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莫干山会议时，张维迎还是西北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我当时留校当老师。我们在大学是同班同学。当时维迎已经有点名气了，起因是他在莫干山会议，已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为钱正名》文章。这篇文章非常犀利，社会影响很大。价格双轨制的文章，也算是关于“钱”或者货币问题的一个延续。

　　莫干山会议是在1984年召开的。回忆起来，那种时候不少人似乎是抱着文革的心态搞改革，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浪潮，要赶快冲上去，慢了可要吃亏。改革的意义是以后逐步理解的。

　　维迎价格双轨制的这篇文章核心是讲一个“放”字。“放”本身是一个现象，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背后最重要的是对人的经济选择权的尊重。经济选择权就是对每个人的人力资本以及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如何配置的自由选择权。计划经济最缺的正是这个经济选择权，以后改革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今后我们依然要面对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想不想、能不能把这个权利“放”出去。这是个核心问题。

　　哈耶克的市场理论讲得很清楚，应该让真正在第一线了解情况、拥有知识的人自己做出决策，同时拥有权利、承担风险，这个经济才是有效率的。如何使不同的个体之间连接起来，靠的是价格。价格背后以自由选择权为基础，两个拥有自由选择权的人“一致同意”，才能达成交易。这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东西。

　　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些改革是要打引号的。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应该是以尊重并保障个人自由选择权为基础，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经济秩序局部看似乎可以设计，但在长时间内，是自然演进的，而非预先设计的。就像下棋一样，只能看到两三步，高手能看到五六步，再往后就看不出来的，只能顺势而为。

　　当时对双轨制的讨论，有一种观点叫调放结合，也很有意思，可能是理想和现实的妥协，也体现了给市场演化留出机会的智慧。在市场化价格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怎么形成交易机制，这就需要一个演化空间。调放结合，但一步步少调多放，最终全放，走向市场化价格的单轨。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进步有目共睹，很多变化放在当初是无法想象的。但大家对改革的市场化方向能不能坚持，还是有一些担忧或疑虑。全球化也面临二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压力，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正经历着压力测试。我们需要观察，那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是变不了的，是可以留下来的。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中美贸易冲突。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市场行为，是一家家企业、一件件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活动，交易的前提是“一致同意”，同意的前提是对大家都有好处，你吃亏我占便宜是不会成交的。打贸易战，一刀砍下去，如果只是一方疼，另一方不疼，那个交易本来就不会发生的。中美经济总量占到全球40%，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可以说是一些年来全球化最重要的成果。如果能够轻易脱钩，那就说明原本的那个全球化逻辑是靠不住的。

　　再一个是民营经济发展。去年民营企业出现预期不稳的问题，有些舆论出来，民营企业人心不稳。政府很快采取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已经不是当初拾遗补缺的角色，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五六七八九”的作用。民营经济好，国家经济不会差，民营经济不好，国家经济一定会出问题，二者已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能变，也变不了。

　　还有资本市场问题。资本市场是拿货币投票的地方，对政策是不是满意，预期如何，都会反映到股价变动上。美国的特朗普总统也非常看重资本市场。

　　站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去重新审视维迎35年写的这篇文章，核心价值还是那个“放”。我们面临着不少难题，还是要按照这个思路去解决。比如，大家都很关心的农村土地市场问题，有的同志担心农民土地进入市场，农民利益会受损。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交易，才能形成合理价格，农民利益有多少才能搞清楚。不允许土地交易，农民利益是多少都不清楚，谈何保护。

　　今后一些年，大都市圈范围内的城乡结合部，是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最大的地方。这些潜能要释放出来，前提就是要逐步放开土地市场，使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能够自由流动，按照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进行配置。

　　还有一个领域，是我们正在开展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研究，以往总是要计算出一个价格，或者人为确定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写个论文或报告还可以，在实践中是不起作用的，真正的价格是交易出来的。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素市场，要素市场至少有一半还没有放开，如何推动这方面的改革，深层的问题依然是能不能真正给市场主体自由选择权，价格通过市场交易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