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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转贴自:新华社    点击数:287    更新时间:2020年06月30日]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下午就“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举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我们党要长期执政、永葆活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央组织部秘书长胡金旗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再过两天,是我们党成立99周年的日子。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既是庆祝党的生日的一次重要活动,也是为了推动全党深化认识并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

    习近平强调,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正确组织路线,党的组织就蓬勃发展,党的事业就顺利推进;什么时候组织路线发生偏差,党的组织就遭到破坏,党的事业就出现挫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党的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完善选人用人标准和工作机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并同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严肃党的纪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等相协调,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党的十九大之后,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进行了概括。我们要正确理解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准确把握好贯彻落实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保证。现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们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保证还是党的领导。要教育引导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和正确前进方向,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方面人才有效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凝聚起来,形成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强调,要抓好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共同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自觉用党的科学理论指导党的组织建设,结合新的实际推进改革创新,使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党的建设,首先就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建设,制定的各项党内法规都对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更高标准,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在守纪律讲规矩、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方面为全党同志立标杆、作表率。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组工作条例和党的工作机关条例,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地方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要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紧补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各种短板,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习近平强调,要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就是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廉洁关,严把素质能力关,及时把那些愿干事、真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要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使广大干部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要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完善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机制,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习近平指出,要抓好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组工作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的工作机关条例、支部工作条例以及农村、国企、机关、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等一系列组织建设方面的党内法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中央相关部门、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把党内组织法规和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具体化,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完善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制度,并严格抓好执行,不断提高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政治局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集体学习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下午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黄薇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安排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是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更好推动民法典实施。

    习近平指出,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制定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商事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先后制定或修订了一大批民事商事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法典摆上重要日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编纂民法典作出部署。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

    习近平强调,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讲清楚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

    习近平强调,有关国家机关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加强同民法典相关联、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国家有关规定,要抓紧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要发挥法律解释的作用,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法律依据,保持民法典稳定性和适应性相统一。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是维护民法典权威的有效手段。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要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行政裁决等活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依法严肃处理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和人员。民事案件同人民群众权益联系最直接最密切。各级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要加强民事司法工作,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要及时完善相关民事司法解释,使之同民法典及有关法律规定和精神保持一致,统一民事法律适用标准。要加强对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要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等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帮助群众实现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要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加强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工作,通过社会力量和基层组织务实解决民事纠纷,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工作。

    习近平强调,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来抓,引导群众认识到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要聚焦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需要把握好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阐释好民法典关于民事活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阐释好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便利交易流转、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和实际,加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尽快构建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宣传、推进、保障民法典实施,加强检查和监督,确保民法典得到全面有效执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境外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国内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内防反弹工作。黑龙江、吉林等近期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地区要有针对性加强防控措施。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加强和完善社区防控,做好核酸检测排查等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武汉联络组要加强指导和督促。北京市要加强全国“两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指导学校细化复学防控方案,保障师生安全和健康。要有针对性强化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措施,健全陪护和探视管理,有序恢复正常诊疗秩序,切实防范院内感染。

    会议要求,要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各地要认真汲取近期发生聚集性疫情地区的教训,举一反三,对本地防控漏洞再排查、对防控重点再加固、对防控要求再落实,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要严肃处理。要针对夏季天气特点完善防控要求,教育引导群众科学防护。

    会议强调,要针对境外疫情的新情况新趋势,采取更加灵活管用的措施,强化外防输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要持续做好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工作,加强边境地区、口岸城市卫生检疫和隔离观察救治能力建设。要继续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会议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抓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保障能力。

    会议强调,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要加快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和生活服务业恢复到正常水平,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6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督促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指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三项重点,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歇。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后续工作指导支持。要继续指导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导工作,督促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决不能前功尽弃。要协调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推动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加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对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作出批示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安全生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全国正在复工复产,要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分区分类加强安全监管执法,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指出,从2019年的情况看,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和重特大事故实现“三个继续下降”,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好转,但风险隐患仍然很多,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习近平强调,生命重于泰山。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更不能将其视作无关痛痒的事,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当前,全国正处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安全生产意识和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深入排查各领域各环节安全生产隐患,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坚持系统治理、精准施策,扎实推进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工业园、城市建设、危险废物等重点领域安全整治,确保见到实效;加快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体系、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防控体系,加强监管执法和安全服务,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会议通报了去年以来的安全生产情况,并就统筹做好当前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扎实开展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作出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安委会主任刘鹤,国务委员、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王勇、赵克志出席。

    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实抓细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工作。要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在全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强化组织领导,把解决问题、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作为整治的关键,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执法体系,提升基础保障能力,加强应急处置,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和天津、安徽、广东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此前,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了有关工作。

梁红:政治局会议传递了哪些政策信号?

