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欧美名校招生中丑闻引发不少关注。其实,这只是一些常青藤学校招生内幕一角。一些精英学校招生,即使做到没有舞弊,本身也绝不是绝对平等的,成绩之外还有其他多重考虑。比如2018年哈佛入学本科生中,大概接近四成与毕业校友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这类新闻,对于望子成龙的中国软阶层冲击不小。很自然的,不少人觉得不公平。有的观点,甚至感叹,当下高等教育还不如历史上的科举平等。不过,换一个角度,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绝对的平等,也许未必一定是最优选项。历史上最平等选拔体制之一,大概正是中国科举。看起来平等的科举,其运行与结果如何,也许可以提供一定参考与反思。
科举是古代中国的密码
科举,是历史悠久的制度,运行一千多年。这不仅仅关系到选拔人才,其实和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紧密嵌合。从科举入手,我们可以借此一窥中国历史变迁。尤其,海外研究者的视角,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别开生面的门。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的科举研究,就属于此类。他的《科举》一书,是面对大众的普及读物,在日本出版之后却经久不衰,甚至在韩国还出现盗版。这也并不奇怪,科举制度也许终结了,科举精神却始终存在于中国甚至东亚体制之内。
宫崎市定出生于1901年,是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传人,上一代则是京都大学内藤湖南、桑原隲蔵等人。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几次推荐他的书。可以说,宫崎市定的中国历史研究,不仅在日本首屈一指,在世界范围也得到认可。他本人,也曾获得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法国“儒莲奖”。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对于中国带有亲近与感情,宫崎市定来过中国,不过因为机缘不巧,没有常驻。或许正因为这份疏离,使得他的研究分外冷静。《科举》一书,非常薄,但却体现了非常清晰和扎实的研究水准,在保持中立之余,能体察入微。
可以说,科举文化,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密码,影响了传统的文人政治与官僚国家。真正理解科举,也真正理解了中国历史。科举的意义,首先在于王朝的合法性,它黏合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有益于获得中小地主的支持。反过来说,在历史上因为屡试不中而爆发叛乱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唐代的黄巢、清代的洪秀全等人。
由此可见,科举有其合理性,但是换个角度,今天看历史,更应该思考其局限性。
科举改造了唐宋社会
我们谈唐宋,往往总是连在一起说,其实唐和宋未必等同,唐宋之间的中国社会存在巨大不同,日本学界有唐宋变革的说法,钱穆先生也说,“唐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平等的, 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平等的, 唐以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是两面的,宋以后是一面的”。
这种变化,有政治疆域文化的变化,但科举无疑充当了重要角色。科举从隋唐上路,到宋代成型,可以说看起越来越公平。明清科举也基本演习了宋的格局。 甚至,宋代士大夫地位也是中国最高,达到皇帝与士大夫“同治天下”理念也形成于此,一扫晚唐五代武将占优的局面。这方面《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 : 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方震华)与《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寺地遵 ),提供了不少深入分析,可以参考。
士大夫主要以科举作为标准,不看门阀,看起来是平等,但其但是这种平等,也隐含了不菲的代价。
首先,那就是整个社会的过度竞争与重复竞争。现在学生都抱怨高考压力大,但是这种压力比起科举,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科举的竞争,几乎从怀孕阶段就开始了。孕妇使用的铜镜背后,往往有“五子登科”这样的吉祥话,胎教也往往和《诗经》有关。更重要的是,科举只能是男性参加,所以要尽量生出儿子,否则即使有女儿,也往往被看作没有子嗣。不少小孩子三周岁的时候,就开始启蒙。
正式科举,简单说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印刷术等普及,宋代之后考试的人太多,往往中间又会穿插着各种非正式的加试。戏文中常说的十年寒窗苦读,往往低估了考试难度,科举可以说是对于记忆力、才华、体力、运气等是综合考核,称为考试地狱毫不夸张。
科举的淘汰率非常高,在唐代已经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味着五十获得进士,已经算早了。宋代是科举全面兴盛时代,京城一级的贡举是五十取一人。到明代,进士比例大概是三千人取一人。但是,我们要明白,能够参加考试的人,往往需要准备多年,不仅本人需要多年训练,而且家庭起码具备一定资格。
不过,科举成功之后,却有巨大回报。在宋代之后文人政治中,科举出身成为新贵不二法门。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说法,开始流行。
