一个人很难跳出自己母国文化的牢笼，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人在看待同样一个问题或者事件时，观点立场可以如此大相径庭，如此敌对，甚至不可调和的原因。文化是一个锚，固化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文化是一个有色眼镜，赋予我们某种特定的认识色彩和视角。因为种种前见和前设（pre-understandings），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事实上充满偏见，无法达到彻底的真知。

　　人是如何找对象的？

　　于老师，我想就着您关于女性美的话题，再借题发挥一下，谈谈人是如何找对象的。当然，我不是真的打算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是举个例子，想讨论一下人类是否有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

　　我不知道您当年是如何认识您夫人的？您有没有把全世界的适龄女性都建立一个完备的数据库，然后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标准、审美标准等，进行全域搜索，对不同的候选人打分，然后一一接触，排除掉其中最不可能的，最后选定最合适的人选，然后再深入交往，终成眷属？

　　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您肯定没干过这么神经病的事情。FACEBOOK的扎克伯格、百度的李彦宏、那些婚恋网站的CEO们是最有条件这么做的，但是，他们找对象的人生经历完全呈现出另外一种模式。一种偶发的、局域性的、锚定的方式。而所有那些试图广撒网，穷尽所有可能备选方案的人，估计到死也不会找到结婚对象。

　　您是通过媒人或者家长介绍的吧？或者在自己的社交小范围内遇见某个姑娘，在交往中逐渐产生好感，最后步入婚姻的殿堂吧？或者您是在某个场合偶遇一个姑娘，一见钟情，然后没有再考虑过其他更好的可能人选？另外，您当年选择对象的时候，是否贯彻了“善良”和“知性”这两个标准？您关于“善良”和“知性”的标准是年轻时就先知先觉提出来的？还是几十年婚姻之后，后知后觉总结出来？

　　问题可以列很多，我最擅长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我到底想通过找对象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

　　我事实上想说明：第一，人是有限理性的，人不具备全域信息搜索的能力，人不具备上帝的视角。在任何时候，信息都是不完备的、模糊的。你可以从书本、报纸和网络上获得一般性的信息，而真正影响你的人生抉择的很多关键信息，大多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是局域化的，是偶发的，是情感性的。

　　第二，人进行信息搜索时，一旦找到了某个局域范围内的相对满意解，就会停止继续搜索新的信息（比如一个更好的爱人）。你对既有信息会产生某种忠诚与固着。而对这些既有的部分信息的深入解读，决定了你对人对事的态度。虽然拥有大量的信息可能让你更加智慧，但是，珍惜你所拥有的信息（选择性屏蔽掉其他女性），才是婚姻幸福的真谛。但同样的问题是，过于执着既有的部分信息，会让你对世界产生偏见。这就是《方方日记》问题之所在——选择性呈现和诠释部分信息。

　　第三，人在找对象的时候，三观契合非常重要。价值观不同于利益。利益可以妥协和折中，可以你多我少，利益分配不是一个零和游戏。而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一种认知或者道德判断。价值观很难通约，很难妥协，无法折中。

　　婚姻幸福或者团队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的三观一定要很正，三观一定要一致。当我们面对海量信息的时候，三观决定着你如何筛选和过滤信息，如何解读信息，如何输出自己的观点立场，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

　　第四，熟人和朋友之间更容易产生价值观冲突。陌生人之间因为很大的社会疏离（Social distancing），所以，陌生人之间很多时候不会产生价值观上的激烈冲突，因为他们谁也不在乎谁。

　　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你我关心的仅仅是那150个左右的熟人和亲戚朋友对你的看法，这就是英国生物学家邓巴所提出的社会脑假说。在这次疫情中，舆论场非常撕裂。为什么那么多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就是因为他们是熟人，甚至是朋友。当面对同一个事件，突然发现大家意见如此不合。当任何一方缺乏宽容精神的时候，只有拉黑对方，别无他途。爱恨相杀，仅在转念之间。

　　为什么那么多高知不会进行理性思考？于老师，您在来信中提到一个问题，“怎么有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某些问题、某些时刻也没有理性？”甚至有人怀疑“知识分子也会没有理性吗？”我就单刀直入，不绕弯子，不讲故事，直接表明我的观点。

　　第一，我认为，许多高知还停留在前互联网时代。在那个时代，信息就是力量，信息就是地位，信息就是权威。如果您多读过几本书，不管是哈耶克、布坎南、萨特或者维特根斯坦，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面前，您就是知识分子。