    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要求抓紧研究提出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政治局会议纪要表明,政府开始重新评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尤其对海外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深度和持久性更为关注。基于对疫情冲击的最新认识,政策更明确地表示将加大纾困力度。

  会议提出,“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虽然2月中旬起政策大力推动复工复产,国内复工率已经显著回升,但3月以来海外疫情已经加速升级,海外经济如我们预期地按下了“暂停键”。由此,3月中开始中国的复工率上升的速度也开始放缓——在内需仍未完全恢复“元气”之际、外需已开始快速走弱。周五的政治局会议显示政府对最新的内外需形式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继而明确提出将研究一揽子货币、财政措施,罕见提出“发行特别国债”以及提高赤字率。 

  与2008年不同,本次纾困主要依托财政扩张,且扩内需主要着力于民生相关的投资和消费。其使用工具的范围可能比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的更广——包括扩大政府融资、降税费、盘活财政存量、释放消费需求等多个维度。

  据我们最新的估算,目前的“基准情形”下,全球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能达到7-8个百分点。当前时点,推进一系列的宏观措施为企业和居民部门及时“纾困”,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我们近期对增长预期的下调已经包含了政策宽松纾困的假设、即最“广义”的财政赤字率可能需要扩张6-7个百分点。具体看,

  ► 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上升,今年再度启用特殊国债,地方债总额度有望扩张、甚至不排除发行专项政府债券作为疫后纾困的长期专项资金。在此基础上,“最广义”口径财政宽松的其他渠道包括政策性银行债净融资扩容、社保降费、及国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让利”等。

  ► 在扩融资的基础上,财政盘活存量资金(公积金、国资划社保、以及财政存款等)、在不增加宏观杠杆的基础上支持总需求增长、尤其是侧重于提振民生。

  ► 在财政扩张赤字和盘活存量的同时,释放消费需求也将成为政策的着力点之一,其中“一揽子”的政策可能涵盖消费券补贴、适度放开对汽车和地产合理需求的限制、加快新型城市化及高效都市圈的建设等。

  ► 与此同时,货币宽松将配合财政纾困:我们预计2020年LPR还将下调40bp、RRR将再下降150bp,同时,存款基准利率调降的可能性将随着外需进一步走弱而上升。

  我们将继续追踪政治局会议以后,财政纾困具体政策的规模、节奏、及着力点。如财政纾困加力增效、配以适当货币宽松,今年2-4季度增长有望如期较1季度明显回升。但基准情形下,全年经济增速可能仍将明显低于去年。

  短期内,全球经济活动因疫情陷入大范围停滞,依据可观测的高频指标推算,短期内外需可能在多个维度遭受比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更大幅度的冲击。而我们在基准情形下的增长预测,计入了一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宽松预期、以及2季度起同比和环比增长回升的路径,我们预测在一季度-9.3%的增速后,2020年2-4季度GDP将分别同比扩张4.3%、5.8%、6.4%,平均增速将达到5.5%。在“百年一遇”的疫情背景下,这一增长路径的预测并不悲观——而中国可能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今年唯一录得正增长的国家。

  另一方面,目前疫情冲击下,如果要将全年经济增速拉回至5%以上,则广义财政赤字率可能需要扩大9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也将是较高的水平——上周德国提出的财政刺激方案为GDP 3%左右,美国的财政刺激法案、在剔除银行贷款之后约为GDP 6%。考虑到中国疫情控制已经走在全球前列、总体经济损失相对可控,最终的财政纾困力度是否能够达到以上的幅度、以及疫情带来的损失是否会高于我们的预期,均仍需观察。

坚决把党中央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落到实处

    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对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困难儿童、重病重残人员等群体,要加强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防止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近日,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专门作出部署安排,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困难群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采取切实举措,不折不扣地把党中央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落实落细。

    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要应保尽保、执行到位。密切关注疫情对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深入了解社会救助对象及新冠肺炎患者家庭生活状况,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及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金、社会福利补贴和价格临时补贴。对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务工、经营、就业,收入下降导致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城乡居民,符合条件的要及时纳入低保。做好贫困人口救助帮扶,防止因疫致贫返贫。加大对新冠肺炎患者及受影响家庭救助力度,对有亲人病亡的家庭要给予重点照顾。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要适当增加困难群众生活补助,缓解疫情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同时,要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兜底保障功能,对其他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困难群众,要通过临时救助做到凡困必帮、有难必救。