高度竞争之下,科举的平等,看起来是对所有人打开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其实,却可能使得社会迈向了封闭竞争的不归路。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科举的胜利者,只是少数人,甚至带有博彩性质。然而,因为科举巨大回报,整个社会几乎牵扯其中,这对于社会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智力和财富浪费。其次,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这基本意味着,只有为科举准备的读书,才受到推崇。这对其他行业的凋敝可想而知,这对于科技和行业等积累,冲击不言自明,明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这样情况下,根本长不大。
这种情况下,讨论科举考什么,其实已经不太重要。在科举走过的世界,其实导致整个社会变得简单,丧失其丰富性。
更不用说,科举也造成社会文化的恶性扭曲。在这样严苛的选拔下,入选者在多年准备过程中,绝不是孤军奋战。可以说,往往不得不依靠亲人与家族。如此一来,当官后如果不做回报,其实反而是不符合人情,那么自然造成了发达之后的敛财,这对于官场的腐败可以说影响不小。
科举导致皇权集中
科举的后果,更在于对于权力结构的改变。
科举是谁发明的?今天很多人以为科举出自唐朝或者隋炀帝,甚至百度百科词条也是如此记录。宫崎市定纠正这一流行错误,指出科举其实来自隋炀帝的父亲隋文帝。
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从政治背景考验科举,可以看出更多。科举一开始的真正定位,就不仅仅是为了选贤任能,要点还在于抗衡门阀政治。隋唐之际,还是带有南北朝门阀政治遗风,门阀大族往往垄断了高位,其政治力量之强大,甚至皇权也忌惮几分。科举是皇帝的一次尝试,希望借助选贤任能的平等机制,绕开世家大族形成的寡头垄断,与不属于世家大族的中小地主结盟,攫取更大的专断权力。
平民官僚对世家门阀的替代过程,需要几代人甚至数百年的时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曾经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但是实际上,当时重要职位还不是科举新人。甚至直到唐玄宗贞观年间,只有三分之一的丞相是进士出身。到了唐代晚年,基本五分之三的丞相是进士出身。随着门阀和大家族在唐代战乱中毁灭,宋代基本就是科举赢家的天下了。明清时代,情况更是进一步恶化。
大致来说,从隋唐到元明清,科举是越来越公平,世家大族和达官贵人能够施加的影响也越来越有限。古代科举非常严肃,仪式感十足,全社会给予的重视非常之大,比如进京赶考的舟车会写着“奉旨礼部会试”,一路会得到官府优待,优先通行。科举自然不时也有舞弊,但多数情况下,科举做到了平等,对舞弊的惩罚也很重。
可见,科举的好处,自然就是公平,这也为中国唐宋之后文人政府与平民社会奠定基础。不过,从政治角度考察,绝对公平的科举,让没有家庭背景的举人们如过江之鲫汇集朝廷,完成人生的龙门之跃,一朝而为人上人,只不过这一所得完全基于皇权,也绝不缺乏替代者。如此发迹的平民官僚,比起世家大族,面对皇权,自然远为弱势,也构成了科举发明以来,中国皇权专制愈益恶化的客观助力。
中国人谈人生,有所谓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四大喜事,有递进关系,最大喜事其实还是金榜题名。即使结婚,也是“小登科”,还是比起真正的科举“登科”稍逊一筹。这里的“金榜”,不是真正黄金的榜单,而是最后的进士名单,往往用黄色纸来写,上门又盖着天子印玺,所以叫金榜。
金榜题名,看来何等荣耀,进士也总是以天子门生自居。这背后,表面看是重视,其实是防止主考官与这些新进士结成密切关系。本质上,其实是天子权力日益增加,侵蚀主考官的地位。对科举的诸多仪式感推崇,看起来是尊重知识,其实本质是给旧有核心官僚以压力,培养新的竞争者。
赢家,确实只有天子一人。矛盾的是,皇帝在集中越来越多权力的同时,自身能力却未见提升,当没有人足以分担他的压力时候,其结果又如何?帝国的脆弱性,往往就在皇帝本人身上。这是作为局外人的宫崎市定没有说的话,却是我们这些国人,不得不反思的问题。
科举,是一种终身制
《科举》之书在日本广受欢迎,背景在于战后日本韩国也建立了日益严苛的考试制度与文化,无论入学还是就业。对比美国大学的宽进严出,日本等东亚国家更多是严进宽出。
宫崎市定敏锐地指出,科举官僚和日本大企业,其实都是同一类型,那就是提供终身雇佣制,甚至从学生开始就已如此,大学很少因为学生学业荒疏而开除学生。宫崎市定这一观察,道出了日本战后社会日益暮气沉沉的部分原因,终身雇佣制看起来是铁饭碗,其实也剥夺了人的就业自由,甚至人格自由。日本引进考试制度不过几十年,如此之短的时间,日本的社会变迁尚且如此;如果放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历史上,那么科举对于塑造中国社会的作用可想而知。
科举,已经是历史。当然,社会发展到今天,高等教育越来越向大众敞开。在这个过程中,表面的阶层壁垒,因为政治不正确的抗议而逐渐消融,实质的阶层壁垒,却仍旧存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名校舞弊,只是这个不平等过程中冰山一角。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彻底否认高等教育自主选拔机制。尤其,不应该走到另一个极端,盲目呼吁绝对的平等制度。
从科举的故事,可以提供不少经验,绝对平等选拔的结果,未必那么美好。阶层社会自然有碍观瞻,听起来也很可怕,但是另一极端,绝对的平等中,高校等独立机构消失,人沦为原子化存在,这种无差别社会,或许更加可怕。即使在最讲究美国梦的美国,也有人呼吁,承认阶层社会的现实。幸运与不幸,我们又处于一个变化关口,理想化的社会结构,远未成为现实,这恐怕也恰是历史尚未终结的最好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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