　　如果您比其他人见多识广一些，曾经去过美国欧洲，能听得懂VOA，看得懂BBC，仅凭您所拥有的信息多，您就能出人头地。您不需要有自己体系化的思想，你就是知识分子。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了。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有了推特，信息瞬间传遍全球。知识分子比跳广场舞的大妈距离Breaking news最多只有三分钟的领先优势。

　　许多高知在疫情之下，当他们看到某个新的“信息”（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噪音，甚至是谣言），为了获得某种身份的证明，他们有立刻转发出去，并且进行评论的冲动。他们经常对新鲜出炉的“信息”缺乏审慎判断，不会去反复核查信息的真实性。尤其是，对那些模棱两可的、真假难辨的信息，缺乏让口水再飞一会儿的耐心。

　　第二，许多知识分子有严重的领域依赖（Field dependency）。

　　这个时代存在高度细分的知识分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是某个非常狭窄的领域的专家，而对其他知识领域缺乏基本常识。一旦他们离开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他们经常不会正常思考。他们思考的深度和水准，与普通民众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显著性差别。咱们别说普通意义上的高知了，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

　　大概6年前，我在你们吉林大学参加一个创新创业国际会议的时候，就曾经当众直接怼过一个以色列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当时受邀请就创业创新进行演讲，讲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嗯，您没有听错，他讲得是创新创业。在此次疫情中，又有某个美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关于疫情预测分析的模型曾经在朋友圈里广为流传，该模型认为，疫情会很快在全球结束。

    但是，最后被证明是错得离谱。转发这些文章的人，根本看不懂那些数学模型，更没有能力判断模型是否正确，他们看重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这个信息发出者头上的光环：诺-贝-尔-奖-得-主。（对了，还有那个将近90岁的法国诺奖得主吕克·蒙塔尼耶，认为病毒是中国人造的，被饶毅刚刚怼过。你转发了吗？）

　　为什么朋友圈里的许多人告诉我，他们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有“营养”，我的很多分析评论有深度、有前瞻性，而且表达方式很中道？部分原因与我的知识结构有关。

　　我心目中的知识英雄是百年前那些巨人，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物理学家彭加莱，数学家阿尔伯特，管理学家德鲁克，发明家特斯拉等。嗯，还有《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也算一个，我最近刚刚读完他的《剧变》，对于陷入危机的国家治理，这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事实上，我想说的用一句话总结：

　　博雅教育真的很重要！博雅教育真的很重要！博雅教育真的很重要！重要的话说三遍。我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输入这句话。我输入了三遍，而不是输入了一遍，然后再拷贝粘贴了两遍。其中的道理你我都明白，我就不展开讨论了。

　　第三，很多高知用价值观和“信仰”剪裁信息，只吸取那些能进一步证明或者强化了自己既有观点立场的信息，而对相反的信息置若罔闻，条件反射式地排斥或者忽略百年之前，中国人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百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对于这两位先生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皮毛，不知其精髓。

　　许多高知只了解某些科学结论（暂时性的！），掌握了一些科学方法（更多的只是科学工具！），而科学精神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精神血脉之中，化成他们的肌肉记忆或者潜意识。他们在很多的时候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反科学，是典型的科学主义、科学崇拜、科学迷信。

　　前不久，在给正和岛写的一篇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里，我痛心疾首地写道：疫情就是一个照妖镜，让许多人的真实水平暴露无遗。我深深地忧虑，那些我所看重的科学精神，包括基于证据、假设检验、理性表达、谨慎判断、包容开放、精英主义等品质，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何等严重地缺失。我甚至认为，比疫情更可怕的就是钻进某些人脑子里的病毒，我称之为“精神蛊”、“心理蛊”和“信息蛊”。

　　世界到底有没有真相？人类是否能有能力做到实相般若？

　　于老师，您在信中提到了自己基于《道德经》所阐发出来的“道理性”和“德理性”的观点。您问我，从佛法的角度来说，“是否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外，还应有个‘实相理性’，或者‘关照理性’才更完整？”

　　说实在的，这个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过于玄妙，过于烧脑。我呢？试着用最通俗的方式回答您的问题，而不陷入哲学文献的泥潭中去。事实上，专业的哲学家对这些问题有非常多深入的论述，我也看不少与此相关的专著。比如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物自体假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诠释学的经典之作），还有更新近一些的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等。但是，我不打算直接引用他们的著作，我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把这个问题讲明白。

　　世界到底有没有规律，或者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的“道”或者“理”？

　　对于纯粹的自然界来说，或许有独立存在的“道或者理”。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或者爱因斯坦的质能转化方程，是不依赖于人的社会性行为而存在。不会因为在北京测量或者在纽约测量，在月球或者火星上测量，其中的系数和数学关系结构有任何变化。所以，它们是独立存在的。

