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鹏，今天是《尚书》十九课的结课讲座，我将对《尚书》之道进行总结，勾勒《尚书》之道所描画的世界图景。今天我不再讲《尚书》的基本知识，而是直接进入对《尚书》的宇宙观、执政观、人生观的总结。对已经学过《尚书》的朋友，这是一次课程复习和思想提炼。今天第一次参与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距离感，但完全可以跟上讲座思路。

    这次课程，我选用的版本是顾颉刚、刘起釪的《尚书校释译论》四册和顾迁的简易本《尚书》。我对两个译注本并不满意，一是我与前辈们在部分重要词句和思想的理解上有所不同，二是对译文风格不太喜欢。尽管如此，这两个译注本仍然是目前专业水准最高的。讲完这次《尚书》课后，我会出一本《尚书》简要译注本。但愿能对前辈的开拓性工作进行一个补充。

    《尚书》太重要了，内含中国历史上最健康、最美好的精神，但这重要的著作却又离我们的日常思想很远。我们应该用更适当的方式，激活我们心灵深处的《尚书》精神基因，这对我们个人来说将得到精神的强化、德性的提升，对国家来说，也是联通一种强大丰盛的德性能量之源。

今天的结课讲座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是分析《尚书》人物眼中世界的本质，《尚书》的宇宙观，天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历史演变，《尚书》的天命论思想。

    第二是分析天命的表达形式。天命是主宰的力量，天命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让人能够理解呢？讲《尚书》的“天命见于民心”的思想，可称为“天命民心统一论”。

    第三是从天命与王权的关系，讲王权天授的观点，讲国家政权是上天器皿的观点，讲王权与天命统一的理论：德性政治神学。

    第四是思考《尚书》之道与个人德性及中国未来秩序建构的关系。

第一、《尚书》的宇宙观

1、《尚书》有神论的宇宙观

    所谓宇宙观，就是我们对宇宙的看法，我们对什么是宇宙的本质的看法。宇宙观问题，看起来很哲学，很玄虚，但很重要。宇宙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的制度和个人的价值观，也影响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放到更长的历史阶段看，宇宙观的变化是历史变化的深层动因。放到更广阔的人类社会看，宇宙观的不同是社会制度不同的重要原因。要对现实世界有更深的理解，我们要习惯将眼前现象，追索到宇宙观这个深层面去。

    从学术思想看，不能在宇宙观上深入的学术，只是浅层学术。伟大的思想家，都有自己清晰的坚实的宇宙观立场。

    在讲《尚书》宇宙观之前，我们先讲一个中国官方的宇宙观，作为参照系，来对照《尚书》的宇宙观。我们知道，唯物主义是中国官方的宇宙观，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哲学课，都要学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所以我们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唯物主义者。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千差万别的现象，大至日月星辰，小到原子电子，都不过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物质世界，是按照物质规律在运行，这些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人可以通过科学发现来逐步认识的。我们知道，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在现代中国传播的。

    这种唯物主义宇宙观，并非是马克思原创的。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泰勒斯、德谟克利特、古罗马卢克莱修等哲学家持这种类似观点。在中国思想家中，有战国时期的荀子、东汉时期的王充这些思想家也接近这么想问题。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是常识。然而，这种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常识”，自古及今，在人类文明史中并不占主流，一直是少数派。从今天看，以唯物主义为官方哲学的国家，目前只有中国、北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已经返回基督教东政教，不再以唯物主义为官方哲学。

    在世界上，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都不是唯物主义占主流的国家。以色列有犹太教、西方有基督教、阿拉伯有伊斯兰教、印度有印度教，这些地方的多数人都不是唯物主义者。并不是说这些地区的人不知道有日月星辰地球各种物质现象，也并不是说他们都不明白这个世界有物质的存在，而是他们认为物质不是世界的本质。物质世界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力量，现实世界背后还有超越的力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认为现实世界的背后还有神的世界，神的世界在支配现实世界。尽管不同的宗教，对神的世界的特征认识和理解有所不同，但有神论是世界的主流观点。

    我在讲《中庸》九课时，分析过四种代表性的宇宙观，一是唯物主义宇宙观，认定世界是物质的；二是数学的宇宙观，认定数学才是宇宙的本质，这种宇宙观源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等人；三是缘起论的宇宙观，认为世界是因果关系的大网，因缘而生因缘而灭。这以释迦牟尼佛教理论为代表；四是世界上占主流的宇宙观，有神论宇宙观，这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为代表。

