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情商、逆商、爱商……这些商数，你肯定耳熟能详。商数，是对某种特质的衡量，也是对内部和外部关系的反映。这篇文章，我想谈谈企业家的商数。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大的企业家商数高度相关，尤其是他们的奋争精神（奋斗+竞争），很感人，很可贵。但中国企业家身上也存在亟需超越的一些旧商，如不择手段的竞争，不顾社会代价的投机。

　　我们的企业家特别能战斗，所以互黑成风，甚至爱上了黑，因为黑能吸引眼球，创造流量，越黑越容易得到推荐，虽然乌烟瘴气，但间接就屏蔽住了那些本分企业的声音。现在一家公司上市时最紧张，因为是遭对手打击的高危期。

　　我们的企业家特别喜欢吃独食，从供应商那里学到三拳两脚就赶紧自己做，把供应商撂在一边。我们的企业家特别不喜欢员工不加班，认为加班是福报，35岁的技术员就到该淘汰的年龄了。我们的企业家特别喜欢价格战，为的是把对手都杀死，之后再把市场吃干榨净。

　　我们的企业家特别喜欢拖欠供应商账款，如果供应商愿意向你交底，大部分都是血泪史，而不是欢乐颂。我们的企业家性子特别急，恨不得马上就烧出一个独角兽，至少先吹上去。我们的企业家欲望特别强，所以喜新厌旧特别厉害，在商业层面就是大搞不相关的多元化，在生活层面就是一个接一个为大众提供娱乐新闻和法治新闻。

　　然后，因为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把老外打趴下了，就认为自己的模式是成功的，老外过时了，不是对手。中国企业当然有很多成功，但决不是上述这些因素造成的。

　　前一段，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个讨论会上，一位教授忍不住说：“中国很多企业家的财富已是世界水平，但我看他们还是穷人，并没有脱贫，没有out of poverty，他们是社会、道德和文化意义的穷人。”

　　倘若这些企业家听了他的话，肯定不屑一顾：你才挣几个钱？你会游泳吗？你只会讲PPT！你们商学院培育出了几个企业家？

　　这是今天企业家生态中特别令人悲哀的。自以为是，财富骄人，也不喜欢读书和反思。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暴富当成自己的能耐，以及规律。

　　幸好过去这几年，供给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给不少人上了一课。一些裸泳者现形，演出了一幕幕“商场现形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还不如当初的起点，因为去到监狱了，或者怕担责，跑路了。

　　当前企业家特别是民企压力不小，我经常为他们呼吁。压力有经营性的，体制性的，结构性的，政策性的，但也有素质性的欠缺。这种欠缺，主要还不是能力问题，是心态问题，认知问题，价值观问题。

　　很多企业家很反对讲道德，认为那都是陈旧说辞，拿道德评判企业家，是道德绑架，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掉一下书袋。“德商”（Ethical Intelligence），并不是谁硬要加给你学习的，而是商业之基础。

　　德商，是人的“道德定位系统”（MPS），是管导航的，和GPS一样重要。美国学者布鲁斯·温斯坦在《德商：比智商和情商更重要》一书中提出了德商的五个基本原则：不造成伤害；让事情变得更好；尊重他人；公平；友爱。

　　商德，就是把人类普遍的德商应用于商业活动中。只要从商，就要守德。我特别喜欢“德商”一书的一个评论：“在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爬上顶峰的世界里，是时候为更美好的人类、健康社会中更清晰的良知，进行范式转换了。”

　　“如不转念，谁为你救苦救难。”企业家欠缺德商的下一步，很可能是触碰法商，锒铛入狱。

　　据《中国上市公司刑事法律风险年度报告（2018.10-2019.9）》，报告期内有43家上市公司上演监狱风云，其中17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问题包括：涉嫌黑社会犯罪，董监高行贿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证券内幕交易等等。

　　当下要稳增长，两个方面同等重要：

　　在政府方面，要坚持以利民为主导，以发展民本经济为大方向；在企业家方面，要有利他之心，责任之心，要对利益相关者（持份者，stakeholder）负责。两者缺一不可。企业家需要构建新的商数。如何更好地理解企业家之商？我从大家熟知的一些世界级企业谈起。