　　但当我们一旦进入微观粒子世界的时候，这种独立存在的自然规律就消失了，或者变得非常可疑。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我们无法同时精确测量微观粒子的速度和位置，也无法同时精确测量微观粒子的时间和空间、自旋和角动量等。

　　当我们采用螺旋加速器等现代科学工具进行观测的时候，我们已经改变了那个独立存在的世界，我们观察到的只是主客体（实验者主体、实验工具和微观粒子客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微观粒子世界本来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可知，无法知。这是人类在科学史上第一次遭遇主客体纠缠的问题。这还只是从测量的角度，从操作性的角度来谈主客体的互动关系，谈论自然规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科学定律）的人为建构本质。

　　一百年前，以尼尔斯·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与爱因斯坦就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上帝是否掷筛子”？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对，诠释，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诠释学本质上是一脉相通的）更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指出，物理世界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传统意义上，那种不依赖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牛顿-拉普拉斯因果律早已经被抛弃。

　　退一万步讲，即使纯粹的自然世界有规律或者道，人类也无法突破种群水平上的认知能力屏障，达到那个独立自在的物自体世界。这事实上就是我的本科论文的研究内容《从波粒二象性看人类认知的能力边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题目，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本科论文，1993年）。既然自然科学都如此，那么，社会领域的“规律”就更加不堪。

　　我个人坚信，社会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遗世独立的规律。一切都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一切都是互为主体性，人的创造性活动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是群体互动的结果，是被创造出来的。

　　每一个社会运动的肇始，一般都是因为个别英雄或者疯子或者先知，登高一呼，发出某种口号或者革命纲领，吸引了很小的一部分忠实的信众（千万不要忽视那些高度团结、具有奉献精神的少数人的力量，the power of minority）。

　　他们的激进行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和结果进一步推波助澜，会产生滚雪球般的效果，把更多的普通群众裹挟进更大范围的社会运动的洪流之中，最后产生不可逆的社会后果，最后，个人观念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

　　而当权者或者后人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客观规律。事实上，这种社会规律一点都不客观，完全是群体主动建构出来的，而某些个体在历史的相变时刻发挥了极其不对称的重大影响力。理论问题啰嗦了这么多，还是让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您的问题吧。是否有“实相理性”或者“关照般若”？可能有，但是，我个人没有亲身见过。

　　或许历史上那么多得道高僧开悟之后，能用自己的全部感觉、知觉和理性去体证那种传说中的“此心光明”、“如如不动”、“空”、“无所住”的境界，但是，我作为一个懒散的佛教徒，个人修行不够，没有此种切身体验。“般若”（读音Bo Re）一词是从古印度的梵语里音译过来的。

　　简单地说，就是指大智慧或者究竟智慧。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中介绍了五种般若：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和眷属般若。您所说的实相般若至少在佛法的教义上是存在的。但是，这绝非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我们不应该对普通人的理性抱有太大的期望。

　　另外，我们都知道，《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道经》重点是探讨宇宙自然的规律，而《德经》重点关注人类社会的行为规律。所以，您所说的“道理性”和“德理性”应该对应着我前面所说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您关于这两种理性的区分，以及每一种理性的三个特征中到底哪一个属于本体论，哪一个是主体性，我个人是完全认同的。但是，这么专业的学术问题，咱们还是私下再讨论吧！

　　人类是否有能力理性地思考问题？

　　于老师，咱们接着再谈谈理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宏大的问题。2018-2019年，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系统阅读和思考，曾经在2018年11月的“管理学在中国”（厦门大学会议）做过一个大会主题演讲：“非理性及其在VUCA时代的影响”。我曾经打算就此主题写一本书，但是，一直迟迟没有动笔。

　　很显然，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显著特点。但是，理性并不是时时刻地在发挥作用，很多时候，非理性才是人类行为的典型特点。从演化生物学角度来说，理性思考的功能诞生在人的大脑新皮层里，这只不过是最近两三百万年才新近出现的事情。我们在很多时候更多地受制于脑干和小脑等本能脑和情绪脑的操控，做出本能性或者冲动型的行为。

　　上世纪60年代，神经学家Paul D. MacLean提出“三脑一体”假说，他认为人的大脑是蜥蜴-松鼠-猴子合体的隐喻，代表了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遗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项保华教授对此有一个精彩的总结，“理性调控情绪，情绪中断理性，恐惧触发本能，压倒一切情理”，我非常认可。