    对生活困难外来滞留人员要主动救助、多方帮扶。结合街头巡查、社区排查等,主动发现外来滞留人员生活困难,及时给予必要救助帮扶。对因交通管控等原因暂时滞留,基本生活遭遇临时困难的外来人员,要根据需要提供临时住宿、饮食、御寒衣物等。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要按规定给予临时救助。

    对生活不能自理特殊困难人员要加强探视、妥善照顾。建立健全主动发现、及时报告机制,积极引导和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切实保障好特殊困难人员基本照料服务需求。妥善照顾由被隔离收治人员负责监护或照料的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所在社区(村)要及时上门探视,联系安排相关人员或机构提供监护或照料。对受疫情影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社会散居孤儿、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以及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人员,要保持经常联系,加强走访探视,及时提供帮助,确保不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体现的是党和政府的民生厚度、政策温度,以及全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是特殊时期,越要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越要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关心关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厚植人民情怀,彰显仁爱之心,强化责任担当,进一步做实做细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进一步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坚定信心和磅礴力量。

包心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生长于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是植根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丰富起来的,不仅保障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多元文明共生并进的人类社会发展增添更多色调、更多范式、更多选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13个方面系统总结和深刻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紧紧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 “完善和发展什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提出了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为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共同组织“中国稳健前行”网上理论传播专栏,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撰写系列理论文章,今天在求是网推出第27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一目标,要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构建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导向和核心价值导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就必须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断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行政载体和行政实现形式。“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这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决定》还强调,“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一基本要求,其核心要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方向,其核心价值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行政机构及其运行的角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行政制度支撑和强大的行政运行动力。

    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要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构建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根本目标导向和核心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结构多样化和社会发展全面性的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断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这三个方面,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之举和重中之重。

    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建和完善宏观调控有力、市场监管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贯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一个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总结把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制度性障碍,明确作出重大创新和重大决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实践表明,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着更高目标推进和谋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在一些领域和部门,仍然既存在着市场体系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不健全等“市场运作失灵”的问题,也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多、监管不到位等“政府管理失灵”的问题。“市场运作失灵”,既表现为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表现为一些领域公平竞争秩序受到干扰和市场秩序遭到破坏;“政府管理失灵”,既表现为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对市场和企业干预过多,又表现为一些政府部门和行政执法人员从乱作为到不作为、从庸政到懒政等悖离政府公共性的现象。这两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当前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制度性短板,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必须加以深入解决,推动我国经济朝着“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化方向顺利推进。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完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公平竞争;优化公共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竞争之外的社会群体福利,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确保这些职责和作用的实现,需要健全的体制和制度,需要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制度优势,这无疑是当前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重点和方向。

    二、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构建和完善社会治理精到、公共服务精细的政府治理体系

    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政府的根本职能是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尤其要把履行好社会治理职能和社会服务职能、促进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改进行政作风、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不断改善民生,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既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依据,也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根本依据。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随着总体小康水平的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愈益要求,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各级政府的社会治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精到化”的社会治理和“精细化”的公共服务,以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和作用。

    加强“精到化”社会治理,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加强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关键环节。所谓“精到化”社会治理,就是要切实摒弃“控制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和“粗放型”的社会管理手段,切实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深入社会机体内部,激发社会主体活力,主要依靠大众参与的力量和民主协商的手段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全面小康社会不仅是经济更加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裕、从总体上消除贫困的社会,而且是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社会多元发展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必须实现一系列从制度到手段、从方式到作风的重大转变。必须加强系统治理,既发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重要作用,又充分激励和支持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社会的事情尽量交由社会去协调处理,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良性互动、“网格化”管理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必须加强依法治理,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法律和法规建设水平,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全民守法的自觉性,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必须加强综合治理,坚持法治与德治相互支持、相辅相成,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约束,运用公共道德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必须加强源头治理,注重掌握社会发展动态和社会问题苗头,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构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商量”平台与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民主协商在表达人民利益需求、解决社会问题与矛盾中的制度化作用。