    我们学了十九讲《尚书》，大家肯定已经知道，《尚书》的宇宙观，不是唯物主义宇宙观，不是数学宇宙观，不是缘起论宇宙观，而是属于人类中有神论的宇宙观这个大类。同为有神论的宗教，对神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所不同。不说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有神论差异，就是基督教内部，大的方面也分成了天主教、基督新教还有东正教三大教派。基督新教内部，也因为理解上的差异，形成了数百个大小不同的派别。《尚书》属于有神论，但属于《尚书》特征的有神论。下面我们讲一下《尚书》有神论的特征。

2、《尚书》有神论思想的特征

    我们的《尚书》课程，是从《尚书·尧典》开始的。《尚书·尧典》记载的是传说时代尧舜禹时期君臣的言行。从《尚书》记载看，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有神论宇宙观是延续的，但对神界的理解有认识上的不同。《尚书·尧典》记载，舜继位为王时，举行了隆重祭祀活动。祭祀的至上神是上帝，原文是“肆类于上帝”。其次是六代祖先之灵，原文是“禋于六宗”。再就是祭祀山川众神，原文是“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舜祭祀对象的结构是：至上神上帝，祖先之灵，山川众自然神。上帝-祖灵-自然神。这样的宇宙观认为，现实世界之上，有一个无形的神性世界，上帝、祖先之灵、自然之神活动在这个无形世界中，决定着现实世界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

    《尧典》的祭祀结构，我们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也能看到。上帝、祖先之灵、自然之神，是甲骨卜辞记载的祭祀和问询的对象。

    我们《尚书》第二讲“皋陶谟”，至上神既称“上帝”，也称“天”。“天”和“上帝”至高无上，而祖先之灵和自然神隐退。“皋陶谟”中明确表示，国家的法典来源于天，原文是“天叙有典”。国家礼制来源于天，原文是“天秩有礼“。国家的德教来源于天，原文是“天命有德”。国家刑法来源于“天”，原文是“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人间的法律、礼制、德教、刑法，来源于天，属于天法、天礼、天德、天刑。

    同样的观点，在《洪范》篇中表达得更有神话色彩，也更为明确。《洪范》记载：“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 上帝对鲧震怒，不把大法九类给鲧。所以鲧不懂治水治天下。上帝喜欢大禹，“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上天就把大法九类给了大禹，所以大禹懂得治水治天下。

    治理国家的大法，由上天直接赐予大禹。这与《圣经·旧约》中上帝赐十诫律法给摩西类似。上帝赐十诫法板给摩西，西方艺术家有诸多作品。《尚书》记载上天赐大禹洪范大法，几乎没有艺术作品表现

   《尚书·洪范》是人类思想史上典型的神定秩序思想，神法思想。社会秩序，源于神的安排，法律源于神，是神法。在我们学过的《汤誓》篇中，商汤说：“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将自己攻打灭除夏王朝，视为“天命殛之”。说明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是天命使然，是上帝的安排。表现在《牧誓》中，周武王将消灭商纣王，视为“共行天罚”，共同实施上天的惩罚。

    在《康诰》中，周公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上天乃给文王下达大命令，灭除戎人殷王。在我们学的周公《康诰》《召诰》《洛诰》《酒诰》《无逸》等十篇诰命中，都反复提及上天灭殷的内容。简言之，天命决定王权兴衰，决定历史变革。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命运，所依靠的神界力量就不再是祖先，不再是自然神，而是上天上帝。这与殷墟甲骨文卜辞的内容相近。决定国家命运，决定王权兴衰，是上帝独有的权能。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尚书》有神论思想的特征。《尚书》认为，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神性世界。神性世界中，有各种无形的力量，其中最根本的主宰，是称为天或上帝的至上神。

    现实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如天灾，历史现象如王朝的毁灭与新建，乃至人的健康与否，皆由神性世界发出的天命所决定。人间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依托在上天的天命秩序之上。认识天命，这是治理好天下，管好自己命运的前提。

   《尚书》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双重世界。一个是神性世界，这是由上帝、上天主宰的。一个是现实世界，也是被由上天而来的天命所最终主宰的。如《道德经》所言：“天网恢恢。”

《道德经》：天网恢恢

    大家可能会说，这不成了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吗？不是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神性世界中，有事奉上帝的天使存在，不再承认自然神，也不再承认祖先之灵有沟通上帝的中间作用。但是，从《圣经》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仍然残留了一些自然神崇拜的内容。

    《尚书》的神性世界中，以上天或上帝为至上神，但认为上天上帝之下，仍然有祖先之灵，有自然之神。这从《尚书》的祭祀上也可以看出，祭祀上帝，同时以祖先之灵配祭，也祭祀自然之神。这个祭祀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朝。大家有空去北京天坛看看，仍然如此。祈年殿大殿中，祭祀的最高神位是皇天上帝，两边是祖先之灵。祈年殿东西两厢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自然神。

