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作为知识公民安身立命的居所，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养成现代公民。现代公民的培养是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个重要目标。作为现代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成员，应当具有责任感，秉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与批判态度，特别是要心怀深切的道德关怀，对于人性怀持同情的自我意识。▲

　　让大学成为大学

　　问：可否请您从整体上谈一谈大学应该怎样培养学生？

　　答：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晚近以来，现代大学教育确实经历了一个从博雅教育到职业教育的转变过程。传统的大学，施行的是养成人格、传承文明的博雅教育，但是后来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弥漫整个社会，生计的追求超过了求知的指向，大学教育仅仅成了职业培训，大学沦为职业教育的场所。不过，即便如此，此种professional education 并非等同于通常所谓职业学院的“职教”，更非“学电脑，到新华”之类的技术培训，而是高端专业人才的训育，亦为常识。技术发明与应用，大学能做，企业研发中心同样能作，甚至做得更好。但涉关整个社会建制、人文生态与文明传承的博雅教育，则非大学不可。而且，并非所有大学均以成为职业养成之所自相担当。相反，只要是大学，均应是，而且首先是博雅教育与科学探索的殿堂。特别是一流大学，更且如此。而一个国家，特别是具有悠久而宏阔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必需要有若干所这样的一流大学。还有，大学作为知识公民安身立命的居所，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养成现代公民。现代公民的培养是大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个重要目标。作为现代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成员，应当具有责任感，秉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与批判态度，特别是要心怀深切的道德关怀，对于人性怀持同情的自我意识。凡此均为现代公民的心性与心智所在，大学教育怎能不念兹在兹呢！为此目的，教授治校与学生自治，即落实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和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乃是必由之路。

　　问：您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除开经费匮乏、管理落后、教师整体水准有待提高等等问题，至少，目前中国大学还遭遇到三重困境：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市场经济鼓动的拜金主义冲击和毕业生就业难。在此三重困境冲击下，中国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不在于经费投入，甚至也不在于“培养方式”和“就业率”等等“技巧性”问题。因为经费再多，而所用不当，抵不住庞大行政官僚系统的开支需求，类于当年国企的“一年拼命干，挣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也是枉然。可能有的官员对于在下此言不悦，牙痒痒。看官，只要审计一下决算，看看每年大学经费中行政官僚系统的开支，包括吃喝费用的比例，则一切了然，何须多费口舌。

　　一言以蔽之，中国高等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让大学成为大学”，即如何依循高等教育之道，让大学作为独立自尊的存在，获得自主发展的条件。否则，一切免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发展，无改革”，已有的所谓改革，大多是行政旨意下的瞎动，“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其结果是，大学外延逐渐扩大，而内涵方面，与世界主要国家的优秀大学的差距不是缩小了，相反却扩大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警怵。

　　目前，我国在大学理念、课程设置、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的总体模式等方方面面，实行高度的行政性垄断。它使得大学成为等因奉此的行政体制中的一个下级机构，一个全然毫无独立自尊品格的“巨型国营单位”。大学的行政首长产生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因而，他无需对大学负责，而是对任命他的上级负责，大学对他也就没有多少约束力。即便众目睽睽，而“目不识丁”，让大学蒙羞，不也官照做吗？在此情形下，教授们成为一整套“管理”体系下的教书匠。所谓的“改革”，搬演的不过是数字化、定量化，硬性责成大学教授使用“胖胖”、申报项目、考核普通话的闹剧，全部是依据行政权力“如何便于管理”而策定的框框，反倒湮没了纯粹求知的冲动与探索真理的主体意志。正如杨东平教授所言，它使教授们陷入条文、表格、检查、评估的灾难之中，恰如昔日的政治运动。——教育行政主观部门，你们什么时候能够不再扰民呢？特别是大学载负着额外的“意识形态期待”，导致基于动辄得咎的恐惧或顾忌而来的心灵窒碍，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苍白，创发能力低下。

