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抗议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潮流，从美国、欧洲到亚洲，没有几个国家能够避开社会抗议运动。尽管社会抗议运动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但对任何社会来说，无论是对抗议者本身还是对社会整体，任何形式的社会抗议都是有成本的。对抗议者本身来说，除了极少数组织者可以获利之外，大多数参与者（包括旁观者）并没有获利，却要花费精力和时间。

　　社会抗议的组织者一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例如被逮捕和起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社会声望，获得日后从政的机会。多数人除了增加一些生活经验之外，则没有任何机会。对社会整体来说，社会抗议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正常运作（包括政府）产生负面影响。

　　对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如果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理解和化解当代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活动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抗议或许不可或缺，但一个社会也不能总是处于抗议状态。

　　从理解的角度来看，人们或许可以把社会抗议运动及其可能的结果，理解为自然界频繁发生的“堰塞湖现象”。堰塞湖是由火山熔岩流或地震活动等因素，引起山崩滑坡体等堵截河谷或河床后贮水而形成的湖泊。一般来说，堰塞湖的形成有四个过程：一是原有水系的存在；二是原有水系被堵塞物堵住；三是河谷、河床被堵塞后，流水聚集并且往四周漫溢；四是储水到一定程度便形成堰塞湖。

　　堰塞湖的堵塞物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也会受冲刷、侵蚀、溶解、崩塌等等。一旦堵塞物被破坏，湖水便漫溢而出，倾泻而下，形成洪灾。伴随次生灾害的不断出现，堰塞湖的水位可能会迅速上升，可能导致重大洪灾。灾区形成的堰塞湖一旦决口，后果严重，对下游形成洪峰，破坏性不亚于灾害的破坏力。

　　如果把社会抗议群体比喻成“堰塞湖”，就不难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尽管不想看到“堰塞湖”的出现，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堰塞湖”不可避免；同样，尽管很多人不想看到社会抗议，但社会抗议一直是人类社会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对人类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堰塞湖”是否会出现，而在于如何消解其所能产生的后果和灾难；同样，对统治者来说，问题并不在于社会抗议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如何利用社会抗议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来管控社会抗议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社会抗议运动本身也是可以有所启示的。抗议运动如同“堰塞湖”，内部充满变化动力。“堰塞湖”的形成只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本身没有任何目的；但“堰塞湖”本身的活动则有可能最终导致“堰塞湖”的“决堤”，最终导致其解体和消失；另一方面，社会抗议运动是有目的的，但因为其内部变化动力所致，社会抗议可能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自身的消失。

　　“发声”和“退出”的相互关系

　　对“堰塞湖”的处理，不管是用“外部手术”还是内部变化动力，人们都可以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对理解社会抗议运动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第一，“堰塞湖”内部的面积和水位深度，与其所能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面积越广、水位越深（高），内部的变化动力越强，对堵塞物所能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导致“决堤”。社会抗议也是如此。所有社会抗议都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引起的。很多抗议开始时可能只是抱怨，要求并不高；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社会抗议就可能消退了。

　　这是一种“一次一个要求”的抗议。不过，也有可能在一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出现了第二个或第三个要求，也就是说，抗议者的要求可能越来越高，直到不能满足为止。但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抗议者的积怨就会越来越深，对社会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大。

　　在不同政体下，社会抗议的“积怨”程度也会不同。在民主社会，因为社会抗议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而且风险不高，甚至没有风险，所以社会抗议经常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的忍受度一般极低，一旦对社会产生不满，就随意表达出来。不过，从经验来说，这种被人们广为称颂的社会抗议环境（例如组织自由、集会自由、民主等）并不见得有效，或者说，容易发生的社会抗议，其效果也相对无效。在很多社会，社会抗议已经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效果。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可以借用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出的“发声”和“退出”的概念来理解。赫希曼认为，当人们发现一个公司、组织或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的质量下降时，人们便开始“发声”（voice）或者“退出”（exit），以表示不满。“退出”很简单，就是离开，转而购买能够提供更好质量产品（服务）的公司、组织和国家。“发声”就是抱怨公司和组织，意在改进公司和组织所提供产品（服务）的质量；“退出”则不同，无论是间接的“退出”还是无意的“退出”，都会阻碍公司或组织去改善业绩。

　　因此，尽管“退出”和“发声”都是人们的选择，但结果很不相同。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矛盾，互相破坏，“退出”尤其能够破坏“发声”。如果“退出”很方便，很容易，“发声”就不容易发生，因为“发声”往往需要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例如，如果离婚足够简单，夫妻双方就很可能不会通过“发声”（沟通或和解）来挽救婚姻。在美国历史上，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因为西部开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所以与欧洲比较，美国并没有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