    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精神的升级过程，是不断发现主导宇宙万物的唯一本源力量的进程，这就会表现为从自然神和祖先之灵崇拜开始，逐渐向唯一神信仰升级。一神信仰，就是只信一个至上神，只祭拜一个至上神，其余神灵归入至上神的臣属序列。

    犹太教是最早实现唯一神信仰升级的。但从《圣经》记载及考古学上看，犹太人的一神信仰升级过程也很艰难，多个自然神崇拜曾经与上帝崇拜并存。在所罗门王（约前1010年-前931年，与前1020年—前996年的西周康王属于同时期）之前，以色列人崇拜一位称为 Asherah的女神，视她为上帝的妻子。Asherah，迦南女神，曾被以色列人信奉为上帝的妻子。理解无性别的至高的统一的创世神，这需要极高的认知突破。相比起来，同期中国西周的上帝、上天，是无性别、无配偶的主宰神

    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的唯一神论，英文叫Monotheism [ˈmɑːnoʊθiɪzəm]。按宗教类别划分，中国《尚书》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精神结构，称为Henotheism['hɛnəθɪɪzm] ，准确翻译应是“主神论”。相信一个主宰性的至上神（上帝、上天），但不否定其他神明（如自然神和祖灵），也祭祀其他神明。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因为还崇拜圣母玛丽亚，不能归为纯粹的一神教信仰，应属于“主神论”层面。

   《尚书》的宗教精神，已超越了多神论阶段，进入到了“主神论”阶段。从我们研读的《尚书》周公的篇章里，我们能感到周公的精神，比《尚书》的平均宗教精神更高一些，他已经进入主神论和一神论中的中间阶段了。相比起《尚书》的“主神教”，中国民间佛教拜众多神佛菩萨，属于多神教。民间道教，同室崇拜众多神仙，属于多神教。日本神道教，属于主神论，天照大神为主神，同时祭祀众自然神和祖先之灵。日本人祭拜的靖国神社，是祖灵神社。

    请大家记住，《尚书》属于有神论思想，按世界宗教分类，属于有神论中的“主神论”思想，英文为Henotheism。信奉一个最高的本源的主宰神，称为上天或上帝，但同时也不否认祖先之灵和自然之神的存在，仍然保持对祖先之灵和自然之神的祭拜。

    有神论，是人的精神对现实世界之上的超越性的主宰性力量探索进程的结果。在人类精神不断被启发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在《尚书》时代似乎已进入了由“主神论”向“一神论”上升的过渡阶段。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说法，其实是“主神论”的再升级，是要求大家离开祖先之灵和自然诸神远一些，向主神上天更靠拢一些，向孔子信奉的上天更靠拢一些，这其实是《尚书》精神的延续和上升。但却被后人解释为孔子不信神，这种解读是完全不懂中国宗教精神史。

第二、如何认识天命？

    天命如此重要，如此具有主宰性，那么，天命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如何判明天命并据此行动呢？《洪范》篇中，箕子向周武王介绍商王朝的统治传统，其中就讲到卜筮。“”卜，指灼烧乌龟壳或牛甲骨，看裂纹的兆象，以此判明神意。“筮”，指草占。摆蓍草确定其数目以定吉凶，这是数字算法。从殷墟甲骨卜辞看，商人大事小事，都要用甲骨来占卜。涉及战争和建城等大事，一定要向上帝占卜问吉凶。

    大家不要觉得流传至今的《易经》很神秘，其实《易经》的主要功能，就是骨占草占的一部说明书，或者说兆象卦象辞典。出现兆象卦象了，什么意思？贞人就对照《易经》解释。如同我们读英文文章，不懂的生字，要查字典一样。要讲《易经》，就得懂殷人周人骨占草占的兆象卦象与《易经》这本说明书的一一对应关系。我有一个猜想，老子所用的“天道”字样，最初应当指的就是骨占之纹道。已发现的殷甲骨文，主要是商朝后期武丁（前1250年—前1192年）以后的，表达的是商后期的政治宗教