    加强“精细化”公共服务,是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加强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的根本基础。建设人民满意的公共政府,归根到底在于政府要服务于民、取信于民。人民受益不受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归根到底是衡量行政体制改革成效、判断政府治理体系优劣的根本标准。在总体生活水平达到全面小康的新阶段,面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广泛性和多层次性,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尤其要在“精细化”上下功夫。所谓“精细化”公共服务,就是要紧紧抓住民生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制度短板,紧紧抓住影响人民生活改善的热点、难点和堵点问题,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既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又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既加快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又不断创造条件向着“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的高质量民生目标迈进。

    三、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构建和完善权责界限清晰、运行渠道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重要环节。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表明,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好,既有利于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有利于形成充分激发各个地方积极性的制度活力,形成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良好局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这是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化建设。

    厘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首先要维护中央权威,加强中央对国家发展的宏观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在这样重要发展时期,尤其要进一步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重大作用。实践反复表明,维护和加强中央权威,是运用制度威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最重要因素和最根本保障。中央政府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体现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的重要行政力量。当前尤其要适当加强中央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事权,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强化中央权威,同时要发挥地方积极性,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是国家行政行为和政府治理的基础,离人民群众最近,肩负着推进经济发展、协调社会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重任,政府职能履行得如何,政府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没有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担当精神,中央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就很难得到落实,人民群众的许多实际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精准脱贫实现共同富裕的光荣使命、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任务,尤其需要进一步调动地方积极性,勠力同心、奋勇前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和基层,积极性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倾向。在一些党员、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 “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讲话中尖锐指出的这些现象,无疑是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治理体系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制度的动力在于干部。只有充分激励广大国家行政人员牢记初心使命、振奋担当精神,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为官一任”的根本价值追求,以对人民负责作为行政行为的根本价值导向,我们才能有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创新,建设好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作者:包心鉴,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济南大学政法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房宁:如何理解中国政治道路的逻辑?

    三统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简单的说就是“三统一”。所谓的“三统一”,按政治语言说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一)党的领导:民主阶段认识的形成 简单的说,所谓党的领导,就是要集中国家的权力,实行工业化、现代化、战略性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和西方的不同有两个类型,一个是性质上不同。另一个是阶段。按西方的说法,我们目前处在工业化阶段,而西方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民主问题也是这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别。例如西方讲民主涉及到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但是我们在现阶段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就有点双开放。美国的民主一开始就有选举。但和后来的选举又不一样,有很多限制。美国从1789年就有了第一次竞争性的选举。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选。1800年,美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到了1840年,美国现代选举的要素基本上就具备了,一直到2016年,美国选举才有实质性变化,特朗普利用政治心理测绘学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做选民的行为干预,取得了成功。这是自1840年以来跨时代的——也许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是划时代的,或许真正宣布着民主的死亡。因为它可以精准的对每个人进行行为干预和思想干预。

  但是别的国家就不是这样。欧洲的大革命基本上不是双开放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又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是被选上皇帝的,历史上也有皇帝是民主产生的。他选总统得票率90%多,据说选皇帝得票率还要多1%。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法兰西第三帝国,它被德意志的帝国打败了。到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还是现在这个模式。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于1959年1月1日,现在这个体制确立于那个时候,而不是1789年。

  (二)民主的第二通道: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把民主变成权力和权利的二元结构来看,早期的民主在多数国家都是在工业化时期建立的,都是不开放权力的,也就是没有选举。不通过选举进行权力的建构,那么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开放和一定程度的自由。

  义乌1982年发生了“农妇告县官”,中年妇女和县书记吵起来,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大调查。1982年开始,义乌县委作决定“四允许”,义乌由此腾飞。1982年义乌县委的文件和明治维新时明治政府的文告语言是一样的。民主,邓小平讲的是调动积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预期”,是“四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等等。明治维新叫作“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明治维新有“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美国大使赖肖尔写日本人时对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其中的关键是第三条: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官就是皇家,武就是武士,就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庶民,就是农民,城市的市民,满足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使人心不倦,就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日本三十年得以崛起。