　　大学的产品是学生，而学生毕业后能否担当得起现代公民的职责，不是三、五年即可显现出来的，通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一、两代人才能表现出来。高等教育的这种迟效性，使得现在的教育主管部门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为“我们在办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而沾沾自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国际交往程度愈发频密，担负的国际责任和遭遇的国际冲击机率的增加，中国在思想创发、伦理智慧、道德理想、社会资本，以及关于营建理想而惬意的全球人间秩序的创造性构想，关于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的阐发等等软实力方面的短缺，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软实力的提升，要靠作为知识、学术和思想的发动机的大学来促成。——教育是国家战略，其义在此。我想，这是一个急迫而严重的问题，必须引起整个学术思想界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问：请您具体谈谈软实力的差距。

　　答：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大学排行榜来衡估我国高等教育的话，也许还可以聊以自慰。毕竟，以仅仅2％ 左右GDP的微量投入，而在世界大学排名中跻入二百之列，已属不易。事实上，这十余年间中国高校在国际性杂志上的发文数量日渐提升，教育规模空前扩大，“海归”日增，美丽与丑陋的大楼接连拔地而起。——我很看重大学有无庄重美丽的大楼与小楼，没有大楼与小楼，就没有大师与小师。这恰恰是一些动不动就批评北大清华，

　　瞎嚷嚷的“愤青”“愤中”们不明所以之处。凡此均为高校同仁，发愿起力，励精图治的结果。但是，即便如此，所有这一切也都属于外延方面。至于近十年间遍地开花的大学城，视大学如盛装学生的仓库，使校园若经济开发区，布局、设计与建筑，多无可取之处，不少粗鄙不堪，势利透顶，则又另当别论了。

　　我前面所说的“差距扩大”，是指在高等教育的理念和体制方面，在大学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价值世界的看护者，作为具有自尊与独立个性的思想源泉等等定位和作用方面，不是在提升，相反，却日渐式微。在行政化与市场化、国家功利主义与就业功利主义的多重夹击之下，其逐渐式微，实在也是背乎期望，却不出意料的了。

　　率先迈入现代社会的国族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大学不仅是知识创发的中心，而且一定要承担起作为具有自尊的独立单元的精神示范作用。作为自由精神的堡垒，大学是与世俗社会相对的价值世界的守护者。而恰恰是在这些构成大学品质的最主要精神领域与体制安排上，我们的大学是在式微，而不是在改善。而且，即便当我们说诸如发文数量上升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注意到，这些论文主要是理工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些涉关国家软实力的领域，恰恰疲软而苍白。即便是理工科论文，也多为应用性成果，真正探索未知世界的原创性成果，微乎其微。当然，这并非是以所谓“国际性”杂志的发文数量来要求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法学研究。人文与法学多半具有特定文明的问题意识和场域性进路，概难通约，岂能以这种单一标准衡之？更何况，为了在“国际性”杂志上发文便放弃汉语言说，其本身即属自我背反了。毕竟，当今之世，所谓“国际性”，其实是西方性，多数时候就是英语性和美国性。

　　这里有个颇有意思的现象，仅就法学界情形来看，类如什么社科项目之类名目下的出品，绝大多数属于三流、不入流之作，近年一些同仁以外文在海外期刊发文，其实多半属于通俗介绍性质，内行一看便知，兀自矜夸，只会令人喷饭。

　　问：高等教育如何突破这三重困境？

　　答：不妨参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让大学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多元化，以此多元化引燃社会的教育热情，解放社会的教育能力。换言之，在国家投入严重不足，而社会需要旺盛的今天，应该允许、扶植和引导私立大学发展。现在的“民办大学”无文凭颁授权，“妾身未明”，迹近残疾，尴尬异常。而所谓的“二级学院”，缺乏主体资格，前景不明，后期投入不足，发展乏力。凡此体制桎梏，均不利于激发社会的投入热情，阻遏了社会教育资源的涌发。