    商人用甲骨问卜，周人用不用呢？也用。从现在周原考古发现看，周人与商人一样向神明献祭、烧甲骨看纹道以问卜。我们讲过的《尚书·洛诰》记载，周公为洛邑重新选地址，进行专门占卜，得到吉利的甲骨裂纹兆象。周公就派人把洛邑新址规划图还有占卜有吉兆的龟甲送给在宗周的周成王和召公，给他们看卜兆。显然，周公、周成王他们当时是有一套卜兆解释的基本标准的。也就是说，如何判明天意，向上天献祭，灼烧甲骨，看裂纹兆象，是周人从商人继承一个传统。但是，《尚书》判明天意的方法，又大大超越了商代祭祀所表现出来的卜筮传统，发生了一次理性的飞跃。《尚书·皋陶谟》中说：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上天所听所见，通过人民所听所见来实现。上天之威罚，通过民众的威罚来实现。《尚书·泰誓》篇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天眼？

    上天通过什么来看？通过人民的眼睛？上帝通过什么来听？通过人民的耳朵。上天惩罚有罪之君，通过什么来实现？通过人民的叛乱和对暴君的惩罚。结论就是：天命在民心中，民心即天命。这是完完全全的人民造反宣言。我们可以理解为，周人起兵推翻商王朝而成功，这就是周人对自己革命行为的合法性叙事。但这样的叙事方式，在中国思想史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表现在两点：

    第一、天命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不再是君王天子，而是抽象的人民。天命与民心合一，民心一旦出现异动，就可能意味着上天要更换君主，要更换王朝。判明天意的方法，就是要判明人心。从此，民心与民众，在政治神学上，上升到了天命代理的精神高位，人民被神圣化。这种把人民神圣化的精神革命，在人类同时期其他民族历史上，似乎没有过。

    第二、这对传统的以卜筮问询天意的方式，是一次根本性的颠覆。尽管在以后的历史上，一些历史人物遇到重大抉择时，还会想到要占筮一下。但总的来说，通过分析民心、权衡利害来决定政治行动，成了思想主流。

    《旧唐书》记载，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与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之间的矛盾激化，李世民准备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犹豫不决，不知吉凶，于是就派卜者烧灼龟甲占卜。但他的一位谋臣张公谨从外进来看见，就抓过龟壳扔了，说：“占筮，是为了决嫌疑，定犹豫。今天这事无所犹豫，为什么要占卜？如果占卜不利，形势也不可停止。”李世民听从了张公谨的意见，发动了玄武门兵变。中国政治决策与卜筮的脱离，与民心政治理性分析的结合，在思想上从《尚书》就开始了。从《尚书》中民心代表天意这个政治神学角度看，商朝的卜筮已被颠覆，《易经》对现实决策的指导已无意义。

    天命在民心中，争取民心就是争取天命。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今天关于舆论的争夺战了。当权者最怕的，就是失去民心。也因此会极度关心所有可能影响民心的政治言论。

    人类各大文明的演化，有不少共同点。民心是合法性基础，再深一步就是人民主权论。这种观念发生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这是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的思想，更是西方近现代政治的前提。古希腊－古罗马采取的是用民主选票的方法来看民心。中国虽然有民心是合法性基础的观念升级，但采取的是用战争胜败来最终判断天命。有人民支持赢得战争胜利，就等于是天命选择。战争胜利=天命在身。今天的说法叫历史的选择。

    从这里，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尚书》中的天命宗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命宗教是国家宗教，是大政治宗教，以后一直没有大众化，没有普世化，与普遍老百姓距离比较远。

    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刺激了中国道教的兴起，佛道两教都是个人化宗教，于是就逐渐占有了民间宗教空间。基督教与佛道不同，基督教既是个人性的，也是公共性的，指向公共正义，基督教四百多年来开始影响中国。

    我们已研读《尚书》十九课，相信大家会有一个认识，《尚书》的上帝上天这种“主神论”的宗教精神，与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论”上帝信仰精神有许多差异，但属于同一个大方向，都属于有神论范畴，且都相信有主宰世界的本源力量。但是，《尚书》的宗教精神，与佛教完全是相反的方向，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佛教以缘起论否定主宰神，就等于否定了《尚书》的基本信仰。

    佛教缘起论哲学认为，世界之法则如同无限因果的蛛网。任何一种现象都只是因果之网相互影响而临时出现的结点。因为因果聚合而生，因为因果聚合而灭。因果之蛛网无边无际，没有中心力量在控制，因果之网自发层层震动。这种缘起论，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否定了宇宙的德性走向，从本质上也否定了善恶是非的德性准则

第三、《尚书》的德性政治神学

    面第一部分，我总结了《尚书》的“天命论”。相信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无形的主宰的世界。上天是至高主宰者，天命决定自然的一切，也决定历史的一切。敬畏天命，顺应天命，是治国成功的前提，是人生成功的前提。孔夫子“畏天命”，是对周代思想的继承。

