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过去这两年，对王石而言是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但王石说：不算是。

　　以下为王石演讲内容，有删改。

　　就我个人经历来讲，从 80 年代到现在，我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是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当时有一个帖子，内容有两条：

　　第一，王石认为万科捐款 200 万是合适的。第二，王石提示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元钱。这两点，让我成了历史罪人。一个曾经很有影响力、很有名望的著名企业家，还是登上过珠峰的这人，突然被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

　　我追求的伟大企业，在道德上一定要有制高点的，当时却被抨击：你虽然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的道德还没有坟头儿高。恰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争论的问题，到今天也有争论。对于我来讲，那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刻。

　　首先，我感到非常孤立；其次，这是我个人（言论）带来的。一直以来，我和我的团队都在为捍卫万科的文化而战斗。大家提到了过去两年的「万宝之争」，我想说，我们在捍卫万科品牌和万科文化。尽管资本市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应该是以资本的角度来说话。但回忆 2008 年汶川地震，因为我一个人的言论引发了对万科公司的冲击。

　　我也是人，我不是圣人。突然被网民、被主流舆论否定时，我是非常痛苦的。当时群情激愤，公司信用受到很大冲击。但我认为我没有错，我的痛苦就在于，我的信念认为我没有错。但整个舆论认为你王石不但错了，还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因为你很吝啬。突然在公众形象上，我成为一个吝啬的人。

　　我是吝啬的人吗？我是吗？我不认为我是。但是问题在这儿，我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我感到非常孤立，非常无援，感到自己非常软弱。这个时候有人劝我：王总，你现在必须辞职，而且要离开这个国家。你制造的这个事件，大家多少年以后会重新审视。但我不能为了将来如何评价而离开，我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辞职。

　　但我对辞职做了准备。准备什么？

　　1、如果我的言论影响了万科股价，投资者受损失，我会辞职；2、如果消费者拒绝买万科的房子，万科销售受影响，我会辞职；3、如果万科员工觉得董事长错了，他们罢工，要集体辞职。我会说，他们不用辞职，我辞职。

　　只要这三种情况不会发生，那么我就不会辞职，但我心里是非常痛苦的。熬过那段时间是非常难的，但熬过来了。

　　我是怎么过来的？和你分享四点：

　　1   如何熬过内心的痛苦？

　　第一、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准备了肉体上被消灭，当然我不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做了最坏的打算，还准备接受，你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第二、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谁知道十天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知道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第三、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你尽力了，失败了也不会后悔，因为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尽力，因为心存侥幸，最后失败了，你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再努力一下。不是有句话叫：胜利往往在最后一下的坚持努力当中。所以一定要坚持努力。

　　第四、如何面对最困难时刻的经历，会成为你的财富。这一点是我今天想特别分享的。

　　我相信褚时健厂长和他的夫人马大姐，是最有资格讲这个的：如何把苦难的经历变成财富？我谈的例子是汶川地震，这件事给我留下的财富是什么？

　  我总结为，虽然那年我 57 岁，但有人说我像个青涩的苹果，还是很不成熟，对很多事情认识得很幼稚，这里不是说反讽的话。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我说的话，不是错或者对，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影响了公司品牌，影响了股东对股票价值判断，虽然我个人还是认为我没有错，但我应该对万科负责，应该采取紧急措施。不要把你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诉求和企业等同起来。

　　这样总结出的感悟，成了我的财富。当我意识到我个人的影响力比我想象中大的时候，当万科公司的社会影响力比想象中大的时候，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更多的责任，同时忍受更多的委屈。

　　2   主动放下，才是真正的考验

　　1998 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为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全国知名人士，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

　　但我决定辞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我觉得，一个现代企业更多的应该是建立制度。需要的是团队，是品牌，而不是老板的个人魅力。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看起来对万科有好处，但反过来讲，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

　　3   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

　　第一、选择了行业多元化，选择了房地产。第二、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企业制度。第三、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第四、品牌。