　　以中国人口之众，受教育人口之多，国家一方面要垄断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又能提供充沛而有效的高等教育体系，实在是勉为其难，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在目前的体制下，不少高校承受着高额贷款造成的财政危机等等压力，单靠大学自身很难克服。一部分高校连贷款也没门，只能硬挺。而高校之所以高额举债，实为应对扩招的不得已。国家要求扩招，却无相应经费投入，作为公立大学，当然只能靠银行吃饭了。在此情形下，允许私营资本进入高等教育，替国家分忧解难，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应该说是一种可欲的方法。中国现代大学体制发轫之际，私立大学曾有良好表现，创造了象老复旦这样的典范。今日复兴“私学”，以为国民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于国于民于学全利而无害，何乐而不为呢？

　　另外，要允许外资进入高等教育，通过独资或者合资的方式，“内引外联”，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和统一教育体系辖制下，形成新的高教空间，促进国内大学的发展。已经运行的中欧商学院和即将“投产”的中欧法学院，为此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模式。对于公立大学，国家要有选择的保留若干所最具实力的加大扶持，而将小型的地方性院校，经由改制，转换成私立大学。否则，在中国这样一个尚未臻达发达之境的国家，政府独力支撑一千七百多所大学，实在是力所不逮，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胖子拖瘦，瘦子拖死，大家一起丧失创发能力，剩几个集装箱专家和教“毛概”的在那儿忙活吧。

　　知识分子应有士志于道的担道精神

　　问： 您认为在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应怎样做？

　　答：除去“文革”这种极其罕见的例外，中国一脉相承的教义是将老师的职责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现在对此定位似乎已然有所修正。例如，过去评价某某，辄谓“经师”“人师”，意谓“教书”的同时还“育人”。而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经师”，而非“人师”，即在所谓的“教书育人”上淡化后者。然而，就教育的本质而言，“育人”恰恰是最重要的，比传授知识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大学教授雅不愿“育人”，不是源于自我定位错乱，实在是对于将教育者置于卑微屈从地位的行政化体制心存抵触，也不得不然。——作为一个需要时刻接受“管理”甚至“教育”的人，教育者的主体性不再，他怎么可能面对学子，凛然秉具“教士”般担当呢？！在这方面，需要三思的更多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有权有势、高高在上的行政管理者们。

　　我过去常常说，法学家是法律的良心，就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想，不管教授在大学体制的总体配置中实际位居何处，今天都还应该秉承这个担当，不能因为“行政化”与世俗社会的种种冲击而放弃这一最后的职守。一句话，庄敬自强，士志于道，其实不是大道理，而是劳动分工使然。——“在哪座山就要唱哪个调”，否则要我们混什么？！

　　问：知识分子如何保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呢？

　　答：历史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西方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独立地位的获得，不仅靠外在的自觉承认，同时还要靠自己的积极抗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美国曾经发生过多起干涉大学学术自由的案件，如1952年的Adler 案，1954年的Sweezy 案，1962年的Keyishian 案。最高法院有关于此的判例，今天读来，恍如身在中世纪。其间，知识分子依法恃理的自我抗争，整个社会的理解与同情，至关重要。所以，一方面是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自身须奋力抗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沛然复兴，要求中国在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之际同时启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改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高校是唯一未受根本性触动的“巨型国营单位”。在此情形下，高度行政化的高校建制本身，就是对于诸如教授治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学生自治这类大学主体性理念的根本性否定。由于中国目前高度的行政化体制安排，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包括一些大学教授，普遍出现一种鸵鸟心态：以不参与、消极退避来求得一己之安。其所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就是，以消极作为反抗。——“不跟你玩了”，洒家吃喝玩乐去，随你瞎弄吧，其实也是一种抗争。以鸵鸟心态对待困境，最终必将彻底颠覆大学作为知识公民安身立命的家园这一传统。如此这般，大学失却了向心力、凝聚力，大家失去了为了更加美好的共同精神家园而奋斗的意愿，岂不一起“玩完”。