    前面第二部分，我总结了《尚书》的“天命民心统一论”。天命以民心来表现，民心就是天命呈现的通道。这样，敬畏天命，就等于敬畏人民，就等于顺应民心。《道德经》二十章中说：“人之所畏，亦不可不畏人。”人所敬畏者，也不可以不敬畏人。其实就是对周代要敬畏民众观念的继承。

 第三部分，我们总结《尚书》的“德性政治神学”。

    我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研究先秦中国的上帝观、上天观的演化。我发现了一点，就是“帝”或者“上帝”这个概念，在卜辞中没有伦理性，不涉及善恶是非的问题。商人上帝无伦理性的这个问题，早一代学者陈梦家等人早已发现。商人的上帝观，更接近一种冷漠地主宰一切的力量，一种按自己的规定展开，不对人的主观行为进行回应的力量。

    商王对“帝”或“上帝”，更多不是热爱，而是恐惧害怕。不仅如此，商人对祖先之灵的看法，也是害怕，害怕祖先之灵作祟。商人的宗教，笼罩在敬畏和恐惧的情感基础上。

    我边研究边想，现在发现的甲骨文，都是商朝后期的甲骨文卜辞，是不是商王和贞人们（负责组织祭祀和问卜的宗教负责人），是不是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危机？他们觉察到了来自无形世界的力量的敌意？不仅是甲骨卜辞，我们研读的《尚书》中的《商书》部分，也能感到商人贵族内心的忧惧状态。商人对主宰神的这种看法，与《尚书》中对主宰神的看法完全相反。

    周人心中的上帝与商人心中的上帝最大的不同在于：周人心中的上帝，是道德的上帝，是伦理性的上帝，是有强烈的善恶是非取向的上帝，是积极惩罪扬善的上帝，是对人的主观行为予以积极回应的上帝。我们可以用一个学术词，周人的上帝是一位“德性意志的上帝”。不仅如此，周人的祖先之灵，也更多表现出热情的关爱人世子孙的情感。

    在此补充一下《尚书》的宇宙观，《尚书》描写的宇宙，是一个德性的宇宙，是一个有善恶是非指向的宇宙，是一个善的原则支配的宇宙。上帝不是没有善恶是非的，上帝就是善的源头。上帝不是冷漠的，上帝是热情的，是要人间充满德性的。上帝不是客观规律，上帝是主观意志，是直接干预历史的。

    基于这种感受，我同意顾颉刚先生的一些看法，即《尚书》关于夏朝商朝的一些文献，出于周人之手，是被周人进行了道德化改造的文献。

    上天是德性的上天，上帝是德性意志的上帝，上天是以德性标准来审察和治理世界的。所以，治理天下，必须以上帝之德性为基准，行德性政治。也就是说，周人将政治赋予了至高的道德性。周人之“德”的概念是什么？我在多次讲课中讲过，“德”的核心就是有益生命。“德”字造字原义，是种子发芽，引伸为生产养育生命，再引伸为保护生命。上天之大德曰生。

    《牧誓》篇中，周武王发兵时，强调自己是“恭行天罚”，恭敬地实施上天的惩罚。上天为什么要惩罚商纣王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商纣王“暴虐于百姓”，残暴地虐待百姓。这就把上天的伦理性展现了出来，上天是爱护百姓的，所以必会惩罚暴虐百姓的暴君。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周武王联军在牧野战场战胜商军，推翻商王朝，建立周王朝。对周灭商的深层原因的思考，是《尚书》思想的源头.《尚书·洪范》中说：“天子作民父母。”这是因为上天与万物和民众的关系，是父母与孩子的爱的关系，所以天子治国，必须以爱人为基础，上天即爱。《尚书·康诰》中周公强调：“若保赤子。“认为权力对民众，必须如同保护婴儿一样。周公还强调：”不敢侮鳏寡。”不敢侮辱鳏寡孤独之人。

    《尚书·召诰》中讲得很明白：“天亦哀于四方民。”上天哀怜四方民众。上天是有情感的上天，是爱怜四方民众的上天。《尚书·酒诰》中讲要“迪畏天显小民”，敬畏上天，显荣小民。发现宇宙主宰力量的生命之爱，是人类文明早期最伟大的洞见，是对宇宙的根本法则的洞见。以色列人的《圣经》认为，上帝创生万物，维系万物，上帝即爱。柏拉图《理想国》发现宇宙秩序的运行，环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万物与生命的创生与维系，所以《理想国》认为，“善的理念”，是宇宙无形的中心。真=善=美的观念，基于对造物主至善的信念。造物主至善，所以一切真实，皆指向善，皆为美。