　　在很多情况下，“退出”的选择倾向于破坏“发声”。赫希曼认为，这可以用“水利模型”来表示，公司、组织和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的降低产生了社会抗议的压力，抗议的压力则会导致“发声”或“退出”；但如果通过“退出”选择所消解的压力越多，形成有效“发声”的机会就越小。

　　“退出”选择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民主社会抗议的无效。民主社会往往拥有多党制，权力在不同政党之间轮换。很多社会抗议往往具有“党派”性质，要么为党派所发动，要么为党派所利用。即使不具有党派色彩的社会抗议，其参与者的选择也相对简单。例如对党派A不满，就简单地选择“退出”，转而支持党派B或C。

　　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得社会抗议的强度不会那么大，但政治效用也相对减少。人们总是预期换一个政党执政情况会变好，他们的要求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满足。但问题是，由社会抗议者支持的政党一上台，也会面临同样的环境，反对党也会和原来的执政党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因此，政治权力在不同党派之间的转移尽管表达了民主性，或者说反映了社会抗议者的“声音”，但执政的实际效果不会得到改善。这导致人们所说的“几个都是烂苹果，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的情况。

　　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

　　与民主社会相比较，权力集中或学界所说的威权主义社会，到了社会抗议阶段往往已经是“深仇大恨”。在威权主义社会，“发声”往往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即使发出了“声音”，发声者面临的风险也很高，所以理性的人往往选择不“发声”，直到“不得不”发声为止，即到了不可忍受、非发声不可的时候。考虑到威权主义社会的民众也是最有忍耐力的，一旦到了“发声”的阶段，这个时候的“声音”往往是最激烈、最有破坏性。

　　不过，威权主义社会的“发声”不见得无效，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比民主社会更有效。这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先，威权主义国家的社会群体面临“退出”问题。这些国家要么是一党制国家，要么是一党独大国家。在前者，根本就不存在“退出”的选择，因为没有反对党的存在。唯一的“退出”就是向国外“移民”，但这个选择反而降低了对原来社会的压力，这种“退出”对原来的社会毫无益处。

　　在后者，因为一党独大，人们对合法存在的小党的效用存有怀疑，往往也不做“退出”的选择。这种局面决定了威权主义国家“发声”的“艺术”和“质量”。因为具有风险，人们就要讲究“发声”的艺术，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用的方式“发声”；而“发声”的艺术也往往提高“声音”的质量。

　　其次，执政者的忧虑和主动解决。威权也意味着责任。如果执政者足够理性，就必须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无论是一党制国家还是一党独大国家，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或者说，执政党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执政者深知“一旦发声便是深仇大恨”的道理，也深知“决堤”所能爆发出来的能量和所能造成的破坏，因此，为了避免大面积“决堤”现象的产生，执政党就必须主动“倾听”社会所发出的“声音”，主动解决问题，满足社会的需要。

　　唯一不同的是，“发声者”或“声音组织者”所面临的风险更高。因为执政党不希望现存“声音”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潜在的反对党），所以往往对这些角色实行高压管控政策。西方一般认为威权主义国家的“声音”无效，但这个论断并不符合经验证据，因为从经验来看，威权主义国家的诸多“声音”在一定条件下，也促成诸多有意义的实际政策变化，有些变化甚至较之民主国家更能反映社会的变化。

　　第二，“堰塞湖”内部和外部的水位落差关系。很简单，“堰塞湖”内部水位与外面水位落差越大，“决堤”时刻所产生的冲击力就越大；反之，两者的落差越小，“决堤”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决堤”，所造成的冲击力也不会太强烈。

　　社会运动的强度其实也是如此。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差异过大，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例如一个社会的民主化初期（也就是从没有民主到有民主的转型时期），社会运动往往很激烈，甚至很暴力；反之，如果社会运动所要求的东西和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差异不大，社会运动往往趋于平和，例如一个已经民主化的社会，社会运动（即要求更多的民主）不会像初期那样激烈和具有暴力性。

　　理解这种“落差关系”对执政者防止社会剧变、维持秩序也具有意义，即“落差”问题不仅可以解决，也可以预防；但如果被忽视、不去解决，日子久了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落差变得越来越大）。

　　其一，执政者可以对社会抗议进行“疏导”工作，正如可以人工炸掉“堰塞湖”的堵塞物。炸掉堵塞物就是让“堰塞湖”内部的水和外部的水融合在一起。如上所说，这里的“成本”就是如何处理社会抗议运动的组织者。其二，提高外部的水量，让外部的水位和“堰塞湖”内部的水位差不多一样高，使得内部水量对外部没有冲击力，甚至有可能高过内部水位，这样彻底消除“堰塞湖”。这种情形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还没有很成功的例子。

　　不过，这种现象并不难观察到。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因为内地经济落后，生活困难，人们大规模（非法）逃亡到香港，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准急剧提高，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形也可以应用到两岸关系。如果随着中国大陆的持续发展，各方面权利逐渐实现，香港、台湾和内地（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和台湾社会运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