　　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在公元1500元以前，理性（Rationality）、反理性（Irrationality）和非理性（Non-rationality）在人类社会基本上并存不悖，不分伯仲。只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理性的力量才被高高弘扬（以笛卡尔、培根为代表），它与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民主自由社会体制的建立紧密相关。但是，自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尼采为旗手，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为代表，非理性的力量被再度重视。

　　我研究过很多体现个人非理性、群体非理性和社会非理性的案例，涉及到情绪、攻击性行为、自我伤害、认知偏差、直觉、迷信、算命、通灵等。我认为理性只是一个狭小的、亮堂堂的领域（白箱），而非理性则是一个广阔而黑暗，很少有人探索的荒野（从灰箱到黑箱）。人类过高地估计了理性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而低估了非理性的作用。

　　对于在此次疫情中，我们所目睹和经历的很多非理性行为，我一点都感到不诧异。暂时打住！这些玄而又玄的理论探讨，对于如何安住在信息爆棚，谣言满天飞的世界里，有什么实际的启发呢？

　　我认为理解世界本质上的不确定性，秉持一种温和的不可知论，会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能力抱有某种谦卑谨慎的态度。抱有这种态度的人不会轻易把话说的太满，不会过于斩钉截铁地断言什么一定是什么，不会奢望自己拥有上帝视角，不会假设自己无所不知。

　　而当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看客时，就不会对许多躬身入局的实践者（例如，官员和企业家等）要求过高，觉得他们就应该如何如何，不会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错误。我们就会对那些官员和企业家的实践智慧，抱有更深的理解和敬意。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会更容易做到换位思考，同情式理解。

　　更容易理解世事的艰难，更容易接纳和理解这个堪忍的世界（比如，中国的一统体制），而不是奢望建立一个乌托邦（嗯，对于那些公知们，我不想评论）。更容易理解管理的情境化，理解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

　　更容易理解政府和组织决策的复杂性（对当初疫情在武汉暴发时产生的诸多问题，有更多设身处地的理解）。理解为什么在资源极其有限，时间高度压缩，多重任务和多重目标相互冲突情况下，采取高效的决策和行动是何等的困难。更容易知道在现实操作中，信号和噪声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区分的。

　　明白到底什么是故意瞒报和无意识中的漏报，知道何时应该谨慎地再观望一下看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病毒，而不要急于采取行动。知道什么是虚报和冒进，以及虚报和冒进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等等。

　　总之，如果一个人如果能进行本质性思考，明白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就能在抽象的哲学问题与丰富的生活经验之间架起一座通畅的大桥。永远不要怀疑理论思考的价值。大部分人无法深度思考，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功底太差。如何在信息爆棚、谣言满天飞的时代，不轻易被舆论裹挟或者反复打脸？

　　于老师，关于这个问题，疫情爆发之初，我曾经在朋友圈里顺手写过一篇两三百字的短文。现在我比较完整地表述一下，仅供朋友们参考。

　　第一，选择可信度高的信息源，远离可疑的营销号

　　我会优先选择专业媒体、或者由公司运营的自媒体，它们的可信度一般比个人号更高一些（当然除了类似六神磊磊读金庸等）。比如，疫情期间，我订阅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丁香医生、财新网、华山感染、中德商务通、中印商会等。

　　订阅某个自媒体之前，我会先浏览一下它往期的内容，看看它长期关注的主题都有哪些方面。如果它以前发表的内容，跟疫情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完全不搭界，只是偶尔有一篇文章看着还不错，我是不会订阅这种公众号的。一定要避免成为某些营销号的韭菜。

　　订阅之前，我会仔细查看该公众号在腾讯上的注册信息。我甚至会对某些公众号的背景进行详细的调查，特别是当我怀疑那些公号后面可能有更大的推手的时候。我曾经请专业的会计帮忙，通过天眼查和工商信息系统对两个公众号的相关经营收入情况查了底儿掉，然后再决定是否订阅。因为一旦订阅，它对你的是非判断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第二，有意识地多样化信息的来源，避免陷入信息茧房之中

　　我既会订阅人民日报、环球日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王辉耀创建）、司马南频道等。我也会订阅美国驻华大使馆、韩国驻华大使馆、日本驻华大使馆、冰汝看美国、北美鸟叔、静观日本等。我订阅的媒体或者自媒体，从政治谱系上来看，从左到右都有，而且我要求信息质量一般都比较有保证。

