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三反”

　　今天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读了袁伟时老师《“五四”百年之际的铭记与反思》一文，心里跳出来的，是“五四”的“三反”与邓小平的历史转向。

　　“五四”运动的思想导向，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及政治导向，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五四”运动的思想导向是什么？就是“三反”：反列强，反儒教，反基督教。

　　我们分析一下“五四”运动中“三反”的源起及结果。

　　反列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于1914年8月23日对德宣战，迅速占有德国在中国山东势力范围。

　　1917年，中国政府以要求德国归还山东为条件，加入了协约国，向协约国军队派出14万劳工赴欧洲提供劳务。

　　1918年协约国胜利。1919年巴黎和会中，协约国列强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利转给日本。中国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诸多抗议，其中一条要求将日本所占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归还中国，但协约国列强不理会中国代表的抗议，仍然执意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划入日本势力范围，那是中国受西方列强歧视欺辱的时代。

　　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对协约国胜利做出了劳工服务的贡献，但欧美列强仍然支持日本占有原德国在山东势力范围，等于是支持日本进一步吞并中国。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签约），北京大学等高校3000多学生上街抗议，教师和商界纷纷支持，“五四”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政府拒绝签订《凡尔赛和约》。

　　“五四”运动反西方列强的思想是中国近代史的必然产物。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先后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失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等。

　　如果说欧美列强逼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着眼于通商和治外法权，并非着眼中国领土的吞并，但日本和俄国，则对中国有着明确的领土吞并野心。

　　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打败中国，继而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成了二十世纪初有可能吞并中国的最危险的敌人。巴黎和会西方列强支持日本占有原德国在山东享有的殖民权利，是拿中国土地喂日本狼。

　　强权欺凌，必须外抗强权，这是天然正义。“五四”运动是学生、知识分子发起的外抗强权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霸权盛行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影响。

　　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刊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提法广为流传，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意识，他们渴望吸收一切有利于强国保种的力量。外抗强权具有天然正义，但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被西方列强殖民的民族屈辱，使多数“五四”中国人有着对西方列强的深度敌意。“科学与民主”的提法，表达的是向西方列强学习以强大自己，向敌人学习以抵抗敌人的心态。

　　但是，欺辱过你的人，就算很强大，在你心中也缺少一种道德力量。模仿强大而缺德的国家，人们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心理障碍？就算是依靠西方兴起的中国国民党，也有一种内在的民族主义倾向。孙中山在遗嘱中说：

　　“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列强愿平等对待中国人。无论今天我们如何看到清政府的愚蠢落后和西方列强带来的进步，我们仍然得承认，那时的西方列强就是缺德，他们蔑视和欺辱中国人。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兴起，进入西方列强行列，生发吞并中国之心，对中国人也最为凶狠。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华特权，在宣传上切断了新苏联与沙俄的外交历史的关联。这对中国的知识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条对中国平等友善的、反西方列强的、强大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支撑，既提供了民族解放的现实支撑，也提供了实现大同世界的远景梦想，是不是？

　　对“五四”知识人来说，前期的“科学与民主”口号不是目标本身，只是外抗强权、强国保种的手段，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径。就算倡导个人自由的胡适，也没有把自由视为目标，仍然只是把个人自由视为使国家富强的手段。”五四“知识人心中，都承受着国家民族屈辱的重压。

　　十月革命送来的是新兴苏联社会主义新势力阵营的召唤，当时的苏联，有足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力量推动相当一批中国知识人的左倾化与红色化。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人相信，这是一条从思想到组织都最有可能抗衡西方强权的力量。于是，“科学与民主”让位于“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强权对抗西方殖民强权，自然成为许多知识人的首要选项。

　　反儒教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五四”运动的文化取向。主流的“五四”知识人如胡适、陈独秀等，都将中国的国力弱小及国民衰弱归罪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打倒孔家店”是恢复中国强盛的前提。

　　“五四”知识人多是焦燥的、短视的，是希望迅速使国家强大的，是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的。如果按“五四”知识人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的心态，犹太人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必要保留他们的犹太教。公元前587年，新巴比伦毁灭犹太王国，摧毁犹太第一圣殿，犹太人被流亡到巴比伦。公元70年，罗马人烧毁犹太第二圣殿，犹太人失去祖国，漂流世界。但犹太人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并且全力在希腊、罗马文化的新环境中不断更新解读，使犹太教神学进入世界一流的思想层面。犹太教迄今仍是犹太人信仰认同和凝聚力的核心。与此相反，中国人在世界上，却演变成了一个缺少自我文化认同、缺少文化礼仪和族群凝聚力的文化弱势族群。

　　犹太知识人是宗教化的，是用信仰存亡的眼光去看待传统。中国知识人是政治化的，是用政治得失的眼光去看传统。在文化精神传承和新的创造上，中国知识人的远见和执着远不如犹太知识人。

　　要注意的的是，”五四“中国知识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并不意味着要打倒全部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主流知识人除了对儒教有着共同的敌意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其他学派则表达了好感。如：梁启超盛赞墨家，认为墨子是中国最伟大的人；严复、胡适则倡导道家，认为道家思想是中国自由思想的本土资源；更多的人赞美法家，认为要富国强兵，唯有法家。