  后来我发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了抗日战争时候的民主。他说,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这和邓小平几十年后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对民主的理解就是一种形式,形式就是选举、言论等等。但是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功能那一层意义上时,才可能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掌权人,他怎么理解民主,以至于在各国的历史上,民主究竟其含义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体现为“三统一”。所谓的三统一,就是要把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其次要让权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权力都是收的。管制经济下,会给每个人安排工作,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经济单位,农村要政社合一,都是机械的。每个单位都是一个车间,每个人都是劳动人,而不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这样的体制被证明没有积极性,所以没有效率,所以要改成现在这样。所以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按学术语言来说,如果民主意味着两个通道,一个意义是通过政治参与通过选举,来建构权力,通过权力来建构规则和法律,政策制度等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给人民以权利的保障,形成有社会预期。制度是否民主,就是在于有没有预期。回到赖肖尔讲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改变了日本。它把日本从世袭为主要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决定地位的社会,促成了社会的价值转变,社会的指挥棒彻底变了。万类霜天竞自由。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一个大致可能的效果。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一样意味着从文革当中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变成了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地位。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都是如此。这意味着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这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

  (三)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叫民主与法制,也从文革中总结而来。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一是大家的意见没有得到发挥,不能够反映实际的情况,一错再错。没有法制意味着不稳定,不制度化,太容易变化。所以,邓小平说,民主的好处就是不能因为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三统一”不全是这个意思。当时的写法是,党领导要依法,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利要依法。现在的依法治国相当于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立的契约,实际上是党和人民关于领导体制的一个约定。

  党的领导明确了大事是共产党说了算,但是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实施。是说领导是按照我们公开约定的规则,也就是法律保护的政策来实施,而不是随意的,不是朝令夕改,不是不受监督、不可考察的。这就是依法治国的意思。

  ▍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 

  我接下来将对“三统一”做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阶段要实行这样一种制度。我认为这个制度是阶段性的,也是各国的经验。

  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状态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的关联可以用四个变化来连接:社会大流动,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身份大改变。放开了权利以后,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积极性就是追求财富,使人心不倦,满足各个阶级、各个集团、各个人的欲望。

  这里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经济社会,包括生产活动,经营活动,创造性的劳动三大类来实现意义。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纪念77级高考,有一部纪念片里有这一句话:“恢复高考是社会价值的转变”。其实不在于高考。高考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的本质是社会的分层。高考的本质是淘汰,是精英选拔机制。

  另一种是政治。就是通过正当的集体行动,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规则、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说生产性激励和分配性的激励。在工业化阶段,这个逻辑对应的比较好的体制就是关闭权力。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让很多人来参与其中,这就是分配性的激励。

  近年,我们的白皮书有一个重要变化。以前中国怎么讲民主,讲共产党的领导,是说共产党的优势:共产党是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顶在头上;共产党每个人都有牺牲精神,没有自己的私利。而现在是功能性的阐释,比如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一以贯之的实施。从客观上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关闭权力通道,开放利益。这效果就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激励。想实现的价值,实现美好新生活,只能通过受教育、经营性的活动、生产性的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而不能通过政治性,这就是中国道路的逻辑。

  ▍中国道路的经验

  还有一个逻辑是“利出一孔”,是管子的话。这一点源自传统的法律。“利出一孔”就是由于有一个权力中心,第一可以避免分配性的激励,同时它可以实现战略性的发展,这个更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整个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抑制性的环境中,作为加工基地的情况下怎么去脱颖而出、杀出重围、后来居上。因此,肯定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中国讲创新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模仿发达国家、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并不可行,因为他们是前,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因此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一)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

  中国怎么能够走出自己道路?可以说,依靠实行战略性发展,也就是邓小平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叫战略性发展呢?我们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四个问题。

  第一是建立规划。国家把事情统起来,制订五年计划。二是原始投资。政府来给第一桶金。资本主义第一桶金是羊吃人殖民战争来的,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人民革命不可能再残酷地剥夺某一部分人,也不能去抢外国。因此只能自己想办法,就用金融的手段,用借贷的手段,利用土地财政置换吸引外资的手段来解决。 第三就是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是世界学习的,中国被称为是一个建设大国也是从这儿来。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的经验都是搞开发区,因为都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过程中,旧城改造很难。新区开发比较好,可以集约化操作。这是中国经验。也是世界各国经验,但是中国做的最好。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开放改革的,它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开发、开放实验区。汕头、深圳就是这样来的。第四是软环境。法制、民主、教育等等提供了制度性服务软环境。

  (二)重点发展协商民主

  第二就是协商民主为重点,就是在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要以协商为主。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现在一方面需要民主,一方面又不能够开放全局,不能够加强竞争性。

  这个问题的推进首先是江在1991年提出来的,他在1991年的人大会上讲,有两种民主形式,一种叫选举民主,一种叫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和重点。”这意味着选举不是方向,不是重点。