　　我个人不太相信“兼听则明”这句话。我认为，如果信息的基本质量无法保证，那么，观点就更不可靠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强大的辨识能力，听多了，看多了，脑子会混乱的。另外，在我打开某一篇文章之前，我会非常注意它的公众号的名字。一旦我觉得非常可疑，我基本上不会打开。或者打开文章扫一眼，就关掉了。我更不会轻易转发我第一次遇到的公众号的文章。

　　第三，对于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专业人士所转发的内容，我会给予更大的关注

　　在朋友圈里待的时间长了，您就会形成明确的感觉判断。你知道谁转发的文章质量会更高一些，谁转发的文章特别地不靠谱。当您随意地刷朋友圈的时候，或者看朋友们私信转发给您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您就知道如何分配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

　　那些靠谱的朋友所转发的信息，我会多看几眼。而那些经常被打脸的人转发的信息，我会选择性忽略。甚至，我会直接屏蔽掉他们，不让他们看我的朋友圈，我也不看他们的朋友圈。如果你做不到“如如之心不动”，至少可以做到“眼不见心不烦”。

　　3月初，当国外的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曾经打算写一篇关于不同国家抗疫的比较研究。我试图用我所掌握的关于组织决策、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全球商务、跨文化管理等的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所以，我需要广泛地收集各个国家的抗疫信息。我曾经在朋友圈里号召大家，把自己看到的一些国外的资料，顺手转发给我。

　　有几位留德留美的前辈，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资源和多种信息渠道，每天给我提供各种文字的信息，对我帮助很大。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要花6个小时左右阅读上百条相关信息。当然这些信息的质量也是良莠不齐，也要依赖我自己去辨识。人必须自己要有主心骨和判断力，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否则，很容易被反复打脸。

　　第四，谨慎转发文章到朋友圈

　　相比很多朋友而言，我每天转发到朋友圈的内容和评论很多，甚至超过20条。所以，这一条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好。但是，一般来说，我因为转发文章被打脸的次数相当少。这是因为我每天私下阅读的文章数量惊人，而我只转发很少的两种文章到朋友圈里去：要么是我高度认同的，要么是我打算批判的。

　　如果一个人经常转发文章到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去，而不想被打脸，TA必须具备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尽可能少的从众行为，需要有成为一个不受人欢迎的勇气，更需要穿透噪音的定力和远见。

　　疫情期间，我写过几篇文章，例如，关于中日关系的、关于如何辩证对待中医的、关于如何看待移民条例的。写作这些主题敏感的文章的时候，我都面临着一些压力，甚至冒着成为全民公敌的危险。

　　扪心自问，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是希望从进一步撕裂舆论场中获得流量和对我个人的关注，而是出于弥合撕裂，达成和解的初心。所以，这种秉持中道立场，尽量做到同情式理解、以及展现出更宏大视角的文章，一般不会被打脸。

　　第五，如果不想成为孤家寡人，请不要轻易评论朋友圈里别人所转发的文章

　　我把我的微信朋友圈的联系人一般控制在2000人左右。一旦超过太多，我就会删除一些好几年根本不联系，没有任何互动的联系人。朋友圈里的关系的质量和类型很重要。特别是，不能只是某一种类型的人。万一你想错了怎么办呢？万一有你考虑不到的视角呢？所以，适度的多样性很重要。

　　但是，这种多样性所带来的价值观冲突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只要某个人的人品还不错，我们没有必要强求在所有问题的看法上都要保持一致。对于你不认同的一些文章，你可以忽略他们，更不要轻易评论他们转发的文章，大家假装没有看见，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即可。中国人讲，“宰相肚里能撑船”。

　　第六，在这个信息爆棚的时代，“消息灵通”压根就不重要的，重要是能保持常识、坚持理性、逻辑严谨，态度中肯

    重要是能在大量的信息碎片中，利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对信息进行深度解读，形成稳定有效的认知框架，穿透噪音的迷雾和谣言的雾霾，给自己和他人提供清晰有力的、前瞻性指引。

　　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干的事情。知识分子要与流行（病）保持适度的距离，不要试图去争抢第一个转发到朋友圈或者微博头条的虚荣。那种对于信息的饥渴和炫耀，本质上是饮鸩止渴。

　　第七，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湿了鞋之后怎么办？

　　面对海量信息，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谁都有转发文章被打脸的时候。如果有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坦诚承认错误。不要固执己见，一昧地寻找支持自己的“证据”，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错误立场，那样只会让别人更加嘲笑你，甚至蔑视你。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句话，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司，或者对于国家，都是相通的。愿我们“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摘自《心经》）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