　　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吴虞在《道家法家皆反旧道德说》一文中就认为：“商君是要使国人尽同胞的义务，从国家主权者绝对的命令对外去压服敌人，开拓疆土，以占优胜的大政治家。”

　　青年毛泽东1912年6月的论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盛赞商鞅法家，认为“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五四”思想运动，是多种思想倾向出现、相互搏弈组合并争夺主导权的过程。这种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结构有潜在的导向作用，影响着“五四”中国人的对外选择。人们是站立在传统心理倾向上，去向外寻求与原有心理结构匹配的外来思想。站在道家思想立场上的，倾向于选择西方自由主义，如胡适等人；站在法家思想立场的，倾向于选择社会主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高度赞美法家，甚至把“五四”运动思想斗争简化为“儒法斗争”，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从中国本土思想斗争角度看，”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法家兴起，战胜了儒家、道家等其他学派，法家思想对接马列主义最后上升到支配地位。

　　反基督教

　　公众不太了解的，是“五四运动”还有一笔重彩，即“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反基督教运动。

　　“五四运动”同时是一场反基督教运动，学术上被称为“民国非基督教运动”。中国知识界及学生运动活跃分子中各派人物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基督教。有名的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无一例外站在反基督教立场上。

　　1922年2月7日，上海一些学生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十一次大会，发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

　　1922年3月20日 ，北京大学学生召开“非宗教大同盟”大会。3月28日颁布《非宗教大同盟简章》。

　　4月4日李大钊等人发表《非宗教宣言》，以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基督教。

　　5月10日 ， 蔡元培、李大钊等三十多人被推举为“非宗教大同盟”干事，“非基运动”从此成为学界主流运动。

　　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背景人物，“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是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蔡元培早在1912年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明确提出宗教与教育不能并立。蔡元培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在国民政府中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院长，他认同“非基运动”收回教育主权观念，全力排斥教会对教育的影响。中国思想教育界的“非基”思想运动对基督教的打压，直到1928年蒋介石掌控国民党后才逐渐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知识人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有不同态度，但在反对基督教上， 他们却站在了统一战线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五四”知识人联手反基督教，是反列强思想在宗教上的延伸，也是苏联力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表现。

　　研究“五四”运动后期“非基运动”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只有极少数学者反对“非基运动”，例如北京大学的周作人（鲁迅弟弟）和钱玄同等，他们不是从认同基督教角度，而是从宗教自由角度思考的。周作人认为，“非宗教大同盟”对基督教的态度不理性，预示着“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倡导者们，对西方的理解还比较肤浅。他们不明白，西方民主、法治的精神根基就在基督教新教传统中。

　　“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和“非基运动”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结局就是以后几十年传统文化被破坏和基督教被禁止，而新文化运动的余音最后就表现为“文化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后期的”非基运动“有点像中国教育思想界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起于乡绅拳民与基督教民的矛盾，表现在十九世纪后期各种攻打教堂杀害教民的教案事件。1900年清政府开始肯定和支持义和团运动，于1900年5月25日对八国宣战。义和团运动1901年的终结和教育界“非基运动”在1922年左右兴起，有20年左右的时间差。

　　义和团的思想资源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中“非基运动”的思想资源是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非基运动”以学者和学生为主体，比拳民和乡绅们的义和团运动显得文雅，但历史影响则更为深远。

　　受“五四”运动“三反”思想导向影响的老师学生们转入政治，就是后来中国政治现实的演化方向。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反列强、反儒教、反基督教”的思想导向后来在中国大地上的不断现实化。持续“三反”的结果，我们都知道。

　　思想的导向决定现实的导向，而不是相反。

　　邓小平改革的历史转向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孙中山、蒋介石等人似乎不在“五四”运动的“三反”路径中，他们仍然保有对儒家的喜爱，他们在文化取向上走向了基督教，在制度取向上走向西方，他们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及西方宪政的融合，他们某种程度上站在了“五四”运动时期“三反”主流思想的对立面。

　　“五四”运动的“三反”的思想导向，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才开始发生松动。

　　孙中山本不在“五四”运动的“三反”路径中，邓小平则是领着中国告别“三反”、别走新路的政治领袖。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邓小平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外抗强权”转变成了“外合强权”，实现了从对抗西方到与西方合作的历史转向，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四十多年的增长。同时，在宗教文化政策上，也松动了“反儒家”和“反基督教”的强硬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恢复，基督教有所发展，中国有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社会正向巨变。

　　回顾“五四”运动百年，近四十多年来，中国逐渐被告别“三反”的思想导向所支配，这期间，也偶有反复。放眼未来，中国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导向？

　　历史在演变，西方不再是“五四”时期的西方，中国也不再是“五四”时期的中国。“五四”百年，百年选择的好好坏坏，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展望未来百年，我们该有什么样的选择？该开出什么样的新路？

　　“反者道之动”，过去百年“三反”。未来百年，或许应是“三合”，与西方合作、与传统结合、与基督教融合。与世界各国公平竞争，保护文化自由探索、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自由开放中的中国人会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相信天佑中华，相信自由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