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互联网发展背后的经济、政策、产业基础等因素，试图回答为何中国、美国能够成为全球互联网版图中最重要的两极。

　　美国能够称霸全球互联网有五方面重要原因。一是美国国内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保障了美国的研发投入、需求和人才基础。研发方面，企业超过联邦政府成为美国最大的R&D投入主体，风险投资金额从1985年的25.9亿美元增长为2018年的1309.2亿美元，投向软件信息行业的金额保持第一，占比超过20%。

    人才方面，美国政府从增加国民兴趣、加大教育投资和教育改革两方面入手，加强相应人才培养。二是建立了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典型代表如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美国形成了一套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承担科技政策制定责任、联邦部门以使命为导向进行分散的项目资助、多元化的科研主体通过竞争申请项目、产学研一体化生态的科技体系，尤其注重培养鼓励创业创新、科研项目转化等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三是善于开展和利用全球化优势，主要表现在市场、企业和金融风投三方面全球化，有效扩大美国互联网企业受众市场、增加风投资金来源，并间接影响和阻碍对手国家互联网企业发展。四是建立半导体和终端产品的领先地位，以高通、英特尔为代表的美国半导体企业占2018年全球市场份额的45%，超过欧盟、韩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总和；以惠普、戴尔、苹果为代表的个人电脑和手机企业，常年占据市场前五。五是政府灵活运用反垄断法，促进市场竞争、释放市场活力。

　　中国互联网崛起有五方面重要原因。一是宏观经济高速增长保障了研发投入和基础交通建设，促进了快递物流发展，为电子商务等互联网应用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由于市场准入门槛较低、竞争充分，物流领域崛起一批例如顺丰、申通等民营企业。二是人口红利，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和人口质量，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的婴儿潮、近14亿的人口总量、8.5亿的网民数量、庞大高校毕业生和研发人员队伍，为千禧年后互联网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三是政策的支持作用，一方面是高度支持我国互联网发展，加深互联网的跨界融合作用，另一方面是保护幼稚产业、避免受到外资的过度冲击。四是以华为、OPPO、VIVO、小米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崛起，使中国加速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创造了“APP经济”的终端基础。2019年第二季度华米OV四家国产手机品牌合计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中国市场份额超过80%。五是以BAT为主的互联网巨头企业通过投资布局、孵化、裂变拆分等方式，培养带动了一大批互联网的新生力量。

　　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得益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政府一方面大力度甚至超前地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和高等教育等具备正外部性的领域，另一方面在发展初期给予产业一定的支持，企业之间则依靠研发创新和市场机制充分竞争。而反观长期存在垄断的行业，则由于缺乏市场竞争、迟迟无法形成国际竞争力。

　　建议：1）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保护知识产权、放松管制、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营商环境，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2）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由政府主导加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投入，由企业主导加大开发试验投入。技术方面，加大对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政策方面，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小初创企业主导的研发活动应加大减税力度，进一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体制方面，加快科教体制改革，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作体系。3）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夯实基础教育，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切实提高教育、科研人员收入待遇，给予教职和科研人员在创业、兼职、咨询方面更大的自主权。4）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从中国、美国经验可以看出，风投和资本市场对互联网行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此亟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和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拓宽初创企业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