《尚书》中的篇章，一样展示了这种洞见。上天即善，天命即爱。

    在这个意义上，《尚书》定位了君主权力的职能，君权是上天安排来爱护民众保卫民众的，是上天爱民保民的工具。如果君王昏乱，暴虐百姓，上天就会灭掉这样的罪恶君王。《召诰》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皇天上帝改变了长子大国殷朝的天命。

    《尚书·蔡仲之命》篇中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皇天不是按血亲来配置国家权力的，而是辅助有德之人。所以《召诰》中说，夏朝和商朝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因为不敬德，违背了上天的德性意志，所以坠落了天命。

    以德性来面对至高德性意志的上天，来面对需要朝廷实施德政的民众，德性之君，就迎合了上天之德性，就顺应了百姓的德性需要，这样就不会天怒人怨，政权就长治久安。天人之间，上天与民众之间，以德相通，以德统一，这就赋予了政治权力以最高的德性要求，这就是周公反复强调的敬天保民的政治神学。敬天保民，才能避免天怒人怨。

    这种政治神学，对中国政治影响深远。造成中国政治充满了道德叙事，也造成民众总渴求从政治权力上寻求到道德力量。当出现德性好的领袖，很容易得到民众拥戴感恩的热泪。

    中华文明是复杂多元的，到春秋战国时期，德性政治神学逐渐受到质疑，例如老子《道德经》就不认为朝廷应承担道德引导的任务，商鞅的《商君书》则完全反对道德政治，是只讲胜败得失的功利政治。

    《尚书》这种德性政治神学，与《圣经》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都认为道德和律法源于至上神。不同点是， 《圣经》完全不认为世俗王权具有天然的道德神性，相反认为王权的出现，是人性背弃上帝的结果，这就剥离了世俗政治的宗教道德性。

    《圣经》记载，以色列人找先知撒母耳，要求选一个王来指挥大家打仗。撒母耳向上帝祷告，上帝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人类发生战争，要王来领导杀人，所以上帝认为王权是人弃离上帝的结果。这从宗教合法性层面，剥离了世俗王权的宗教神圣性

    《圣经》中，传达上帝意志，代表道德神性的是先知或祭司，是宗教人士，是祭权。《圣经》中，祭权高于王权。这种观念影响到今天的西方政教关系。西方世界的政府，就是世俗政府，总统只是世俗力量，没有道德神性的特征。

    但在《尚书》中，王权主导祭权，王权祭权合一，君主同时拥有最高的祭祀权和军事权。双重力量在身上，一方面造成君主集权，但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对君主的外部道德压力的威胁。君主一旦失去德性力量，为政不公、四海穷困，要维持政权就比较困难。

    以上，我总结了《尚书》之道的三大特征。宇宙观上方面的天命论神学思想，社会阶层上的“天命民心统一论”的神学思想，还有以德配天的德性政治神学的思想。下面讲《尚书》之道这些内容，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价值何在？

四、《尚书》之道与未来

    如果从虞夏商周四代算起，约有二千年之久。加上秦统一中国以来二千多年，中华文明就有两个二千年，近四千年。《尚书》之道是第一个二千年的思想结晶之一。传说《尚书》原有一百二十多篇，现在顾颉刚先生、刘起釪先生整理的《尚书校释译论》，有二十八篇，仅为残篇。中华前二千年的文献，流失严重。这种流失，除了技术上竹木书写材料容易毁坏的原因之外，也有第二个二千年对前一个二千年的有意焚毁有关。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马上大规模焚书。以后的历史，仍然毁书不断。

    这两个二千年，在精神上，一部分是延续的，一部分是对立的，在一些重要方面是断裂的。这种对立、断裂，我们下面会分析。手捧《尚书》，面向未来，我感到有必要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神论宇宙观与德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天命民心统一论”与民权关系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德性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未来秩序的设想。

 1、有神论与德性的关系

    《尚书》是以德性为中心的，强调的是修德以配天，修炼德性以匹配上天的要求，以符合天命的指向。《尚书》中的德性问题、道德问题，全部是从上天上帝信仰、从天命信仰中生长出来的。生活中的细节，如稼穑之艰难、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讲求信用、勤奋工作，不准懒惰，不准喝酒、不准滥用刑法、司法独立、不准收取高赋税，保护百姓、征服进取，这些都归入德性范畴，且全部都与上天信仰联接在一起。

    中国进入战国以后，法家思想兴起，质疑天命，反对有神论。商鞅的《商君书》不讲天命，荀子则对神性之天的概念重新定义，定义为物理意义之天。可以想见，如果认定上天死了，上帝死了，天命消失了，那么周代建立起来的整个道德系统，就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否定了天命，就等于否定了全部传统道德，也就否定了传统的人格标准和德性取向。