　　问：您怎么看学术腐败？

　　答：一个基本看法是，学术腐败可能未必如媒体报道的那般汹涌澎湃，但也不像文过饰非者遮掩的那么少。而就危害程度来说，我相信首先不是教授造假或者学生抄袭。他本事再大，能蹦达到哪里去。毕竟，腐败以权力为前提。但是，行政僭篡学术、政治凌驾思想这一整体性和根本性腐败，可就祸莫大焉。例如，大而言之，凭藉权力独握真理标准而扭曲学术良知的错乱评价体系，逼良为娼式的“本科教学评估”，行政部门对于科研经费和学术荣誉制颁权的垄断，等等；小而言之，官员“捞取”学位与教职，在论著上“挂名”，利用权力获取项目，而后交给打工的教授炮制，等等。待到东窗事发，所有权人入禀法院，混帐法庭却又受命瞎判，颠倒黑白，无异于为三只手张目，其害则及于天下矣。这些，才是令人伤神而致命的。

　　想一想吧。大学校园里降临了一个官爷，年纪轻轻的小官爷，则全校“跼高天，蹐厚地”，鸟惊鱼骇，气消胆夺，一派肃杀。保安和便衣横道而立，阻拦往来师生，大声喝曰“今天有首长来视察”。“首长”一时兴来，体恤下情，往访学生食堂，“为了维护秩序”，立刻封锁大门，师生只好干等挨饿。其所昭示的尊卑体系，其所演绎的荣辱观念，再愚钝之人，也心知肚明。当此情境，你说我们这些教书匠怎么教育孩子们，又如何说服我们自己。老友一度出长某校科研处，后来不干了，告谓“太受刺激”。其例如某次来了“上面”分管科研立项的年轻处长，学校出面陪同的三位教授，年龄总和150岁，是他的五倍，却只能小心翼翼，生怕这小处长崽子不高兴。大学教授卑微，一至若此，体制的造化也。

　　不从根本上变革这一切，听凭大盗横行，只抓几个文章小偷，并由此对整个知识界进行道德挞伐，除了转移视线，管俅用。

　　问：现在学生论文造假现象也很严重。

　　答：这又牵扯到中国大学体制的一个问题。现在是严进宽出，而就培养人才来说，毋宁宽进严出。所谓“严出”不是动辄不许毕业，而是严格考核，并给你多次机会，但要求你诚实对待。

　　举个例子，大学规定如果四门课不及格，即便补考及格，也拿不到学位。这就不对了。而一门课不及格给你一次补考机会，倘若再不及格，然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更错了。如果某位同学第一年不及格，第二年第三年连考四年、五年，最后通过了，应该祝贺他。这相当于一名马拉松选手，虽然比赛时摔伤了，却坚持跑到最后，我们不是还给他鼓掌吗？教育也应该这样：给人机会。现在学生两次不过就让他休学，这是赶尽杀绝政策，这就逼得学生做假。当然，造假的多半不是这样逼出来的。

　　问：针对这些现象，我们的社会应如何做？

　　答：每个国族都需要有自己的大脑与心灵。不仅在于梳理文明记忆，审视当下生存境况，而且在于烛照前路，未雨绸缪。通常所谓的“知识分子”，即供役于此，而蔚为民族的大脑与心灵。就今日中国而言，欲恪此任，知识界必需具备自尊人格与受尊氛围，而这非唯提高经济收入即可一蹴而就，万事大吉。最低限度而言，整个社会对于知识与知识者的独立品格、思想自由的尊重，知识界本身以庄敬自强立身，政治权力恪守自己的边界，信守不干涉承诺，将大学还给大学，均为必备条件。特别是后者，事关大学完整性。而恰恰在此，我们彼此都欠缺得很。

　　大学作为自治的独立单元，相对于世俗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知识中心与精神堡垒，其主体性的丧失，其人格与精神的侏儒化，其创造热情的苍白疲弱，必然导致学术腐败屡禁不止。在今天的中国，如何随着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提高，而建设一种尊重、承认并且维护大学的独立品性，形成秉持知识分子良心发言的社会机制与氛围，同样是当务之急。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大脑与心灵，即丧失了与政治国家和世俗社会三足鼎立并存的知识分子集团，是不健全的，可能也是可怕的。

　　（本文是《科学时报•大学周刊》记者访谈的节选，原题为《法学教育、大学精神与学术的人道意义》