　　我记得宣布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我睡觉非常平稳，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当然，办公室变得不再一样了。我说人呢？来讲有很多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让我签字，可是这一天冷冷清清。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

　　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都要放下，但这是被动的。

　　主动放下，才是对你的考验。

　　很多企业家说我也学习放下，但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离不开我，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想放下还不行，你就是克服了权力欲也不行，你一定要给你自己再开辟一个新天地，到社会上开辟一个你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

　　这就是为什么 1999 年之后，我更多地到社会上做公益，到社会上做慈善，到户外去做我个人儿时实现不了的梦想：登山，飞伞，帆船，赛艇…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再反弹的能力。褚厂长（褚时建）的人生，也经历过至暗时刻。从监狱出来之后，73 岁，带着老伴到哀牢山去创业。

　　褚时健：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还记得在那之后第一次见他的情景，他戴着一个草帽，圆领衫，开着口的，正在和一个民工讨价还价，就是修水泵，人家要 80 块钱，他给人家还价 60 块钱。你会发觉这是一个曾经叱嗟风云，一年利税 300 亿的烟草大王，在山头上跟修水泵讨价还价。

　　我就问他，种的成苗什么时候能够挂果？他告诉我六年，去的时候是 2004 年，再去的时候已经是 2010 年了，他已经 90 岁了。所以他这样一个大起大落，曾经那么辉煌，又那么遭难。他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80 岁之后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非常感慨，非常有启发。

　　4    创业是一场生死战

　　我从 32 岁开始创业。1983 年我来到深圳特区创业，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1983 年，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我白天带他们干活，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讲数学。

　　我记得很清楚，给他们上完课，光着膀子在记帐，虽然创业阶段过得艰苦，但还是很愉快。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赚钱赚到三十多万，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鸡饲料有致癌素，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现饲料厂也就不要饲料，玉米也没人要了。3000 块钱一吨的玉米，被我 200 块钱当鱼饲料卖。

　　不仅我赚的 30 万赔进去，还净赔 40 万。我当时谁都没告诉，回到大连将大连、天津、青岛的玉米库存一扫而光，但是我约定，货到一百天付款。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想运运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为什么订这些货？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我就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就我有。这个逻辑当然没有错，问题在时间上的压力，因为我一百天后要付款的。

　　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险。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所以宁愿希望船沉。

　　就在这时，香港的《大公报》、《信报》给了一条信息，香港要吃鸡了。而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 7000 吨玉米，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多年后回顾，这算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5    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什么？

　　作为一个创业家，一无所有的时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闯、不拘束，当然也有赌博心理，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运气和侥幸。之后你会发现，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

　　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创业初期往往会遇到「赌博」的成分，你要有胆识。但企业做大之后，「赌」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6   慈善公益的本质是什么？

　　2003 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给予者」的优越感。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 • 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

　　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所谓做慈善、做公益，不仅仅是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04 年，我们启程去北极，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教授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

　　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但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

　　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当然，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

　　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

　　南极，为了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践行零垃圾登顶等等。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

　　2004 年 6 月，我受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已故）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成立大会。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在阿拉善，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

　　7   最后分享 4 件成长法宝

　　1、坚定的愿景；2、适度的运动（包括无氧运动）；3、健康的饮食；4、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不要成为没文化的运动人，也不要成为不运动的文化人。

　　我在 67 岁的时候，也就是 2018 年，开始学习体育项目蹦床。蹦床曾经是跳水、体操运动的辅助训练，后来成为奥林匹克的金牌项目。

　　进入第三个人生阶段，人体的柔韧性、身体的协调性是非常重要的。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知自我。对人们来说，全面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天赋，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成功的人，大多是靠最大化发挥自己的天赋。

　　所以我始终认为，成功才是成功之母。人们会在成功中获得自信和赞美。失败并非成功之母，失败次数多了就彻底失败了。能扬长补短的地方尽量扬长补短，能克服短板，并且把短板变成优势，那更加难得。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卯着劲儿在 60 多岁的年龄去哈佛、剑桥读书。我没放弃，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如果放弃，将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