　　政商，从马斯克谈起

　　我想到企业家商数的概念，是看到1月7日，特斯拉在上海临港超级工厂举行Model 3电动车正式对外交付时，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表现。他亲手将10辆Model 3交付给车主，情不自禁地来了一段尬舞，在致辞中感谢中国，感谢中国消费者，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特斯拉的今天”。

　　他还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能力非常了不起，如果我们能在中国本土进行电动车的设计会很酷，我们一定会这样去做。”马斯克感谢中国，感谢上海，溢于言表，这体现的就是政商。

　　很多人理解的政商，是关系，是怎么为自己谋好处。这是畸形的政商。企业最好的体现政商的方式，是和政府实现双赢。把企业做好，兑现承诺，不辜负支持，真正成为政绩。而像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那样的，政商方面就比较欠缺了。

　　2018年10月26日，埃里森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被问到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他说，“我认为盗用我们的知识产权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还说“我们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共产主义制度在竞争”。

　　甲骨文在中国数据库市场占有率很高（2015年为56%），但如果是这样的政商，估计占有率会节节后退，国产数据库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不是说中国没问题，但企业家要有事说事，避免“政客化”的表达。

　　当年（1998年）比尔·盖茨也曾在《财富》杂志批评中国的知识产权，说中国人不花钱买软件，喜欢偷（steal），但“只要他们想偷，我们希望他们偷我们的”。不过后来，随着他更多来中国，尤其是进入慈善领域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合作，他说话的方式改变了很多，政商快速提高。

　　盖茨多次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就。他还说，“每年都有人说中国发展触顶，可是中国屡创奇迹”。

　　2019年11月，盖茨接受电视采访，谈到热点的华为。“任何人做判断的标准都应该基于客观。我们向中国销售Windows时，当时就有一些质疑，Windows操作系统安全吗？因此，我们提供了Windows源代码，让他们看到里面到底有什么，并确定那就是我们提供的产品。……如同所有商品和服务一样，华为也应该接受客观的测试。华为的设备有没有被用于窃听？认为所有来自中国想进入美国的东西都是坏的，或者所有来自美国的东西，如飞机引擎、软件等等都是坏的，这些想法都是疯狂的。……（如果这样的话）你该如何让中国购买美国的飞机引擎？飞机引擎里有各种各样软件，你可以发一条奇怪的命令，命令引擎熄火。你想不想他们买我们的高科技产品？”

　　“毫无疑问，中国会在很多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公司，这对世界是好事。华为生产价格低廉的5G产品，与其他公司形成竞争，从而迫使它们降低价格或尝试改进产品，这是好事。华为一直非常具有创新性。”

　　比尔·盖茨不是政治家，政治正确不是他的目标，但他坚持，做出判断应该基于客观。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的政商。

　　财商，从比尔·盖茨说起

　　财商，就是如何看待和使用财富。

　　2020年来临之际，比尔·盖茨在年终博客中称，新的一年，他希望自己和其他亿万富豪能够缴纳更多的税。就我的接触，中国企业家很少有谁说税费不重的。

　　中国企业总体税费确实不轻。所以有一次在博鳌亚洲论坛的闭门会上，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建议“所有小微企业100%免税”，大家都给他鼓掌。他接着说，“我们大企业可以多一点担当”，这时场内就鸦雀无声了。

　　比尔·盖茨说：

　　“我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回报，而其他很多人为了生存而拼命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成一种税收制度，如果你有更多的钱，你就要支付更高的税率。我认为富人应该比现在付出更多，这包括梅琳达和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动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将近20年前，我和父亲就呼吁提高联邦的遗产税税率，并在我们的家乡华盛顿州征收遗产税。”

　　盖茨的具体建议包括：提高资本所得税税率，征收更高的遗产税并堵住税收漏洞，对持有时间很长的大笔财富征税，等等。他强调，向富人征税是为了更好地平衡。政府需要足够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发展，但同时也不应扼杀创新的动力。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盖茨目前拥有1137亿美元净资产，过去十年翻了一番。截至2018年，盖茨夫妇累计捐赠了360亿美元。他表示，这些钱对于他来说都是多余的，总有一天会全部捐出去。