    神性之天已从法家《商君书》《韩非子》中消失，所以法家都公开反对仁义道德，认为必须功利至上，严刑峻法。人与人之上，不再有共同的基于神性上天的德性约束，人与人的关系，就只有看胜败两个字，就是服不服的问题。

    秦国以法家思想统一中国，以诈力取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从此功利至上，严刑峻法就成为国家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上不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而是功利算计的利害问题。当然，如果上天已死，上帝已退，没有天命，没有天罚，就谈不上什么敬畏心了。近代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法家一结合，就是我们今天中国的主流精神状态。唯物论下的心理，赞美者称为大无畏的进取心，否认者称为无敬畏无底线的利已主义。

    无神论的国民中，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德性精神？能不能使德性这两个字有意义？缺少德性自律的国民，可能建立一个保护自由的国家？这是一个可以在学术上讨论的问题。

    以《尚书》为代表的周代精神认为，德性出于天命，道德出于至上神。不仅《尚书》如此，几乎全人类的文明国家，其最初的道德和律法规定都出自宗教信仰。

    西方科技发达，但并没有把唯物论当成官方哲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西方的道德伦理、德性意识，是与基督教上帝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多数人真的如同尼采一样认为“上帝死了”，那么以上帝信仰为道德为源头的西方善恶是非的道德体系就容易崩塌。

    虽然多数中国人是唯物主义者，但今天仍然会说，头顶三尺有神明。神明与敬畏、与道德约束，有内在关系。《尚书》思想结构，是把上天信仰、上帝信仰、天命信仰与道德、德性联接在一起的结构。相信现实世界之上，有更超越的无形的主宰力量，且这主宰力量是有善恶指向的，是惩恶扬善的，这是敬畏心和德性生成的宇宙观的前提。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神论是德性建设的前提。唯物论宇宙观中，如何生成道德呢？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用唯物论如何去论证，人这堆原子组合的活物，应当是有尊严的？用唯物论去论证，千差万别的人类个体，为什么人格和法律上应当是平等的？野生生物界，是丛林世界，似乎没有“平等”的情况。用唯物论去论证，为什么战争的胜利方，不应对战败方全部杀光一个不剩。用唯物论去论证，今后人类的道德伦理，应由物质科学家们来研究和决定。我个人的看法是，唯物论宇宙观主导的社会，一定会面临德性的持续衰败直至溃烂的状况。

    《尚书》思想传统，是相信天命生出德性的思想传统。人类历史也说明，德性源自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国家层面来说，开放和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这是德性修复和德性生长的前提。从个人层面来看，有宗教信仰是好事，是生长自己德性能力，使自己形成善恶是非意识的前提。尤其是孩子，正在受唯物教育，这对他一生的精神生长，有深度破坏性。我们自己经历过唯物的教育和重新超越唯物的觉悟，是一个艰难的精神修复，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和德性成本。人类世界中，公开宣称自己是唯物论者的，以唯物论而自豪的，是人类中的少数人，在人类文明史中是极短极短的一段。我们的孩子要面对广阔的世界，他们在唯物教育中养成的“常识”，其实并非人类的通识。要让孩子有信仰体验，这并不破坏孩子的科学精神，但有益于养育孩子的德性，有益于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这是第一个问题，有神论与德性的关系问题。

2、“天命与民心同在”与民权问题

    天命在民心，民心代表天命，这是《尚书》的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延伸下去，就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尚书》天命在民的思想，已经是主权在民思想的序曲。从政治宗教神学层面看，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思想与《尚书》“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的思想属于同一精神结构。

    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我们受教育的历程中，《尚书》显然不是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多数人完全不了解。为什么？我的理解是，《尚书》是周代贵族封建社会的产物，周代是王室-多元诸侯国体系，有着对诸侯自主、地方自治的尊重。封建秩序是建立在贵族共和的横向约束关系基础上，所以强调贵族之上的共同的天命信仰约束，同时强调横向之间的盟约的神圣性。我们从《尚书》中还看到约束君主的法的重要性的和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我们从《尚书》中，能看到天命信仰，敬畏天罚，看到君主在上天、上帝面前有一种微尘一样的卑微心理。这一切，都意味着权力的约束，这是秦王朝制度下中央集权的君主所不愿看到的。

