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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

[转贴自:央视网    点击数:183    更新时间:2020年01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释我们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成功道路、有效制度,深刻回答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问题,对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必将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以“两个维护”引领全党团结统一,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党风、政风、社风、民风为之一新,党心军心民心万众归心,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坚持走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继续巩固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以扎实的自我革命创造出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丰功伟绩。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纪违法问题,时刻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统筹联动让反腐败总体效果达到最大化;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体制,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为制度执行提供可靠保障。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稳妥、稳中求进,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

刘胜军:刘鹤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

    01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11 月 22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彭博社评论称:

  • 这篇逾 6000 字的文章给出了对上个月共产党理论变化的最权威解释之一。上个月,四中全会将市场经济拔高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 刘鹤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重申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承诺。

  02刘鹤文章要点摘录

  1. 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2. 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重要创新和发展

  3.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4.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5.《决定》首次增列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6.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项长期任务

  7. 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8. 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这是改善消费环境、倒逼供给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举措

  9.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只有产权得到平等、有效保护,市场主体才能放心投资

  10. 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11. 优化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是国家治理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03刘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容节选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并列,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做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对其他领域制度建设及国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响。

  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而重大变化。在资源配置方式方面,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破除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的思想教条,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把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有度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1979 - 201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4% ,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 2.9% 的增速。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背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制度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新时代经济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

  多年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在此基础上,着眼于新的实践和发展需要,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广泛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 二、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决定》对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1.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公有制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同时,还需要在一些重要领域继续深化改革。一是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出更大优越性。二是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完善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推进骨干员工持股制度,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激发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四是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加大对企业授权放权力度,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

  2.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环境,推动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一是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二是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推动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交往既坦荡真诚、真心实意靠前服务,又清白纯洁、守住底线、把握分寸,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三是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在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健全完善金融体系、平等放开市场准入等方面深化改革,推动政策落准、落细、落实。

  3.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抵押、担保等权能,保障农民集体资产权利,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二是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创新农业经营方式,丰富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 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既有利于鼓励先进,促进效率,最大限度激发活力,又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 完善初次分配制度

  《决定》强调了“知识、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决定》首次增列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反映了随着经济活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凸现,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新生产要素的重要变化。要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充分尊重科研、技术、管理人才,建立健全数据权属、公开、共享、交易规则,更好实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价值。

  2. 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

  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对部分国民收入进行的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节机制起作用。要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其中,强化税收调节很重要,特别是要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更好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济困扶弱的行为,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全社会公益慈善意识日渐增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3.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构建良好的分配秩序,形成正确的激励导向,有助于全社会弘扬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精神,主动通过自身劳动和努力去创造美好生活。为此,必须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将分配制度建立在法治的轨道之上。要遏制以权力、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取收入,将收入获取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要素贡献基础之上。

  4.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十分重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好发展质量效益、扩大人力资本、发挥企业家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建设技能型劳动者队伍等重大问题。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 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1. 完善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只有产权得到平等、有效保护,市场主体才能放心投资,市场交易才有前提条件。要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近年来,党中央推动一批典型涉企产权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起到了很好的稳定和改善预期作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侵权赔偿标准低等问题,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决定》还特别强调,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2.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

  我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市场决定商品价格基本实现全覆盖,但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存在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要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重点是在土地、金融、科技、数据等领域健全制度规则,深化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决定》提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明确了健全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点和方向。

  3.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只有竞争是公平的,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要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来协调相关政策。为此,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针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这一老大难问题,《决定》提出,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这是改善消费环境、倒逼供给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举措。

  4.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本要靠科技创新,必须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变化新形势下,《决定》突出强调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制度支撑。一是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以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抓手,加快建设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基础平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二是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5.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决定》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优化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布局,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是国家治理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决定》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区域协调发展赋予了新内涵,提出了重大思路性要求,对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具有深远意义。

  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决定》有关部分强调,要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程实:中国经济穿越周期之道

    以历史烛照未来,从长期洞悉短期。虽然经济周期难以消除,但是周期特征犹可塑造。“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基于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周期治理已经形成了“术”、“势”、“道”相结合的完备体系。

  第一,在“术”的层面,工具创新奠定调节周期的机制基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推陈出新,护航经济周期的平稳演进,双向推动了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第二,在“势”的层面,改革开放打造跨越周期的动力引擎。市场化改革与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建设,针对性地打破了核心发展瓶颈,继实现四十年“增长奇迹”之后,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第三,在“道”的层面,制度性优势则为“术”和“势”的落地生效提供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多重优势,有助于克服政策实践的种种阻力,系统性地降低破除利益藩篱的难度。立足于这一相对完善的治理体系,“减速增质”时代中国经济的稳定锚有望进一步得到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空间正在打开。

  精其“术”:工具创新是调节周期的机制基础

  在告别计划经济阶段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取代计划指令,成为调节增长型经济周期的核心工具。两大工具的不断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支撑了经济周期的平稳演进。

  其一,在财政政策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和相对薄弱的财政家底,财政政策在改革开放阶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在调控方法上,以增减财政支出为核心。在资金来源上,以土地财政作为重要补充,并与招商引资相互促进。在资金投向上,以“铁、公、机”等外溢性强的传统基建为发力点,并与房地产周期联动。这一体系有效弥补基础设施短板,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是兑现资源禀赋、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举措。

