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出生的那年，1723年，是大清雍正皇帝登基的元年，帝国在4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是华夏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到冬季，雍正帝下令把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国，大小教堂要么拆毁，要么改为病院，一个与世界潮流无关的、独断而农耕繁荣的时代开始了。

　　在欧洲，以“理性”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正进入如火如荼的时刻，人们开始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免于专断权力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贸易的自由以及审美反应的自由。用康德的话说，人类第一次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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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斯密是一个遗腹子，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他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终身未婚，个性腼腆、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 他未满15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18岁就读于牛津大学，28岁被聘任为正教授。36岁时，斯密出版第一本著作，便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他生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在1753年，也就是亚当·斯密三十岁的时候，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谷物净出口国，其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原始工业经济中应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技术，而到亚当·斯密去世的1790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17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

　　实际上，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器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预言，而亚当·斯密的一生正是此言的最好注脚。

　　不过，正如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中所断言的，“亚当·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

　　但是，这位苏格兰税务官之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历史的轨道快速转切的间歇，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财富主张，重构了人们对经济行为的认知，从而在实际的意义上创造了现代经济学这一门专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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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也是在这一年，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这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如同两把手术刀，在旧时代的身上剖出了一个新生儿。

　　在亚当·斯密出现之前，经济学是作为一门子学科依附于哲学或伦理学的体系之内。管理学则是在1940年代之后，才由彼得·德鲁克等人将之细分为独立的学科。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首先出现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国富论》，时间要再早十七年。

　　在他去世一百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巨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斯密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仍然统治着人们的思维，前者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后者则把财富的全部秘密都托付给土地。

　　亚当·斯密第一次定义了生产的三大要素：劳动、土地和资本。在他看来，是资本而不是其他——带来了市场，进而促进了劳动分工的扩展，资本的投入导致市场扩张，而后者反过来也带来更多的利润和投资，所谓的“资本主义”便是从这个定义延展出来的概念。

　　在经济行为的动力研究上，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般的论断。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不是来自于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是利己之心，是每一个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

　　人们从事劳动，未必抱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是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里，“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这种以利己心为基础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统一，是贯穿整部《国富论》的基本哲学思想。如后世学者所言，“斯密的经济人，那个只顾自己利益而无意之中却创造公共善的人，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来说，是让人觉得自在又熟悉的人物。”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亚当·斯密在全书的第一句便开宗明义地写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提高，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提高财富生产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劳动分工。

　　在描述劳动分工如何增加生产力的时候，斯密识别了三大动因：工人熟练度的提升、工人专注于单一物件将更有效率、大量的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他把发明创造视为一种增量进步，这种进步源自于市场扩张和劳动分工过程中几乎自动相伴而生的盈利性可能。

　　在人类财富史上，亚当·斯密不是第一个提出劳动分工的人。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国山东地区的管仲便提出了“四民分业”的职业分工原则，认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

　　台湾学者赵冈据此论证“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不过，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却是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和资本形态的前提下，并进行了更为结构性的定义。他认为，劳动分工源自交易的力量，所以，分工的程度决定于这种力量的大小和强弱。任何一个行业，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将越细，这叫做“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在经济学上，它被称为“斯密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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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亚当·斯密终其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欧洲——他常年定居英伦半岛，曾去法国游历三年，但是，他显然是一个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人，而这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理论天赋。

　　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讨论了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帝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在他看来，一个主权国家只有三个责任需要履行，“第一，保护社会免于暴乱和其他国家侵略的责任，第二，保护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免遭其他社会成员施与的不义或压迫的责任；第三，建立并维持一定量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责任。”

　　从这些观点可以发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首先是现代意识诞生的过程，而不是其他。

　　在现代经济学史上，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是公认的奠基人之一。休谟比斯密年长12岁，他们在1739年相识，此后互相影响，共同构建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斯密还忠诚地担任了休谟的遗嘱执行人。

　　就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一样，《国富论》并不是一本体系严谨的论著，它充满了经验主义的气质，很多论述明显带有启蒙意味，但它确乎覆盖了所有的经济学基础性命题。在后来的时间里，“它在为某一学派的理论提供依据的同时，又为其反对派提供了同样有力的说明”。（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

　　亚当·斯密不是一个书斋型学者。在格拉斯哥大学当教授时，他就同时负责学校的行政事务，晚年，他还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他在这两个岗位上获得的报酬是教授年薪的二十倍。在这一点上，他与日后的理论劲敌凯恩斯倒颇为相似。

　　在学术上，斯密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尽管他的很多观点都博采自其同时代很多高人，可是他却避免引用他们的著述，这在经济学说史上非常罕见。当然此等举动也容易引起一些争议，譬如马克思就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揭发”说，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恶行，公共利益》的注释”。

　　亚当·斯密终生与寡母相依为命，世俗生活富足而单调，他把所有的人间荣誉都寄托于学术。到他去世时，《道德情操论》出了六版，《国富论》出了五版。他自以为已经解决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经济问题，于是，在生命的最后弥留时刻，他嘱咐朋友和学生当着他的面，销毁了所有的未刊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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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2年严复的文言文版，名为《原富》。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以白话文再译，定名为《国富论》。

　　就全书内容而言，似乎还是严复的书名更近本意，郭王版很容易被曲解为这是一部关于国家富强或国家资本主义的专著——而这正是193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恰恰相反的是，亚当·斯密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所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被认为是“自由企业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