    秦制之下，一切权力归君主，而不是归上帝。周制之下，一切权力归上天，而天命与民众同在，就相当于一切权利归给了民众。周代的“民众”，体现在贵族群体的自治权上。我举个例子，《尚书》中天命在民的思想自然包含有造反因素。大家再看一下《尚书·皋陶谟》：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上天之聪明，通过民众的聪明来实现，上天光明之威罚，通过人民的光明之威罚来实现。这是说，上天之光明正义，通过民众对暴君的光明正义的惩罚来实现。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价值观，是周武王起兵反商纣王，惩罚商纣王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天命在民，民众有暴力推翻暴君的天命。这种天命在民的思想，人民奉天承运的思想，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就逐渐被掩埋起来，相反的强化王权的思想兴起。天子逐渐取代了民众的天命代理权，不再是人民奉天承运，而是天子奉天承运。秦朝到西汉，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经历了一个由民众到天子的全面的思想转移。这种根本的思想转移，理论上是由西汉的董仲舒完成的，以后被王权逐渐强化。

    《尚书》中的天命在民的思想、民众是上天代理的思想，是未来民权思想建设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这在未来的国家精神和制度建设中，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天命在谁，权力就在谁。既然天命在民，就应一条条落实这样的天赐民权。

3、德性与人生的关系问题

    德性与人生是什么关系？按《尚书》的认识，德不仅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德还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源自上天的神秘而强大的力量。《论语》记载：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经过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让人砍掉大树，孔子于是离去。弟子催他快跑，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用的“德”这个概念，指的就是来自上天的护佑力量。

    我们今天的道德概念，主要是讲人际关系上的私人道德。《尚书》中的“德”，是一种接通天命的的能量，有益于生命的能量。《尚书》中反复讲的，是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些人身上有的一种能量，一种所到之处助益生命的能量，一种开创大业的能量。我们形容一下《尚书》中的“德”。如同一个水渠，修到水源了，水就顺渠而流出。《尚书》中的“德”，是水渠和水渠中的水的总称。要把水渠修到宇宙万物的本源那儿去，要把这个水渠与天命之源对接起来，这样天命的能量就顺水渠而流出，这样就能造福于千千万万的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成就了自己。

    《尚书》上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并不是按血亲来亲爱谁，而是看谁修好了德性渠道，有心助益生命的渠道，上天就将德性力量的宏大水流，注入这个人的生命之中，这个人就因此而具有神秘的力量，能强大地助益生命。如果一位人没有修好自己的德性水渠，没有助人爱人之心，上天助佑的力量，就不会流入他的生命中，此人的事业和生命，就会因能量枯竭而分虚弱。

    事业不行、生活不顺的时候，不怪任何人，怪自己德性不够，怪自己助人之心太弱，怪自己帮人之力太小。《尚书》这个看法对吗？一切有信仰的族群或个人，似乎都是这样看的。世界真正发达强盛的国家，我们往往只看到科技的强大，而看不到科技强大的后面，是人的心智的高能量，这心智的高能量，与国民的信仰-德性有没有关系？

4、从《尚书》价值观看未来秩序

    总结了《尚书》宇宙观和执政观，还有人生观，站在《尚书》的传统上，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秩序呢？

    我们会看到，未来中国应当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中国。德出于信，保护信仰自由以养德。我们应当是超越了唯物的边界，看到物质世界背后更深远的决定力量的中国。我们会探索物质世界背后的数的世界，我们还会探索物质与数背后更深层的本源，造物力量的本源力量与法则。

    我们会看到，法律不再是人压迫人的工具，道德不再是人些人教训另一些人，真正的法律和道德精神，有一个深远的来源。我们会将法律和德性立于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基础上。

    我们会看到，天命与民众同在的时代的全面到来。我们会看到民众之意愿得以有效表达，民意彻底决定国家公共方向的时代的来到，看到民众神圣不可侵犯的时代的到来。

    我们会看到，国家的法治严明而公正，个人的德性强盛而自律。在公正的法治和自主的德性基础上，中国人的新形象是公正而富有创造性的，是尊严和有博爱心的，是独立自主而承担世界责任的，是受世界各族群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的。

    我们将有一个继承了传统之美好，又拥抱了人类各优秀文明的新文明，一个由新的人格支撑的美好的新社会，一个博大而友爱的中华新社会。

    今天的《尚书》结课讲座讲完了。

    我讲了四个部分，第一是《尚书》的宇宙观，天命论思想。第二是总结天命表达形式，天命通过民心来表达。第三是权力的道德性，德性政治神学。第四是德性与人生的关系。

    感谢各位朋友参与，今天正好是我们掌上国学会成立三周年。以今天的讲座，谢谢大家三年来对掌上国学院的支持，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支持。谢谢大家。

    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些时候我们由于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能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别总拿什么都当回事，别去钻牛角尖，别太要面子，别小心眼。不在意，就是一种豁达、一种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