　　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是一个明智的闭环。

　　2019年，在商业和社会的关系方面，最醒目的一件事是181位美国著名公司CEO组成的“商业圆桌”，发布了一份新的公司使命宣言。他们宣布：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该宣言的五条承诺是：为客户创造价值；投资于员工；公平且合乎道德地与供应商打交道；支持所在的社区；保护环境。

　　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个风向标。

　　《财富》杂志的报道称，追溯这一变化的历史（指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创造更美好的社会），或许发轫自比尔·盖茨2008年在达沃斯发表的那篇演讲。

　　那是盖茨在微软全职工作的最后一年，他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创造性资本主义”。原有的资本主义，好处是能够可持续地利用“人类的自利倾向”，但不可避免会偏向于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创造性资本主义”的逻辑则是，“这个体系将背负双重使命：创造利润，并帮助那些未能完全受益于市场力量的人改善境遇。”

　　《财富》指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加剧了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反思，并使得“反体制”情绪在全球扩散。

　　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51%的18岁至29岁美国受访者不支持资本主义；1/3的人赞成转向社会主义。IBM的CEO罗睿兰说，这是一个社会是否信任你的问题，社会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经营许可证，我们需要社会接受我们的所作所为。

　　那么，今天的社会究竟要求企业和企业家做什么？

　　受《财富》委托，调查机构NP Strategy在2019年7月对1026名美国成年人做了一项调查。72%的受访者认为，上市公司在专注于为股东和客户创造价值的同时，应该“以使命为导向”；64%的认为，公司的“首要目标”不仅仅是“为股东赚钱”，还应该包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很多CEO坦言，真正推动他们着手参与社会事务的，是他们的员工。年轻员工对雇主的期望更高。NP Strategy的调查显示，在25岁至44岁的受访者中，压倒性地赞同“CEO们应该在公共问题上采取立场”，80%的人表示他们希望为“有担当的公司”工作。

　　2019年中国爆发关于“996”和“251”的强烈争议，即使马云和华为这样的商业标杆，也引发了广泛批评。这是一个全球现象。风暴刚刚开始。

　　绿商，从苹果说起

　　“真正创新的产品，只影响世界，不影响地球。”这是2019年苹果发布的《环境责任报告》中的一句话。触动我心。

　　让我简单引述一些数据和例子：

　　1、苹果数据中心100%的用电，以及苹果全球所有设施96%的用电，均来自太阳能、水能和风能发电。你发送的每一条iMessage，向Siri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由可再生能源驱动。仅四川两家光伏电站每年产生的8000万千瓦时电力，就超过苹果在中国的办公室和零售店所需电力的总和，这意味着苹果在中国的运营达到了碳中和。

　　2、苹果所有MacBook Air和Mac mini的外壳材料均为可回收铝，所有零售包装材料均为木质纤维。苹果公司的全部产品包装已达到99%的再回收利用率。

　　3、苹果利用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流水线来拆解回收的手机，回收的iPhone6铝金属机身可以用来制造iPhone总装工厂自用的Mac mini电脑，回收的iPhone 6主板会运送至专业的回收机构来收集铜、锡和贵金属。

　　我和中外企业交流时发现，中国一流企业最关心的是市场占有率和对手在做什么，而世界一流企业最关心的是能不能为消费者创造最好的产品，前所未有的产品，同时努力实现用循环利用和可再生材料来生产产品，在产品寿命结束时，也尽可能回收各种材料。

　　苹果表示要对自己的全部碳足迹负责，在场所设施、产品制造、产品使用、产品运输和报废处理这五个主要领域计算碳足迹。2015年以来，已减少了35%的整体碳足迹。苹果所有零售店都使用100%的纤维袋，它使用针织纸手柄，含有80%的再生纤维。苹果办公室的纸张使用量占苹果纤维用量的不到1%，其中85%的纸张来自回收或负责任的来源。