  中国的民主需要和西方民主对比,才能够说得清楚。西方的民主是“点主子”。当时,西班牙的首相要跟着小布什去打伊拉克,西班牙的民众坚决反对。当时说80%的民意测验反对,后来就发生了马德里大爆炸。这非常典型:西方选举民主,选上谁,就要听谁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特朗普上台后,兑现了选举承诺的三大政策。第一条核心政策就是改变白人主从结构,开始修边境墙。第二,阻止难民大规模进入美国,墙修起后,他利用巡逻的方式来管。第三,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奖励福利,跟中国打贸易战。这里,主要的分歧是奥巴马医改。美国社会从来没有过这种分歧,但是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照样推进。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情况,它有民主,形式上是大家选的。

  而中国的选举只有一个出口,但是中国还是有民主的。当然,有人说这有点狡辩。政策民主意味着我们可以商量,可以在政策上体现结果,差别更多体现在程序上。当然,不完全如此。国会的民主体现在政治上,国会可以进行辩论,各种民意的测试,应该说,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是目前的选择适合我们现有阶段性。在我们不能够开放选举的情况下是代偿性的。

  (三)循序渐进地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第三,我们是权力渐进性,就是逐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的经验,当然也是意识形态。

  中国改变了政策,不是一下子改变的,参考了台湾地区的经验,第一是基层选举。第二就是宪章,也就是所谓的诉讼路线。选举是乡式选举,民进党利用选举来做政治动员,利用民主式的大选培养力量,形成队伍,制造舆论。宪章则存在更大的风险。通过法律手段,用一种合法的、精准的手段进行诉讼。简单的诉讼,什么叫宪政呢?宪政就是宪法的司法化。这里有理论问题: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它的政治价值、伦理。但是既然是个原则、价值,它就有方向,是管长远的;按照中国的政府数据,那么一管长远,就意味着不能够马上实施。而宪政主张、策略就在于要求立即实现宪法的诉求主张,就是要把宪法变成法律,把法律变成诉讼。

  我们来看看美国宪法。美国五大政治文件、立国之本中,第一就是独立宣言,宣扬平等、自由,人生而平等。然而,美国宪法居然保留了奴隶制,没有实现平权,直到通过宪法十四、十五修正案后,美国才在宪法层面上实现平权。美国宪法变成法律,由美国联邦制变成各种法律,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法律,是到了约翰逊的时候,去美国建国已经快有200年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一部宪法,一部基本法变成法律,法律再变成事实,这就是政府的发展,这就是政治道路,要走很漫长的。

  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要循序渐进,权利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法赋的。权利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渐赋予的,所以中国一定要很慎重,既不慢也不快。现在强调人民群众,强调以人为本位,强调把人民的利益,实际就是人民的诉求。如果晚,就会发生颜色革命。如果快,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危机。所以你要在时间到达的时候。

  (四)“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这个是中国经验。那么,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难道不能够顶层设计?其实是有顶层设计的。1949年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都是顶层设计。

  这里,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钱学森曾总结了一个理论,叫系统工程理论。他说,要搞科学、搞事业、搞经济,要有系统科学。这个系统科学实际上是三个问题:第一,要有总体设计部;第二,在总体设计的情况下,分步式设计;第三,把分步实施设计出来的部件再系统集成。钱学森曾经很喜欢香山会议,其中一个考量是,这个理论是否能运用在社会科学。

  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在整体设计中,必须是一个思路,不能有两个思路。但是社会科学领域很难是一个整体,是政治学上讲的利益综合——是各方面的利益,有各种力量参与。而一旦形成了体系以后,就会有排斥。新的因素进来和原有的制度政策会发生冲突。第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政策一旦实施,就形成结果,形成了利益,进而生成固化的结构。想改变并不容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当我们要改革,还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时候,我们首先确定什么不能改,所以才回到了这个逻辑。这是中国改革的大逻辑。在邓时期,在已经出现苗头的情况下,提出来我们有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之一是与时俱进。这就是说要做与时俱进的反应,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不能丢。今天我们把它叫风控,防风险,让它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摸着石头过河还有这层意思。

  ▍结语 所以“三统一”、协商民主为重点、循序渐进的发展人民的权利和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就是探索式的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四大经验。这样的经验支持了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道路不是教条,不是模式,而是需要有具体的经验、具体的操作规则来对应。由于只有坚持这些经验,在现阶段才能保障体制的有效性。这是一体的。

  不是说这样研究中国话语的时候,认为我们有一套,我们有这个办法,这就没有问题。这些东西是要不断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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