  但是,这一体系也逐步暴露出引发房地产市场过热、传统基建效益降低、“挤出”民间投资、抬高地方债务风险等弊端。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减速增质”阶段,财政政策的方法体系开始渐次转变:在调控方法上,重心从财政支出转向财政收入,大规模减税降费升至政策菜单前列;在资金来源上,土地财政渐次淡化,地方政府债务“开正门,堵偏门”;在资金投向上,民生保障和5G、特高压等“新基建”成为重点,而房地产市场逐步退出短期逆周期工具箱。这些转变适时匹配了防范债务风险、提振消费内需和激活微观活力的“增质”需求。

  其二,在货币政策方面,为适应改革开放阶段的新变化,货币政策工具因时而制地呈现以下特征:

  从外部来看,为了在快速对接国际市场的进程中保持币值稳定、抵御外部风险传导,外汇占款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途径,但是也制约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从内部来看,货币政策工具以粗放式、总量型的数量调控为主,并且价格调控又以直接设定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手段,提升了政策干预效力,但是存在政策成本过高、资金流向扭曲、难以精确化调控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矛盾从总量问题转移至结构问题,货币政策的调控模式亦顺势而变。

  从外部来看,伴随中国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变为“资本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灵活性增强。同时,得益于2005~2015年的多轮“汇改”,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生冲突舒缓,后者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解放。

  从内部来看,央行推出多种创新型工具,利用MLF(中期借贷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定向降准等措施,既稳定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亦实现流动性调控的期限精准化和方向精准化。此外,公开市场操作频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利率走廊的逐步建立,使央行能够对金融市场风险进行常态化“精确治理”,及时阻断市场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演变。得益于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从总量调控转向优化市场流动性、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结构布局,有效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

  变其“势”:改革开放是跨越周期的关键动力

  从相对落后的起点出发,中国经济何以从古典周期切换至增长周期,并实现跨越周期波动的稳健增长?我们认为,核心密钥在于通过坚持改革开放,针对性地突破核心瓶颈。回顾1978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和人口红利相对充足,但资本供给严重短缺,成为制约增长的核心瓶颈。为了打破瓶颈,上一轮改革开放双管齐下。

  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微观激励与国家意志同向而行,同步激活企业家精神和地方发展动力,驱动存量资本与资源要素、劳动力要素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对内开启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加速资本形成,对外积极吸引外资,引导国际资本流入,进而获得充沛的资本增量。伴随资本供给的持续扩大,中国既有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高效释放,最终实现要素驱动型的长期高速增长。得益于此,上一轮改革开放期间(1978~2017),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6%,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着眼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已并非资源投入总量,而在于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的动力之源,不在于扩大要素投入,而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针对新的瓶颈,十九大以来的改革部署综合运用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监管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的多重工具,其改革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力度之大、破立之深均为四十年来之罕见。以此为新起点,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有望引导中国经济完成“L”形筑底,并逐步凸显高质量发展的充沛潜力。

  守其“道”:制度优势是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所谓知易而行难,无论是工具创新还是改革开放,在政策实践中均不可避免地遭遇种种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独具的两大优势,是上述举措能够切实落地、治理周期的根本保障。

  其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力度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互为补充,广泛调动各经济主体的力量,共同突破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回顾历史,从宏观层面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到微观层面高铁网络、5G技术等战略支点的厚积薄发,均仰赖政府宏观政策、市场微观调节和各类型主体所形成的强大合力。

  从韧性来看,不断改革的国企和国资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压舱石,一方面削弱了市场逐利所催生的顺周期性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则避免了西方民粹主义氛围下的政策短视性和投机性,因此经济建设能够在周期波动中坚守方向、久久为功。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治理经验表明,无论微观市场主体的信用看似多么牢固,都可能在市场情绪和流动性的骤变之下产生链式崩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大政府”所兼具的财政信用、货币信用和政策信誉,是危机中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防浪堤。

  其二,攻坚克难突破藩篱。

  全球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成果累积,各层次利益藩篱亦日渐固化,进而阻滞改革步伐、形成路径依赖,最终放大顺周期性。对中国而言,从能力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监管层进行长跨度、全局性统筹规划的职能得到增强,从而能够以时间换取空间、以增量盘活存量、以点带面、分步协调的方式,有效调节改革过程中不同部门、行业、区域的利益冲突,系统性地降低了破除藩篱的难度。从实践来看,国企国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住房机制改革等重大改革的经年深化,均以“破立结合”、“疏堵并举”的方式优化了利益分配,未来亦将为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注入新红利,夯实经济周期中的稳定锚。

  以历史烛照未来,从长期洞悉短期。虽然经济周期难以消除,但是周期特征犹可塑造。七十年漫漫征程之中,中国经济延续着发展的两条主脉络。一方面,动中有进。增长型周期取代古典型周期成为主流,长趋势增长贯穿于短周期波动之中,已实现延绵数十载的“增长奇迹”。另一方面,动中有变。周期波动从“大起大落”转为“缓起缓落”,本质上是增长动力、发展模式和内外关系的革故鼎新。

  两条脉络均体现出“术”、“势”、“道”相结合的完备体系对周期治理的卓越成效。立足于这一体系,“减速增质”时代中国经济的内生稳定性有望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未来空间正在渐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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