　　去年我在东京采访日本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花王的ESG部门（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他们的一个产品开发方针就是最大限度地减轻环境负担。公司以4R为原则进行产品开发——Reduce：削減，Reuse：再使用，Recycle：再资源化，Renewable：再生。

　　举例说明。花王采取了一种含有空气的薄膜容器“Air In Film Bottle”，与现有容器相比，可以更少地使用树脂。花王在最新的补充装、替换装产品中采用了来源于植物的塑料，其比例按重量计算达到15%。通过对补充装、替换装塑料使用量的削减，及产品的轻量化，与全部产品不使用补充装、替换装，未推进轻量化相比，2018年共计削减塑料9.31万吨。

　　花王到2030年的目标是：所有产品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足迹，将控制在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界可吸收的范围。

　　花王已连续13年入选美国智库机构Ethisphere Institute评选的“世界最有道德企业”（World’s Most Ethical Companies），这个机构的理念是“好道德才有好公司”。（Strong ethic is good business）

　　事实也表明，2019年评出的全球100多家最具道德企业，其股价和美国大盘股指数进行比较，在5年内优于大盘股14.4%，在3年内优于大盘股10.5%。这就是“道德溢价”。和人一样，公司亦不完美。但如果能关注长期价值，注重公司治理，关注环境可持续性，不辜负员工、股东和社区的信任，那么公司将越来越好，不仅在道德上还是在经营业绩上。

　　重构中国的企业家之商

　　以上写的案例主要是外资企业。

　　很多中国企业家谈到外资，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看不上的感觉。其实很多看法都是不求甚解，不知深浅，坐井观天。在企业家商数特别是企业和社会、环境、员工的关系方面，总体看，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我对于中国企业家的奋斗精神，对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并不担心。但为什么中国的商业世界里，让人喜悦的、放心的气息总是那么少？隔三差五就有疫苗案一类的事故，那些算是成功的，也总是安利着缺乏新意的故事，还不知道“含真量”到底有几。

　　我日常接触的，很多都是中国目前最强大的企业，但他们那种紧张，从上到下的紧张，让我觉得，我们至少到今天，还很难产生最美的东西，最创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最在乎的，还是不计手段地获致成功！而美是一种创造。它需要平静、平常、宽松、专注的状态。

　　真正的创新，很多也不是急功近利的结果，而是兴趣、好奇、想象力，特别是“无功利的想象力”的结果。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少制造敌人，多放下自我，并追求无我。无我，心里才能真的有众生，有天下，有世界。才能明白，什么价值才能长留世间。

　　前一段一些媒体总编辑和美团点评的王兴吃饭，他再次说他喜欢“竞而不争”的商业观。“同向为竞，相向为争，竞是一个比争更好的状态，我们从事的行业是竞为主，即使是争也是足球式的竞争，而不是拳击式的竞争，目的是早点达到某个终点，甚至只是自己在和自己比，而不是为了击败他人、打倒他人。”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何振红说：“我觉得境界还要提高。应该超越竞争，应该有更高远的抱负，应该考虑你们这代人究竟要为社会留下一些什么。”是的。中国企业家如何让商业世界更明亮，更愉快，更温暖，更诚信，更安定，更可靠，对社会和环境更友好呢？

　　A股接近3700家上市公司，整体看，应该是中国最不错的企业了，但目前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还不足1/4。我们的企业家在社会、环境、道德、治理这方面的商数，究竟可以打多少分？

　　不是要否定企业家群体。我一直是企业家精神的倡导者和传播者。在我们身边，像阿拉善SEE生态组织，像企业家支持的西湖大学，像腾讯99公益日和蚂蚁金服的“蚂蚁森林”，以及很多企业的减排努力和善待员工（如广州视源为员工建幼儿园和体检中心），这样的案例也不少。

　　我在本文中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中国企业家向善、向上的境界需要进一步提高，企业家之商要从旧商到新商，进行新的重构。世界在变，时代在变，这样的超越，必须进行，也正在进行。

　　黑格尔说：“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痛苦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交了昂贵的学费后，提醒中国企业家重新思考企业与行业、社会、环境、员工以及利益相关者等问题，也许并不多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